《山月记》是一部由日本作家中岛敦著作的小说，相信很多网友都看过这本书，大家看完都有怎样的想法呢？下面就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同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和太宰治等声名斐然的同时代日本作家相比，至少在中国，中岛敦显得实在太过于小众。
并不是说中岛敦的作品不够优秀，相反，他在《山月记》展现出的才华与任一位同代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唯一的原因大概是中岛敦与主流文坛的大相径庭以及初登文坛那年中岛敦就因病逝世吧。
我曾接触到《山月记》传播最为广泛的段落，彼时产生的那种被人看穿的奇异感觉，让我惊叹于中岛敦对心理精确的认知与精准的刻画。
只是我不曾预料到，《山月记》仅仅是一篇篇幅10页左右的短篇小说，而《山月记》一书则是中岛敦的作品集，共收录中岛敦六部短篇、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
这九部作品，大多取材或改编于原有的典故、传说或者人物经历，但在经过中岛敦对人物和情节的再加工之后，故事却更显圆润丰满。中岛敦的“再加工”更像是熟读故事后对人物进行的重新探索。
而这种对人物的重新探索，尤以《山月记》和《李陵》为最佳。
《山月记》改编自唐代小说《人虎传》，只不过在两部作品里，李徴化虎的原因却全然不同。
《人虎传》中的李徴，是皇族之子，留恋仕途却恃才傲物、不满俗吏，致使自己仕途受阻，在郁郁不得志中最终发狂。而李徴与寡妇苟合之后杀人放火，致使寡妇一家数口葬身火海，这种因果报应则变成李徴化虎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山月记》中的李徴却是在自卑与自负两种极端的性格不断拗折中化为异物。他素有才名、自视甚高，他的自负让他不屑官场曲意逢迎，只想凭借诗名流传千古。但他同时又过于自卑，他不敢在诗道一途求师访友、精雕细琢，因为害怕发现自己才华不足，结果导致自己挑不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不得已再次入仕为官却发现先前自己瞧不起的同僚早已身居高位。这种失意和苦闷，更进一步加大李徴“懦弱的自尊心与自大的羞耻心”，孤独无处诉说，只能对月咆哮，主人逐渐被内心的野兽所驯化。
而这种人性的逐渐丧失，《山月记》要比《人虎传》体现地更为透彻。《山月记》里，李徴化虎后向友人托付后事时，比起濒临饥寒的妻儿，更关心微不足道的诗业，人性被自私的兽性所压制，进一步深化了李徴的悲剧。
如果说《山月记》通过描写李徴的郁郁不得志来映射中岛敦对战时日本文人自我怀疑的反思。那么《李陵》就通过把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的故事，以李陵为中心相互纠缠，来反思中岛敦对自我存在的怀疑。
中岛敦故事中的李陵不同于历史上那个主动投降的李陵，在中岛敦的故事里，李陵以少击多、血战不降，甚至被俘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自杀或者借机刺杀单于。
也正因为这种对祖国的忠诚，李陵和因为李陵辩解而获腐刑的司马迁的悲剧就更加不幸、更加值得同情。
假意投降的李陵却不被汉武帝所理解，汉武帝暴怒之下对李陵的家人采取的暴行致使李陵接受了匈奴给予的友情和地位。
但李陵对祖国的忠诚却使他在匈奴的土地陷入深深的角色冲突。他把自己的不幸完全归结于自身，这种角色冲突在李陵见到北地牧羊的苏武后进一步加剧，甚至落入“苏武是义人，自己是卖国奴”这种纯粹的自我阴暗怀疑中。
而中岛敦在《李陵》中塑造的司马迁同样与史实与较大的出入。根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自述，他书写《史记》是向死而生，是扼住命运的咽喉。
但在中岛敦笔下，司马迁在遭受腐刑之后就同李陵一般陷入自我怀疑，甚至将遭受腐刑归因到“我活在世上，便是唯一的错处”。
这种状态下的司马迁，生存的唯一价值就是编写一部史无前例的史书，中岛敦笔下的司马迁在遭受腐刑那一刻已经死去，活着的只不过是一部为修史而存在的无意识的机器罢了。《史记》成书不久后，司马迁也去世了。
《李陵》的两个悲剧角色，都把悲剧的原因归咎于自身而陷入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怀疑，并在这种自我怀疑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中岛敦在《李陵》中借司马迁之口表达对史书的不满：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所以在中岛敦的作品中，对角色心理精准的刻画随处可见。
这就使中岛敦的作品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对已存在的故事进行再加工，却赋予故事角色更为鲜明的特征，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写，会让读者误认为——这就是角色的独白，浑然忘记中岛敦才是故事的作者。
大概这就是独属于中岛敦的梦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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