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中写魏晋风度时会用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叹服之余又会想，什么是魏晋风度？

说起魏晋风度，鲁迅曾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写道“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一代。”文学的自觉时代，指的是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成为了个人的行为，以抒发个人生活的体验和感情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个动乱与分裂的时代，这段时期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可多达几十个，差异与融合是其特点，分裂割据下的地域文化各有特点，儒道佛三教合一和民族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群名士出现了。他们白衣翩翩，飘然高逸，放浪形骸，他们素手执琴，崇尚隐逸，超凡脱俗。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老庄之学、清谈、丝竹、酒和药。名士其中有人入仕为官，也有人隐逸山林。有人说魏晋时期的隐士是消极避世的，但入仕为官者又高洁到哪去？当时的曹魏王朝政治局势十分险恶，士人的生活危机重重以致难以自处，面对日益强盛、专权乱权的司马氏集团，他们无法与之对抗，保持名节还是为了富贵苟且求饶？隐士们选择了消极反抗。他们不是《儒林外史》麻木冷漠的官吏，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他们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不愿染上一身官场的污浊，加之十分鄙视司马氏父子的丑恶行径，他们只好以文人的方式反击。

众所周知，“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是赫赫有名的名士。但其实一代英雄曹操也是文武并施的人才。作为政治家，他是三国鼎立中的魏主，他“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作为文学家，他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悲凉慷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求贤若渴。他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华局面，其子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无一不印证了这曹氏父子的文采斐然。

“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嵇康，可谓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这样一位放荡不羁的美男子，又有不附和不庸俗的真性情，加上他非凡的才华，宁打铁也不愿在司马昭底下讨生活的节气，如何能不引人注目？他给好友写的绝交书肆意潇洒，就连临死赴刑之前也风度不改。据《晋书·嵇康传》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康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常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之死，让人怅然痛惜，但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风度。嵇康的诗如其人，傲视世俗，锋芒毕露。他在《游仙诗》中的“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还有《五言诗三首》中的“俗人不可亲，松乔可近邻。”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隐是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陶渊明。他是那么地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他是那么地安贫乐道，崇尚自然。与嵇康虽处山林却心系朝廷，时不时就明里暗里讽刺司马氏不同，陶渊明好像完全脱离了俗世。他就像一条泾渭分明的界，划走了丑恶污浊，留下了真实干净。他的诗没有华丽浓厚的渲染，只是信手拈来的浑然天成，就如他的心思一般澄净。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人，还有何晏、张华、左思、潘安、陆机、郭璞、王羲之……这些人都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名士，看他们背后的故事，培养一下诗情抑或是了解一下历史，都很不错。若是用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来形容这些名士，也有三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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