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是一本由[匈牙利]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6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一)：【转载】季风书讯：集权制度的伴生物，一个开始自我进化的“怪物”

文/严搏非

对于东欧作家的译介，一直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份小众的却始终坚持着的事业，其中也有成为畅销书的，如昆德拉。花城出版社从90年代就开始做这件事，最近几年又重拾心情，“蓝色东欧”的系列已经很可观，好像已经出到了第三辑。我所在的三辉也陆续地出过一些，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的三卷加上一本他以流亡者在美国生活的自述小说《巢》，南斯拉夫作家契斯的三卷，以及，一部讲述三位伟大的东欧知识者的理论著作《欧洲精神》。在这部《欧洲精神》中，作者断言，真正的欧洲精神，不在西方，而在那个不断地经历苦难、压制，却仍不懈怠地坚持自由人性的东欧，在那些伟大的东欧异议者身上，才真正保留着重建新欧洲的精神基石。而本周上架的这本《天鹅绒监狱》，一位匈牙利作家1986年的作品，则是三辉和中央编译合作贡献的最新的一本。

但这些作品似乎大多都没有得到过想象中应得的反应，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朋友之间一些私下的读书会还会专门讨论昆德拉，但就在前年，当米沃什那本《被禁锢的头脑》终于出版之后，竟已经看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我倒是在那年出版的托尼·朱特的《记忆小屋》中读到了一段朱特对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的评论，那年夏天，我将朱特的评论写进了这份没有多少人看的书讯编后中：

《被禁锢的头脑》在国内已经出版了3个多月了，很少见到评论，但这还罢了，问题是国内的那么多知识分子，竟并无几个真正去读并读懂了且感到羞愧的。托尼评论说：“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知识界的诱惑方面，迄今没有一本书比它（《被禁锢的头脑》）更深刻、更经得起推敲的”。难道国内的知识界竟真已全面地被内在地诱惑和驯服，不再有自身分裂的感受了吗？或者，就如《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将分裂的人格内化于心，“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托尼对《禁锢的头脑》的这节评论，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评论。

《天鹅绒监狱》的命运也许也还是这样，无论我们与东欧曾经的生活多么相近，他们的批判还是很难成为我们的经验，也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天鹅绒监狱》就直接地成为我们自身的生活样态。

《天鹅绒监狱》描绘了所有的集权体制下必不可少的一项伴生物“审查制度”，但在后极权时代，这项制度已经不像它的早期，在一套坚硬的理论体系下由一群信仰者所执行的进行精神清理的思想“牛棚”，而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开始自我进化的社会系统（怪物），它开始自我发展、自我体系化，开始自我同化和自我歌唱，它将犬儒变成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因为它承认了现实的复杂性而到达了政治成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嘲讽地说：“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这就是“天鹅绒监狱”，将异议者变成佞臣，然后与僭主同欢，而且，普遍化。

2012年4月，Timothy Cheek将这本书推荐给我，他推荐给我时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这本书突然让他明白，他一向以为存在的“公共空间”，在这类体制下只是一种“伪空间”，但Cheek不知道的却是，这个空间其实还不止是“伪”的，它很可能还是一个能帮助体制缓冲危机的“有效空间”，尽管这些所谓的空间一旦坍塌，往往也只是一夜之间。那年9月，我们获得了版权。但这本小册子并不好译，第一位翻译失败了，其时我的同事们在东方历史评论上发现了此书的一部分译文，这份译文很好，晓畅且充满张力，现在的这本书就是用的这位译者的译文，谢谢她了！希望这份反讽的东欧经验，有多一些人注意。

原载于http://site.douban.com/jfbooksclub/widget/notes/14304959/note/522750641/？qq-pf-to=pcqq.c2c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二)：从异己到同谋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这是《天鹅绒监狱》扉页上所引的一段话，是本书作者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书中所言。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匈牙利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其文学经历横跨了东欧整个冷战时期的历史。《天鹅绒监狱》是一部讨论艺术创作自由的书籍，从书的副题即可得知其所论述的主旨：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米克洛什在书中纵论了东欧极权体制下，艺术是如何被扼杀至死的。他讨论了东欧艺术与出版审查制度，剖析了这种制度的运行模式。

当然，尽管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对于现实也有着强烈的参照作用。但如果米克洛什止步于此，那么他的这本书也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客气地说，他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将那样的问题阐释得很清楚，而且如此一个混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绝非一本小册子所能解决。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审查似乎成为一个热门词，它无处不在，甚至在世界许多国家，只要是出版的文字，每个字都会经过审查。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此书的贡献在于，他观察到了东欧国家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他将这一现象取了一个相当传神的名字，即是此书的书名：天鹅绒监狱。

苏联及东欧的文艺环境，自打如此生态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其沉闷而又草木皆兵的肃杀气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以赛亚·柏林所写的《苏联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其内心的苦闷；从索尔仁尼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笼罩于知识分子头上古拉格群岛的凛冽寒风；从曼德斯塔姆夫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对恐惧的颤栗中走向死亡……在那样的体制之下，艺术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艺术家的思想被钳制，艺术成为政治的奴仆。

米克洛什则看到了另外的一面。他在本书中指出，“审查的美学有两种理想模式——一种可称为斯大林主义，另一种可称为后斯大林主义。”在整个苏东时期，艺术创作及知识分子生活，以斯大林去世作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政策之下，一是后斯大林时期的相对温和状态。前阶段是以严格的政治审查为主，艺术家被视为政权的异己者，是人民的敌人。而在后一阶段，则是以自我审查为主，艺术家们已经被收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前者是寒风凛冽的古拉格，后者就是天鹅绒般温暖的监狱。

作为一种崇尚极权的体制，思想自由是其最大的敌人。人们能够自由地思考，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极大的威胁。自由的思想是经由媒体与书籍传播的，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审查成为必然。什么样的思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样的说法是异端邪说，都必须借由审查制度加以甄别出来，将危险的思想扼杀于萌芽之中，以消除其对现实的危害。

这样的审查在东欧是极其严厉的。最初的审查是在战争的名义之下，以着军事管制的手段进行的，即是枪杆子胁迫之下严管着笔杆子。此过程充满着血腥，其目的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不仅是思想上的清除，甚至是身体上的毁灭。斯大林体制之下，这样的牺牲者不少，契卡的枪下倒下了一批批的冤魂，而古拉格群岛也收容了不少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则在瑟瑟寒风之下噤声。前者如曼德斯塔姆，后者如索尔仁尼琴，大多数人如阿赫玛托娃。

这其实是在向所有的思想者与写作者示警：要么屈服，要么归顺。在着力培养着自己代言人的同时，也在招降纳叛，为缴械投降者提供着尊崇的地位与舒适的生活。当然，这是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事。在此一时期，枪杆子不像前个时期，可以在战争的名义下公开亮出，而是隐藏在其后。文字审查当然还得进行，只不过大多由这些归顺者来执行。这些归顺者现在大多身居高位，雄霸着思想界文艺界及学术界的领导职位，他们制定着思想的律令，并在其管制的领域实行严格的审查。

这种审查甚至严过了前一时期，因为这些归顺者以前就是写作者，他们比持枪的人更懂得文章的言下之意；同时，由于他们缺少政治决策者的自信，同时也匮乏政治决策者的信息，因此对其所审查的作品，采取一种宁可错杀亦不可放过的态度，因此审查更为严苛。同时，将所有的写作者纳入其体制之内，由国家供养起来，无论写作与否均奉以厚禄，或赋予虚名，让其沉醉其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以前所敌视制度的同路人。

在如此温软舒适的牢狱中呆久了，也就习惯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他们独特语言，举止谈吐之间，与官僚毫无二致。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体制，对于外面世界已经失去了感知的能力，更加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只是更加唯唯诺诺，生怕失去眼前舒适的地位。哈拉兹蒂语带讥诮地说：“国家的荫护可谓‘从摇篮到坟墓’。艺术家从学习阶段直至退休，甚至最后的官方葬礼都蒙泽于这场文化解放。”想想现实的情况，哈氏的论断倒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在将监狱天鹅绒化的过程中，异己变成了同谋，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利益的中介则是国家。由是，双方的行为都骤然变得高大起来。“由于艺术工作者们已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国家因此变得有能力驯化艺术家。”国家在审查之中，逐渐退居幕后，重点在管人，具体的审查事务，则由这些被审查者自行审查。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早已吓坏了他们，而现在天鹅绒般舒适的生活，又让他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他们的自审标准更高。高压线高高在上，他们却匍匐前行。

艺术家们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会积极地向着组织靠拢，自觉地检查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思想的纯洁性，不让其与标准意识形态有丝毫的罅隙。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成为思想的同路人。“其最佳状态不是源于国家美学的需求，而是艺术家们努力让国家相信他们的作品是可接受的、合宜的。”这样，异端的思想和与主流不相符的艺术形式，逐渐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同时，积极的靠拢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也可以在这条审查链条中占据优势，可以利用审查的地位，先行灭掉自己的竞争者，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因此，在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可以很轻松地宣布，他们没有审查制度。控制住人就控制住一切。而想要监狱装上天鹅绒，则需要让自我审查变成潜意识的行为。“审查制度的存在，最终基于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持久的共同利益。”只有如米克洛什般经历了这样的审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从受审查者到审查者，从被动接受审查到头脑中自我审查，从异己者变成同谋者，这确实是东欧后斯大林时期文艺管控的一个最大特征，也是其最大成就。

对于这种天鹅绒监狱，中国有个词也非常形象，叫“金丝鸟笼”。金子编成的笼子，豪华无比，且米食饮水，一应俱全。笼子可大可小，全凭主人高兴，因此也有了较为自由的空间。可惜的是，在这样的温软舒适的监狱里，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东欧二战之后整个文艺界与思想界的沉闷与死气沉沉，与这个天鹅绒监狱政策是有着极大关系的。

在本书的前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哈拉兹蒂的噩梦很简单：如果国家社会主义不断扩张，每一种异议都被邀请入伙，哪里还能有怀疑的声音？”这是一种最令人绝望的情形，只不过所有异议并非都是受邀入伙的。这毕竟是监狱，虽然是天鹅绒做成的，强制仍然存在，只是显得隐性一些而已。当然还有许多人是受诱惑，是受天鹅绒的诱惑。在没有选择的情形之下，即便是监狱，也铺着天鹅绒，人们愿意窒息在那种舒适与温软之中。

确实，在柔软的天鹅绒般的监狱里，怎么会有异议？有的都是共同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名之于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唱着赞歌，人民本身也在赞歌的吟唱之中迷失了心灵，也失去了对于自由的向往。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三)：審查的究極進化

極權制度下的東歐常被作為現實的隱喻。縱然自第三波民主潮至今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東歐各國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自由民主的轉型，然而，極權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更隨著大國崛起而愈臻無解。

幸運的是，當年東歐高牆下的自由之聲相繼被譯作中文，進入了古老的帝國。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的小書《天鵝絨監獄》就在這個冬天出版了。

「這本不厚的小書描寫了東歐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社會文化生態和文藝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對於我們了解冷戰結束前的東歐及其文化觀念相當有價值。作者在書中也以種種或直接或曲折的敘述表達了他對東歐社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明顯地帶有作者的右翼立場，其中的大部份都是我們所不同意的。然而，此書在文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依舊有相當價值，值得推薦給研究者。」書的出版說明如此道。

換言之，此書的出版是作為一份史料，記載冷戰末期東歐的社會狀況，以史為鑑，吸取共產體制失敗之教訓是也。而且，此書又在豎靶子，提供了一個右翼知識份子的範例，為如何判別敵我作出一個清晰的示範。

「然而，」所謂欲揚先抑，出版的真正意圖在最後的一句才點明。此書有重要的文學和社會學意義，確如所言。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社會的意義。此書不單值得推薦給研究者，也值得推薦給有心人，那些堅守著良心的人。

作者米克洛什·哈拉茲蒂是匈牙利當代的重要作家，除卻作家，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匈牙利民主與自由出版運動的領軍人。《天鵝絨監獄》就是他挑戰審查文化的一部精彩而深刻的政論隨筆。

「審查制度」，即是哈拉茲蒂在書中處理的核心問題。衆所周知，作者生活的匈牙利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環境較為寬鬆的國度。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卡達爾上臺執政，實行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改革，措施歸結就是「放權」二字，放鬆控制，適度自由。這就使得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體制與蘇聯的斯大林體制產生差異，顯得更溫和，或者是更「自由」。但我們要保持清醒，溫和的極權主義依然是極權主義；「自由的」極權主義顯然也是非自由的。顯然，作為極權體制的關鍵環節──審查制度，不過也是披著「自由」的外衣，行著極權的勾當罷了。

從根本而言，「審查」與「自由」絕不相容。所謂的「自由」，以其消極面向而言，指的是不受外在障礙。「審查」從來就是作為障礙而存在：限制創作意圖、限制表達形式、限制思想傾向──總而言之，限制自由。同樣地，就算以自由積極的面向審視「審查」，也會得出「非自由」的結論：自由的積極面向是指主體能夠主動地實現自身目標，「審查」的出現會妨礙能動的主體，以強力制止主體的行動。「審查」本質上是一種暴力，是針對思想的壓迫，就算怎樣變換形式，貼上怎樣的標籤，依然改變不了非自由的本性。

實際上，審查的放鬆意味著審查制度的邪惡進化──審查制度成了藝術的一部份，哈拉茲蒂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

審查制度的初級階段也是它最為粗暴的階段。審查者用強制的手段整肅一切威脅自身存在的文化。這種整肅沒有預兆，沒有理由，不確定性造成的恐慌，極權力量的凶惡，致使文藝界陷入噤聲之境，處處謹慎，為了免遭禍害，只好壓抑思想的鋒芒。但正如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壓迫越強，反抗越烈。粗暴的審查制度在施展權力之時，也為其覆滅埋下禍根。

審查制度尋求改變的一個表現是確定禁區。無論如何，極權國家自身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因而審查行為也不可能全方位地介入文化圈，它只會針對對它危險最深的話題，斬草除根。當整肅行為集中地針對某些主題、領域，敏感的文藝工作者就自覺地以之為禁忌，形成集體的沉默。如是，禁區被劃出，自我審查出現，審查制度實現了第一次進化。

自我審查是極權侵入內心領域后產下的惡卵，宛如癌細胞，無限繁殖，摧殘藝術的高潔精神。極權之下，文藝無時不在牢籠之中。只不過，以前，創作者是被極權者所禁錮；如今，創作者卻為自己建起一座監獄，收容良心。過程無疑是極度痛苦的，思想是人之天性，遭受外在與內心的雙重禁錮，良知的消失也意味著生命的枯竭──藝術奄奄一息，行將就木。

但極權不能讓藝術死去，極權需要藝術。需要注意的是，極權者眼中的審美沒有形而上的享受，只有功利的算計──維持政權。它需要藝術來滿足人民的需要，為人民提供單純的感官的快感。藝術之死是因為藝術敵不過癌細胞的侵蝕，假如藝術成為癌細胞，藝術就獲得了「新生」──預示著藝術獨立精神的蕩然無存。當審查成為藝術，審查制度完成了終極進化。

哈拉茲蒂諷刺地將這種狀態描述為「藝術的解放」。此時，藝術成為權力的一種，藝術家獲得了官僚的身份──御用文人，成為了「人民的藝術家」。成為藝術家再不是不確定的冒險，只要進入機構，遵守規則，必有出人頭地之日；藝術家不必畏懼藝術實驗的失敗，因為政權願意支持你的一切創作──它是你唯一的觀眾。換言之，藝術成為了完全的服務業，藝術家擁有一切「自由」──只需要你全心全意地充當極權的僕從。

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哈拉茲蒂描寫的「藝術家收容所」：

「流放貴族的莊園被重新裝修──雇來忍受，擰開暖氣，發出邀請函，反正貴族們付不起這些費用。這一刻歷史是公正的：藝術家們填滿了豪華的房間。重大的任務、緊迫的截稿期或響亮的名字都可能會影響到邀請的順序。不過，每一個登記在冊的御用藝術家都有機會輪上。儘管曾經潦倒的藝術家們擁有的私人別墅數量在攀升，藝術家收容所的受歡迎程度並未減輕。新兵和老手，輕歌劇作曲家和讚美詩作者間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空氣和睦，工作室、書桌、有關單位和同行的上流社會八卦（一個強烈又寧靜的創作氛圍所必需的元素）等待著我們。公園裡開著花，一池湖水為詩人備著，一塊供小說家思考的林間空地，還有如詩如畫的農家小屋。距離首都亦不算太遠。早餐被送進房間，午餐和晚飯則一塊兒吃。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連同和諧公社在這裡夢想成真。多少電影劇本在這鑲裝有護壁板的活動室里寫就！多少詩意的帝國在此建立！多少無處落腳的人們，他們了解自由幾分！不用為藝術家進了收容所擔心！」

完美的創作環境，藝術家的烏托邦！沒有經濟的顧慮，沒有藝術的分歧，沒有等級的排序──所有人都是極權者忠心的侍從，一視同仁。只是當如斯美妙的圖景浮現腦中，我總不寒而慄。

只是，當我從令我不安的聯想中迴歸現實，我卻沒有絲毫解脫感，而是更感窒息。潛藏在空氣中的無形之手扼著我的喉嚨，無法掙脫。

審查制度仍如影隨形，又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進化。審查不單單成為藝術，更成為生活。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四)：甜蜜的爱人吃了我--读《天鹅绒监狱》

狗儿吃了蛋糕，蛋糕吃了狗，

我吃了狗儿，甜蜜的爱人吃了我

这是陈升的专辑《我的小清新》里的一首歌，叫“雅米蛋糕店”，整张专辑唱法奇特，基本没调，我媳妇说老诗人被左小带坏了。可我却整整听了一年。

今年十一我去成都出于兴趣采访了一位写民国历史的作家，作家慷慨的分享了他对于写作的想法和为什么写民国的原因。我努力在他面前表现我对民国史的热衷，且极力买弄出一些市面上少见的史料和非普世的价值观。看到作家略显惊讶的表情我心满意足。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严重走神，直到采访结束。

他说其实作家分体制内外，他算体制外作家。同样写历史，体制内的作家写历史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坐拥大量史料，简单摘引整理即可成册出版，动辄某某合辑，一二十册。胡适全集、鲁迅全集等等有着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对于研究历史的态度没有那么热衷，以及对非正统的史料中出现的新观点、新角度常常不能接受。

而体制外作家没有限制，因为体制不允许将国内一手史料给体制外作家参考，因此他们对于史料的珍惜程度甚之又甚，因为收集资料的渠道没有限制，他们对于从庞杂的资料中汲取有效信息慎之又慎。所以这位作者经常可以标新立异，出版一些令学术界另眼相看的作品。但体制外作家也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单单从一个审查制度，就枪毙了无数题材，文章，作品。

如果他单说有审查制度，我不觉得惊讶，毕竟电影界还有个广电总局，以外科手术技术高超享誉全宇宙。但一年中电影能有几部，图书就不一样了，每年几万甚至更多图书涌入市场，审查起来的力度只能更甚。他说其实不让出版的类型无非就那么几类，在此不提，但他说在写书过程中甚至不能出现一些名词，而这些名词每年增增减减，无非就那么几个，几十年了，没怎么变过。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近些年所看到的所有史料、图书都是被阉割过的，不仅有无缘相见的观点，甚至有一些词汇、称呼、人名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不论我做何种努力都找不到我想看到的历史。他们做的天衣无缝，以至于他们让我相信我努力搜集的真相是正确的，而当我知道无论我看到多少锋利的词汇，刺眼的赤色都是经过审查后，制度让我看到的结果，当我觉得我找到了那个所谓的真相，得意于比一般读者知道的更多，和别人高谈阔论，看他们脸上因为被驯服和无知而流露出的惊讶，而我却沾沾自喜地躺在审查制度为我编织的温柔乡里，浑然不知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努力挖掘的过程和挖掘出的结果不比那些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更有价值的时候，我不仅仅是失望，简直有些绝望，逃不掉的。

而刚刚看完的这本书，将我的绝望推到锋利的尖刀上。他不仅仅探讨作家和文学创作，更将创作高度延伸到整个艺术。这本书是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小书《天鹅绒监狱》，之所以称之为小书，因为他只有160页，这还包括4页的编者后记。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

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提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这是书中中文版序言的一句话，想象一下，这已经不是审查制度单方面控制言论的行为了，他找到了既臣服于它，又让我们相信那些接近上帝的帮手，艺术家作为帮凶了。他们现场为我们直播在审查制度下艺术诞生的种种奇迹，让我们既感慨艺术家的鬼斧神工又感谢审查制度的大慈大悲，好让我们相信，或者说引导我们相信，这才是真的艺术，红布下的艺术。

这些审查制度唯一存在理由就是，艺术只能表现权力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真理。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事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真相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

没的选，那不是可有可无的二选一，那是像小学课本的集体意淫：天是蓝的，地是圆的，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们是祖国的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那是2分的选词填空，四个选项里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不叫选择，那是没的选的选择，你的选择值2分。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

所以你从小学舞蹈学美术，你放荡不羁爱自由，考进一所教艺术的学校，你看到学校的名字是前国家某位领导人题的字，你注意到艺术学校把艺术分门别类，电影艺术在教3，舞蹈艺术在教4，你注意到开学典礼上，校长、书记欢迎你们到学校来读艺术，希望你们在大学四年里，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学校、为国家赢得国际名誉。你刻苦学习学校为你准备的艺术课本，认真温习老师教你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你各门成绩优秀，可以保送研究生。年底学校组织汇报演出，校长和书记坐在观众席最显眼的位置，你们群策群力，为学校为祖国又多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但这不是你想要的，你厌倦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于是你斩荆棘，杀恶龙，用10年时间花费你所有的积蓄，背着摄像机，录制一部与现行题材都不相同，真实反映某地某人某事的不为人知却又暗黑的深刻的纪录片后，觉得自己已经脱离当代虚伪艺术领域，重新找回自我的时候，制度宣布，今年的某权威影展最佳纪录片奖项颁于你。颁奖台上，主持人提到你说：你的作品充分反映了我国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是此类影片的开山之作，此类问题已经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你颁奖的大领导用力握着你的手说：国家需要更多你这样的人才。你突然得到社会认可，邀约不断，片酬增加，跻身百大名人榜单，获得国际名誉。

这依然不是你想要的，你不耻于与这些虚伪假面齐名，毅然放弃繁华，走进深山，和你的艺术，你的村子生活在一起，自给自足，想忘记外面的世界。村长知道你的到来大喜过望，送来本地特产和一张聘书，希望你担任当地的小学老师，教孩子们知识，好让孩子们也学艺术，变得和你一样成功，做知名的艺术家。

逃不掉的。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很辛苦，每个字我都认识却很少能看懂他在说什么，他时而站在审查制度者的角度为审查制度极力辩护，又突然转身讽刺在审查制度下苟且的艺术。书中讲到审查制度已经在集权思想控制的社会中根深蒂固到不能撼动的地步，以至于你顺理成章的活在笼子里却全然不知有这么个笼子。

然后你告诉我，你傻呀，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你翻个墙越个狱，什么看不到啊，谁能拦得住你一颗求知的心？

记得《楚门的世界》里，当金.凯瑞在摄影棚里、既偷偷摸摸又众目睽睽划船找到了那画着蓝天白云的小门，向全世界挥手道别的时候，他以为他走出了那个笼子，可外面可能还有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把戏，更多的观众，更大的笼子在等着他。没人拦得住他的心，但却可以拦住他想寻找的目的地，山外有山啊。

为了让艺术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艺术家必须担当统治者的工具，他必须和审查制度一起为现行体制服务。是艺术选择了制度，还是制度选择了艺术，是我吃了审查制度下的艺术，还是这甜蜜的爱人吃了我？

我希望我想多了，毕竟一家之言，此书的角度实在深刻有趣，在此荐过。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五)：文化即审查：后极权时代的艺术家境遇

当柏拉图拒绝诗人进入理想国的时候，他一定是预见到了2000多年后的情形。诗人是有罪的，因为他既无法传达真理，又会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这被认为是柏拉图的偏见；但是人们注意到柏拉图刻意保留了颂神诗，认为他为了城邦的良好统治而不得已为之，所以又消除了这一偏见。就在这种偏见的产生和抵消之间，柏拉图的幽灵盘亘不去。中世纪教会制度的思想管控的原型无疑就是柏拉图本人，此后，柏拉图的幽灵又附着在斯大林身上，附着在每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及其领袖身上。而这一次附着在了社会主义匈牙利，只不过是双重附体，因为多了一个斯大林的幽灵。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充满勇气地站了出来，抵抗这个双重幽灵的联合统治，同时也骄傲地暗示着他自己并没有被这个邪恶的幽灵完全附体。“天鹅绒监狱”只是一个优美而残忍的比喻罢了，它不仅意味着后斯大林时代严肃的文化氛围，它也更多地意味着处在后斯大林时代的东欧艺术家群体的无奈，然而这种无奈却不是纯粹单纯的，一方面它的确是一种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觉的无奈。中文版《天鹅绒监狱》的“出版说明”认为，哈拉兹蒂在本书中带着明显的右翼立场。如果因为哈拉兹蒂不无嘲讽地批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国家，就将他说成是右翼分子，那么我完全可以对这个中文版的策划者以哈拉兹蒂的方式给予回击：这份“出版说明”正是对中国文化审查制度的某种明智的躲避，策划者意识到了这本书所将产生的负面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对出版社还是读者来说），所以特意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加了一份说明。策划者不会想到，恰恰是这份说明，反过来说明了他及其所在的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化审查的践行，如果没有这份说明，这本书的出版者是否会被请去“喝茶”也未可知。

天鹅绒监狱是一种无奈。一方面，后斯大林时代的东欧社会是一个禁忌的社会，文化艺术并没有相当的自由。实际上，在卡达尔上台执政之前，整个东欧的文学艺术都处在一个类似的境地。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始终将文艺视为对政治的服务，对艺术工作者提出了六条必须遵守的条件：艺术家的协同工作；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愿望和倾向要服从于人民艺术的共同利益；艺术创作的自由；健康的、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广泛地鼓励在艺术方面有天才的活动家；对祖国阵线的无限忠诚。虽然季米特洛夫并没有施行斯大林式的严格管控，但显然艺术表面上是自由的，根本上却是不自由的，如果不遵守以上六个条件，艺术家自然不会被官方认可，其出版物也会遭到禁止，从而新旧文化审查制度就几乎不存在什么区分。所以，哈拉兹蒂所针对的审查制度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得不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天鹅绒监狱又是一种自觉的无奈。艺术家们早已同化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中，成为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攀附国家权力机构，必须得到国家的承认，他们才能大行其道地名利双收。艺术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被认为在后斯大林时代丧失了批判社会的功能，成为意识形态的同谋或帮凶，鼓吹非艺术本体的价值观，已经无力传达任何除了同化思想以外的其他信息。艺术家一方面保有着所谓的清高和无上尊誉，一方面又按照国家方针从事违背本心的创作，除了歌功颂德，再无思想性可言。这又让人联想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样板文学和英雄人物书写，期间的绝大多数作家可以划归此类：“所有艺术都是表演艺术，国家才是真正的作者。”哈拉兹蒂的嘲讽表面上是针对东欧社会，也许含沙射影地指向了非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审查制度。从这个方面来看，文化审查便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威莅临，文化审查可以说也是自发的，自觉的，甚至是自愿的，正如媒介即信息，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创作即审查？

柏拉图有错吗？列宁有错吗？斯大林有错吗？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有错吗？同样的，每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文化行动？天鹅绒监狱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是先有监狱后有犯人，还是先有犯人后有监狱？不置可否。苏格拉底以超越常人的姿态过着一种经过考察的生活。彼考察非此考察。事实上，文化审查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及其制度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文化只有通过某种具体或非具体的审查、筛选，才可能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没有任何审查的文化和社会，是不存在的，是无法想象的，或许也是不值得过的：意义混乱无序，倒不如取消意义。因此，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审查。

总有艺术家想成为王尔德，成为劳伦斯，也总有人想成为查泰来夫人，成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六)：水缸依然是那个水缸

上世纪70年代东欧制度下，社会给予艺术劳动所得，文化成为公民一种公共设施，当然对文化的支持需要国家大量无法回本的支出，而国家对艺术唯一回馈给社会的要求，就是它的忠贞。这一所谓进步的审查制度，它不要求艺术家必须表现完美的社会，而只要求认可制度的永恒性。艺术家后期已经会进行自我审查，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因为艺术家已经被体制化，成为御用作家们，这体现了这制度不是由专横的命令决定，而是由合作的意愿所决定。在斯大林时期，身陷困境的他们，如同被主人愚蠢锁进水缸防止逃跑的鱼儿。后斯大林时期，主人愈发明智，鱼儿也愈发欢乐，尽管水缸依然是那个水缸。

因为有特定语境，阅读得很吃力，作者的态度隐含在文字间，需要不停自我思辨来理解。但终于明白作者所说的：我想描述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那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向下拽拉、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那所天鹅绒监狱。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七)：镜像里的中国

《天鹅绒监狱》讲述的是东欧极权制度下的审查美学，作者以反讽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御用文人的良心。身处21世纪的中国，我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高度相似。艺术家们自愿地进驻这座监狱，艺术被制度供养，文人成为专制的同盟，自由成为阻碍艺术繁荣的绊脚石。

“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

资本主义市场中，真正的艺术很难得到认可和欣赏。艺术家们以高傲的姿势，冷眼旁观，针砭时弊，每一刀都直指社会的弊病。而快速变化的市场并不关心艺术的纯粹价值，艺术家的思考在它看来如此可笑，因而它所提供的自由于艺术家们而言也很虚伪。市场条件下的艺术家们忍饥挨饿，“自由是边缘化的代价”“优质文化走不出贫民窟”。

而社会主义则像一位救世主，把艺术家们从贫民窟里救里出来。他有足够的资本去支持艺术家的创作，给艺术家提供市场，不让艺术再接受市场的羞辱。而它唯一的要求，只是艺术家的忠诚。只要不反对现行制度和官僚政治，艺术家可以畅所欲言。而在必要时刻，艺术家们必须宣誓忠诚。国有化不仅实现了艺术家们兼济天下的百年大梦，并赐予艺术家权力和和荣誉。充当打手的御用文人们不用再接受市场的侮辱，只要宣誓效忠，就可以进入权力中心，为所欲为。

“传统审查不复存在，艺术家已经学会了自我审查。”

在长期御用文化的教化下，艺术家们要么选择沉默，要么成为专制的合伙人。御用文人成为国家的打手，艺术成为专制的同盟。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审查制度使艺术家们学会自我审查。艺术作品在上架前都经过了自我审查，“才华和谨慎是诗人们的左膀右臂”，审查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们心中的“红线”，他们知道雷区在哪里，并小心翼翼地绕开。一旦国家意识到公众已习惯自我同化，艺术家们无力传达任何除同化思想之外的信息时，某种程度的放松才可能出现。即使笼子开着门，笼子里的鸟也会认为那只是虚假的幻像。

“才子才女的定义变为，天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教育的适应性。他不可以表现太多的原则，不可以与众不同。他的知识必须符合官方文化。政治上，他必须是中性的，起码不是狂热者，当然也不能天真疏远。只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特征时，他才能通过名额有限的考试。即便在学校，才华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创造力，它包括一个人对御用文化的认可。”

高考教育制造出来的机器人中，每一个都完成了文化的同质化。作为一个同样的机器，即使对官方文化有所不满，我也没有勇气去叫嚣，在写这样的一篇读后感时，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红线。可以说，我完成了对自己的审查，保证我输出的价值观里没有与官方文化相抵触的地方。我选择了逃离，在监狱的角落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生活是一种现实，艺术则是另一种现实。被唯物主义洗脑的我却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我不碰触，不思考，集权主义便不存在。

可，凛冬将至。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八)：有感

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他的《天鹅绒监狱》中以“御用作家”的口吻，反讽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的审查制度。阐述了进步的审查制度下，国家与艺术家间的共生关系，以及审查美学的思想。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依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艺术的存在仰赖人民的创造和购买，国家也并未对艺术家做出承诺,只是时不时地购买艺术，这就使艺术家们陷入孤独和贫穷，他们的每一天都具有不确定性:艺术今日还能否幸存？显然，艺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并不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成为一种昂贵的装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国家建立了新的审查制度使艺术家的这种困顿情况得到了大逆转，艺术家流浪式的生活被打破，他们被国家收养，不必忍饥挨饿，他们拥有了众多的欣赏者。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九)：乖，叔叔给你棒棒糖吃

原文链接：https://rsywx.net/wordpress/2016/09/24/be-nice-and-you-will-be-treated/

原文链接

这是我泰国旅游看书书评的第三篇。我看的是《天鹅绒监狱》。

这本薄薄的书讲述了一个真理：天鹅绒监狱是个美好的地方。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监狱之阴森恐怖不同，它那里窗明几净，舒适和谐，自由自在。只有一点和普通监狱相同：要想过得好，就要遵守规则。

也许有人会问，规则是什么呢？于是就会有一位老司机适时出现，谆谆地教诲你：不要问太多。多看多学就是了。

作为一个新人，你对此是感激涕零的，而且几乎是立即地将这段话作为你在天鹅绒监狱里立身处世的第一原则。

你是个聪明人，所以你很快就总结出了这么几点，而且通过你自己的实践加上和别人的交往，你还肯定了如下几点：

监狱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说的话就是法令，就是最高法则。

你试图从监狱长的话语（以及历史话语）中找出一个元规则——也就是在他昨天说A，今天说B，明天说C这样的言论中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规则。你就这个问题和更老的司机们——因为你也已经被人为是老司机了——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是发现结论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监狱长非常的“随机”（你很得意你用上了一个数学名词）。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超过70%的准确性根据他（他们）所声称发现了的元规则预测监狱长下一个要发布的指令。

但是，就监狱长本身和监狱本身而言，囚徒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所谓的规律。比如：讨论监狱长的个人、家庭、亲属是被严格禁止的；讨论监狱长的过去言论（以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也是被高度限制的——对此监狱本身有所谓的监狱长言行汇编作为官方的参考资料（而囚徒们发现，某些老司机信誓旦旦地说监狱长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在这本汇编上神奇地消失了）；严禁讨论任何有关监狱的基础设施；对监狱环境改善的讨论被高度限制。

监狱中所有非囚徒的所有人分为几类：监狱长；管理及辅助人员（狱警、医生、心理辅导师、各类技能培训师、厨师、修理工、清洁工……）。根据他们的住处，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以阅读、讨论监狱长言行汇编作为打发空余时间的重要事项。他们几乎不领取报酬，而是根据狱中他们各自管辖、服务的区域中的产出按照一个复杂的commission based calculation method计算他们可以每周分配多少袋米，多少包盐等等。他们的住所都是监狱统一建造和管理的，其中的家居设备也由监狱按照另外一些算法加以分配。

狱警：他这周打了多少囚徒；根据囚徒的申请，完成了多少次囚房的重新分配；埋葬了多少死囚……

医生：他这周治疗了多少受伤和得病的囚徒；签署了多少精神正常（不正常）证明；签署了多少死亡证明；开出了多少药药方……

心里辅导师：他这周和多少精神不正常的囚徒进行了交谈和辅导；解析了几个囚徒们做的梦……；

各类技能培训师：他这周培训了多少囚徒……

厨师：他这周为多少囚徒和非囚徒做了多少顿饭；营养搭配合理程度；囚徒投诉、生病次数……

修理工：他这周修理了多少米的管道；是否提出了有效降低能耗的建议；发现了多少想越狱的囚徒挖出的通道；因设施不能正常工作而收到的投诉……

清洁工：他这周清扫了多少牢房、非囚徒住所；从囚徒住所中发现了多少不当言论的纸条；因清洁不力而收到的投诉……

也因此，监狱是个很民主的地方。对于每个提供服务的非囚徒，有不少约束和考核。囚徒的舒适性是得到保障的。

但是，你发现囚徒的分类才是最复杂的。

囚徒都必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监狱会定时发放劳动报酬，其算法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监狱长对于这周和下周你做了（你认为是）同样的事情而获得不同的报酬具有最终的不解释权。

所有的——是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监狱允许而赞许的。

你发现囚徒至少有两类：

真正的囚徒。你发现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就是真正的囚徒。（以下文字中，除非特别声明，所说的囚徒都指这一类囚徒。）

安插的囚徒。这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间谍囚徒。他们的工作就是装成“真正的囚徒”——而且一开始也往往是真正的囚徒——并挖掘各类消息和不当言论，向修理工和清洁工汇报。他们有一个比较隐晦的特点：就是做出同样的产出时，他们往往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酬。但是，他们一旦被揭发（囚徒揭发或者被监狱长抛弃），他们的下场也是比较悲惨的——监狱中的囚徒间毕竟还是有潜规则的。

异见囚徒。这些囚徒其实是非囚徒。他们由监狱长安插在囚徒中。监狱长也知道，异见永远存在，但是说出来的异见才是对监狱长而言更好的异见。换句话说，他需要知道他的权威是否被受到挑战，他的员工们是否认真地在做事（一方面是为囚徒的需要服务，一方面是为维护监狱的运作而服务）。他也知道，所有囚徒都知道他的元规则缺失，于是由他来倡导所谓的批判（甚至在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邀请甚至鼓励囚徒来对他进行批评）不会受到真心的对待，也就收集不到真心的意见。于是，他需要有人（异见囚徒）被安插到囚徒中去，以“高知、敢言”或者“莽撞、敢言”的态度，说出（或者说编织出）一些异见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异见囚徒——因为毕竟高知敢言的囚徒有时不愿意当异见囚徒——他有时甚至会为一个异见囚徒配备一些所谓的“影子囚徒”。而影子囚徒的工作就是对异见囚徒的看法提出抨击并对监狱进行维护。这样一来，囚徒中的分类就会更加复杂，也更隐蔽了。

对于这些异见囚徒，他们的下场无外乎如下几种：

真正地成为了囚徒领袖。其它追随他的囚徒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而代之以通过他去思考。

一旦被揭发，他们可以被抛弃；或者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中扮演另外一种（也可能还是异见囚徒）身份。

如果被抛弃（无论是否被揭发），而且不再有任何新的价值，异见囚徒还是可以最终选择：成为非囚徒的一员，继续为监狱效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囚徒。

关于囚徒的未来，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除了成为上述几种囚徒身份（那么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成为监狱职员之外，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情形：那就是“消失”。是的，消失了，不见了。

消失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就是说，其它囚徒在你提到这个囚徒时，会很茫然：“有这个囚徒吗？”“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住在哪个单元？”“他是有大胡子的那个同性恋吗？哦，不是，那是汤姆。”……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让你知道，所有人都记不起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你（或者另外一些人）却是指天发誓就睡在你上铺的。

消失也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就是说，在极端运气下，他通过自己挖出来的通道，或者某些从上古传说以来就只存在于口口相传中的秘密通道，成功地逃出了监狱，成为一名囚徒口中说的“浪人”。这种情形绝对不是虚构的——虽然很多囚徒认为，他不过是被“处理”了，所以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但是，你很不喜欢这样的情形。成为浪人，在你看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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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有罪就要寻求惩罚；而另一位作家更进一步，他说：我被惩罚是因为我有罪——只是我也许并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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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高高在上，手中端着的、他正啜饮着的红酒在橙色的灯光下泛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紫红色。他看向他所管理的监狱，看到一切井井有条，囚徒们安居乐业，职员们尽职尽责，他觉得一切都是好的。

《天鹅绒监狱》读后感(十)：书摘

52 社会主义没能将工人阶级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而是将他们从资本竞争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让工人们相信锁链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他们的安全链。社会主义亦未能终结工人们所承受的剥削和无意义的劳动。

52 国有化更易取悦艺术家。受驱于意识形态，艺术家本能地承诺效忠。

55 斯大林时代提供了丰硕母亲和工人领袖的雕像；“去斯大林化”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母亲和匿名的进步。在这两个时期，艺术无外乎礼品和国家广告。[审美上的含蓄始终被认定为政治冒犯。]

ote: 想想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裸露、直接、爆粗口被视为真诚，希拉里的正能量不再令人振奋，相反，川普的狭隘民粹反倒扳倒政治正确成为政治正确。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审美上的含蓄似乎都被认定为政治冒犯。＃为含蓄／或者为“为艺术而艺术”唱一下哀歌＃

56 “文化国有化”

时间的推移证明：没有官方美学具体持续的指导，文化国有化也能运转正常。……其最佳状态不是源于国家美学的需求，而是艺术家们努力让国家相信他们的作品是可接受的、合宜的。较之于斯大林时代，这貌似是控制的削弱，实则巩固加强。

ote: 看似是控制削弱，实则是加强。令人想到企业文化的构建。看似声明人才提升、个人发展，实则仍是画大饼式的让你无偿出卖劳动力。最怕的就是对此没有警醒。职业精神与加班狗没有逻辑关系。

60 我们是有福的真正的精英：代表国家授予大众审美口味，决定传统的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的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的特权（当然也是义务）。哪怕我们年轻青涩或衣着寒酸，只要我们的身份证显示出“艺术家”或“作家”，警察们都会朝我们敬礼。[如今，社会用尊重兑换我们的忠诚。]即使才气平庸的艺术家也不会遭到遗忘。没有作品会被埋没。

艺术亦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战场”。人才互相竞争，希望得到关注，换取稀缺资源。这些都是御用文化特定背景下的发展，亦是我们的新文明价值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

ote: 社会用尊重来换取忠诚，说的太tm好了。

71 艺术的幸存，取决于富有之士的心血来潮。石油价格的大幅下挫亦可能影响对美的投资。

71 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是一种昂贵的装饰；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则是一副必需的行头。

73 唯一的不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可以自由辞职，另谋高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只能在国企及其分支机构的艺术部门找到饭碗。

74 说到底，难道没有人发现自由只是必要的酬劳？

76 我们被比恐怖更牢靠的枷锁拴绑在一个由“进步”和“需要”构成的社会。

77 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单一社会的建造者，一度相信唯有军事纪律才能保持忠诚。时间和事实自然而然会导向解决之道：雇佣。

一个雇员越是不可替代，就有越多人受其决策和想法的左右。这位雇员也就愈加热情地认同公司目标。毋庸置疑，他希望对这些目标拥有发言权。[ 如果他要享受这份自由，他就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这个巨擘没有竞争对手。雇员辞职意味着其职业生涯落下帷幕——告别唯一的自由。

82-83 今天，我们不是分别在“创作”和“审查”两个部门工作。“媒介”和“信息”已合并为同一概念。天赋又一次成为了神圣的礼物，神秘的创作再度不受干扰。我们像在指定土壤里播种规定种子的园丁，还满心期待创造出奇迹。[任何文化都是依靠自我复制得以延续。只有局外人，我们才能认清文化作为监狱的隐喻。]

ote: 文化作为监狱这个概念又比福柯的权力／系统作为监狱更进一步，因为文化是更不显而易见的权力渗透以及洗脑系统。我们往往认为只有创新才能孵化出新的文化为人们记下，然而忽略了文化记下的过程却是不断的重复过程。文化需要复制得以维持。创新和守旧，一如硬币的两面，是人性的两个天平，人们渴望新鲜带来刺激，心底里却又呼唤熟悉来索取安全感。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既是监狱，也是天堂。但是笔者很出彩的在于点出了监狱这一面，来让大家警醒。

83 资本主义文化自由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市场需求乃是不可回避、无可争议的前提。艺术家可以表达仇恨，甚至攻击市场，只要他有销路就万事大吉。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财政扮演着和资本主义市场同样的角色。它是我们的文明对艺术进行压制或激励的基础，坚实且不可侵犯。社会主义艺术家同样承受着经济压力，只不过这种压力来自于政府。在这里，“许可”取代了“消费”。艺术为了生存，唯有承认其所在的系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83 只有那些无法顺利过渡的不幸者，才会幻想出更好的或更坏的文明；文明没有好坏，只有成败。

161 ＊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

大早上被这句话惊到。或许爱不是本质，徒劳是本质。为什么会产生徒劳感，因为想求求不得。事业的徒劳在于能力有限，爱情的徒劳在于需要两情相悦，真理的徒劳在于历史局限，而无论事业和爱情的徒劳都从属于历史的徒劳。行业兴衰，战乱异地，这些大环境都足以造成前两者的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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