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出生时，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梁思（1901.4.20--1972.1.9），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

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不长的时间里，又连续写出了《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经过对古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构造和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占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叹上，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台山调查佛光寺。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欢喜若狂时，北京卢沟桥畔已燃起了抗战的烽火。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营造学社的汇刊。

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这些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劳动，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资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较，和同事们一起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梁思成建筑画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他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掉。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的联系日趋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记得上学时的民主气氛：“那时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固然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的同学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听蔡方荫和侯仁之的讲座，一道跳土风舞，一道和老师们过节联欢，一道进城去游行。所以虽然在年龄和学识上有差异，但这四个年级的同学感情竟如同班一样，我后来觉得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让大家互相影响，互相取他人之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朴质的学风“不苟同、不固执也不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们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乐地成长，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华园，回到自己的学生中间。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思成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当数《营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在完成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顿下来。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特地选派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书“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图样，以及有关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定名《营造法式》。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他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被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自从1923年的车祸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他在曾经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华校园中吃力地蹒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这样还远未达到造反派们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动堡垒”。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

梁思成早在青年时期就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参观过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人类进入20世纪，物质文明大大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新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长久地在他脑海中思考着。

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但是，在旧中国，他的这种向往和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设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人民政府给予梁思成以极大的信任，委任他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开始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日夜操劳。他四处写信，邀集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以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他参加制定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梁思成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情，以一个技术专家的极大责任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己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可以说，在建筑创作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上，几十年来，梁思成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他们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

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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