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豪杰，今日之囚徒、恶徒。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候，需要有人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民智已开的时候，需要的是清醒的认识。独善其身，或者兼达天下，取决于你是谁，为了谁。康有为的资料介绍由名言大全网收录，欢迎阅读。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
康有为的祖上不论是从军习武成了武官，或是科举致仕成了文官，抑或从事实业当了商人，有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读书治学。
对少年康有为影响较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康赞修是清朝举人，为人正直，是那个时代的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康有为8岁开始，就常在祖父身边读书。11岁的康有为在其父去世后便与祖父一起相依为命。少年康有为才思敏捷，聪明好学，他孜孜不倦地攻读经典、博览群书。康有为还从祖父的藏书里，第一次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介绍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读到了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的编著、译著。
这些译著为康有为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文明的窗口，对他以后向西方学习、推行变法维新起了重要作用。随祖父到广州时，这个百业兴旺，商贾云集，带有初期资本主义风貌的都市令康有为感到新鲜和惊奇，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由于康有为厌倦八股文，所以到18岁时，他在科举方面屡试屡败。他内心感到十分愤懑，决心要寻求名师，发奋苦读。1876年他离开已年届古稀的祖父，到离家不远的九江镇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礼山草堂里，康有为三年便对先秦到唐代的文、史、哲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三年苦读，使康有为奠定了深厚的旧学基础，“经世致用”的学用一致思想更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三年苦读并未使康有为找到解决国弱民困的答案。1878年，他终于离开礼山草堂投身人海中，继续寻找自己的理想和出路。
1879年春，康有为到了家乡附近的西樵山。在风景如画、安逸宁静的白云洞里，康有为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有一天，住在广州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到西樵山来游览。
他在青山绿水间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只见他时而歌，时而狂笑，时而大哭。张鼎华上前和他对话，但未谈上几句就争论起来。张鼎华被这个奇特、浮躁、近乎疯狂的青年人所吸引。回到广州后，他逢人便讲在西樵山上的所遇。不久，这个人的狂态，便在广州流传开了，这个人便是康有为。康有为得知西樵山上所见的竟是闻名京华的张鼎华后，便修书一封，从此两人建立起忘年之交。张鼎华身为朝廷大员，熟悉朝政和许多掌故、现实。康有为在那里与张促膝长谈，眼界大开，特别是当时知识界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想，更是令之震动。张鼎华是康有为在苦闷求索中，给他指点出路的启蒙老师，使康有为在朦胧中看到了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出路所在。康有为后来也承认，他的思想变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书本上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风貌、文化科技等描述已经满足不了康有为的需要，他迫切地期望考察一下西方世界的实况。限于经济实力，1879年他决心到广州附近的香港进行实地考察。在香港的短暂停留的日子里，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同乡陈焕鸣。
陈焕鸣曾在日本国公使馆任翻译，精英文，通日文，家里有大量日文书籍。经陈焕鸣的介绍，康有为如饥似渴地选购、学习有关西方世界的翻译书籍。三年后，康有为在去京赶考的路途中，又在上海作了短暂的停留和考察。他进一步地了解到西方人对社会的治理确有一套可以借鉴的办法，另一方面又深感国权丧失的耻辱。强烈的时代感、民族的责任感，推动着年轻的康有为去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康有为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一方面开始向封建正统的习俗展开攻势，不断地破旧立新。首先他反对缠足，并且先从自己家里做起，进一步在社会上创建“不裹足会”，这是他破旧立新思想的一次实践。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的粤中“不裹足会”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对女性裹足的民间团体。在它的影响下，全国上下纷纷开展了不裹足运动。同年，全国性的“不裹足会”在上海成立，掀起了反缠足运动的高潮。
从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总共延续了三年，影响遍及南方几省。在三年的战争中，虽然刘永福的黑旗军曾多次打败法军，虽然冯子材在镇南关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军在台湾淡水和浙江镇海都遭到坚决抵抗，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下令“乘胜即收”。结果法国侵略者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却在谈判桌上得逞，获得了在中国建筑铁路等大批特权，清政府虽胜犹败。中法战争期间，广大同胞、海外华侨积极支持抗法战争，全民族的爱国热情高涨，然而这场结局奇怪的战争，震惊了无数爱国之人的心灵，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思，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先进国民开始认真思考救国救民的途径。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蛮横，清朝政府的无能，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敌，尤其是马尾水师覆没的悲剧促使康有为进一步思考变法维新的道路。
1888年12月，康有为第一次直接给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上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最初设想。康有为是豁出了性命给皇帝“上书”的。因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尚未取得一定功名的普通读书人给至高无上的皇帝写信，而且妄谈国家大事，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等级制度的，康有为甚至可以因此而获罪。康有为的这份《上清帝第一书》，虽然得到少数开明官吏的赞同和支持，却终因大多数旧官吏的反对而未能送到皇帝手中，但其中的内容，特别是维新主张却吸引了当时北京的开明人士。这份“上书”因而被广泛传抄，康有为名声大噪。第一次“上书”虽然受到了挫折，但康有为表示他决不灰心，还要继续干。他相信，只要实行变法维新，中国就定能富强起来。
为了科举考试，康有为曾几次到北京。1888年，他应张鼎华之邀，也赶上顺天乡试。第一次到了北京，住在专供南海到北京的应试者食宿的南海会馆。康有为在会馆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闭门苦读，相反，他却是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了解京都的朝政，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和开明官吏，向他们宣传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在北京的日日夜夜、所见所闻，像一团火似的在康有为心中燃烧。他那颗爱国之心使自己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不计个人荣辱成败，不顾自己地位低下，决心直接向清政府的权力中心宣传自己的变法设想。他先后给皇帝器重的军机大臣潘祖阴、吏部尚书徐桐，以及皇帝的老师翁同騄写信，为国家命运、民族危亡而大声奔走疾呼。这些书信在北京引起了很大震动，由于在信中对这些大臣有所指责，使“京师哗然”，被斥责为“狂生”。
在北京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历了《上清帝第一书》的挫折后，政治上的失意使血气方刚的康有为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康有为的朋友沈曾植、黄绍箕曾经劝阻他不要介入政治，不要鼓吹变法，还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康有为虽然对他们的好意不以为然，但现实的黑暗、理想的受挫，迫使他暂时跳出政治的是非之地，重新回到书本中寻求寄托。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和昏庸看得越来越清楚，几乎是完全失望了。于是，他带着大量碑刻拓本和书籍，在188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临行前，他给北京的好朋友沈曾植写了一封洋洋数千字的长信，倾吐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和抱负，表示他仍然念念不忘维新变法救国。
康有为1889年秋回到广东后定居广州。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挫折促使他冷静地思考，为什么变法思想会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而不能为人所接受呢？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他认为，这与朝廷培养人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有关。只有培养出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才能进行维新变法，从而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间。于是，他决心在广州兴办教育。1890年，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康有为便以热情坦率、滔滔不绝的谈话折服了陈千秋。如同平静的水里丢进一块石头，陈千秋的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波涛，他被康有为的渊博知识、大胆思考和爱国热情所感动，于是，陈千秋便成了康有为的第一名学生。紧接着，对康有为慕名已久的梁启超经陈千秋的引见，也拜康有为为师。此后，广州地区闻名而来求师受业、投身康门的青年人先后有20余人。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邱氏收屋正式开办学堂。最初叫长兴学堂，后来几经变迁，才叫万木草堂。广州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重要商埠。但与新办的长兴学舍相比，一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大书院，如广雅书院、粤秀书院则显得因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而暮气沉沉。康有为公开声明，长兴学舍要讲授对现实有意义的学问，其办学方针是“经世致用”。所以在长兴学舍里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康有为不仅教他们读书做学问，还教学生唱歌跳舞，带领学生上体育课。这些新颖的教学方法，生动活跃的教学环境和气氛，在广州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封建卫道士们，纷纷攻击，尤使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康有为居然在课堂上借着讲授中外历史和中国传统哲学之机，大肆宣扬他的维新变法政治主张。长兴学舍招收学生的标准则主要是看学生是否具有开拓性思想，能否接受变法主张，而不是看学生的门第、原有学问的深浅，年龄的大小等，所以在康有为的学生里，最大的比他大30岁，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长兴学舍的入学考试方法也十分特殊。他不是采取通常的命题作文，而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决定录取与否。他的个别谈话也是很少出题目，而是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的看似漫无边际的交流，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既摸清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阅历，又摸清了学生的思路和对变法维新的看法。康有为的这种新式教育，尽管吓退了不少慕名前来拜师的人，但是却吸引了大批的思想先进的青年，其中不少人都成为支持他维新变法的骨干分子，例如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个。
梁启超长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运动，人们往往把师生二人并称为“康梁”。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2岁考取秀才，17岁中举，被称为“神童”。他18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两人虽然在科举功名上不齐名，梁启超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一个低举人一级的“荫生”，但两人却都是世俗的叛逆者。康有为并不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敢接收这个学生为弟子，梁启超也没因此而动摇对康有为学问和思想人品的敬仰。
自此以后，梁启超就成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任万木草堂的学生后，协助康有为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编篡工作。有时，在康有为离开万木草堂时，梁启超也代他讲课。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当年就有4种版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本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讨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传统学术上的学派之争，但是书中不仅批判了“古文经学”派的主要人物刘歆篡改孔子著作，伪造古文典籍的种种行为，而且指出其目的是企图从学术上为封建王朝争权夺利服务。康有为利用西方进化史观，特别是社会达尔文思潮，联系中国实际，企图以此动摇封建正统观念，为变法维新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这本书在清政府内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波。1894年，一个中层官吏余联沅上书皇帝，以为《新学伪经考》公然号召青年人去反对传统思想，许多人已受到煽动，这对大清是不利的。于是这年8月4日，两广总督李瀚章接到命令，要他查明上报。李瀚章不懂学术，于是就叫一名精通学术的地方官吏李滋然去调查。李滋然接受一个好朋友劝他为广东珍惜人才的劝告，巧妙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避免了一场新的文字狱。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新学伪经考》的风波未平，康有为在梁启超等的协助下，又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此书21卷，31万字，是康有为从1891年开始，用了近8年才完成的巨著。这本书与《新学伪经考》相比，针对性更强，政治色彩更浓了。表面上，这本书似乎是在论述孔子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地位，实际上则是借孔子的口，用孔子之名来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主张。他是想说明改良思想自古有之，借“大圣人”孔子更容易举动人心，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接受。他在书中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溶到“托古改制”的主张中去，冲破了长期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嗅觉灵敏的清政府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即下令毁版，禁止发行。保守派骂康有为这本书是“无父无君”，要求将作者处死；洋务派张之洞则写了一篇《劝学篇》，企图抵消《孔子改制考》的影响；甚至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如陈宝箴等也上书要求查禁。但是这本书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却有很大吸引力，它还是在社会上悄悄流传。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康有为在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宝岛台湾沦为日本属地，中国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台湾人民听到割让日本的消息后，奔走相告，哭声惊天动地，他们日夜聚集在几大城市的中心市场，悲愤欲绝，并立即“鸣锣罢市”，以此来抗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北京的台湾籍举人罗秀惠等“垂泪而请命”，请求清廷不要割让台湾。康有为决定利用这爱国热情高涨的机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1895年5月初，康有为联合了18省的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堂集会。他花了一天两夜起草了近两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这份上皇帝书上签名的也都是赶考的举人，所以人们把这次上书也称为“公车上书”。汉代时，各地举人进京应试，都是用“公家”的马车送去，“公车”就成了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
“公车上书”首先向清政府提出了“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的警告。康有为针对割地一款，指出这将失去民心，受到民众反对，列强也会得寸进尺，后果不堪设想。关于拒绝交换《马关条约》文本，康有为要求皇帝下令，鼓动全国“天下之气”，充分发动人民大众；他请求下令惩罚主张议和、丧权辱国的大臣将帅。要求下决心迁都西安，选用强将，购置先进武器，与敌人周旋到底。为此，他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等具体建议。此外，康有为还具体建议皇帝，仿效西方议会制，设立“议郎”。“公车上书”实际上已经把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描绘出一幅具体的蓝图。
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曾经两次到广西讲学、旅游。广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民风淳朴。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使得这一带十分落后。
1894年12月，康有为第一次到广西。他游览桂林和漓江后在桂林景风阁讲学。虽然有不少地方守旧派攻击和嘲笑他，但仍有不少人前来听讲，人们称他“康圣人”。这一次时间不长，康有为便离开了。
1897年2月，这时的康有为已经有了进士身份，又因“公车上书”而声名大震，所以广西官吏都对他另眼相看。很快，他便打开局面，推进了南方三省爱国志士的联合。
不久，康有为在桂林筹备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圣学会尊孔读经，学习西方，禁止裹足等，推行变法维新思想，圣学会得到了广西最高官吏蔡希的支持，很快打开局面。
在康有为桂林之行的鼓动和影响之下，广西旧式书院不得不改教一点新学；在创办《广仁报》之后，广西又先后出版了《官话报》、《广西新报》等。特别是在这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广西新一代知识分子，后来这些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乃至辛亥革命的重要骨干。
1895年夏秋之间，“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康有为等人却在北京、朝廷内外出了名。他就利用这个声望和机遇，通过各种形式筹集资金，酝酿成立强学会。虽然由皇帝的亲信文廷式出面，但强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领导者却是康有为。在强学会正式宣告成立之前，这一年的8月，由康有为一手创办，梁启超、麦孟华为主要办报人的《万国公报》也在北京创刊了。《万国公报》宣传维新变法，定期分送北京的上层官吏和士大夫，在他们中间引起很大反响。
1895年11月中旬，北京强学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维新运动的学会。在具体情况下，为实际需要或遮人耳目，改换各种称呼，又叫译书局，或是强学书局，强学局等。成立时列名的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陈炽、张孝谦、杨锐、文廷式、沈曾植、李家鼎、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等，还包括光绪的老师翁同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共计数十人。北京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比较开明的“帝党”和维新派的初次联合，在变法维新的旗帜下结成一定形式的同盟。梁启超认为，强学会的性质，实际上是兼有学校和政党合一的双重性。
正因为北京强学会的成员大都是清政府的上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势力的朝臣，所以各具动机，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纷纷表示支持或参加强学会，并捐款赞助。如两江总督张之洞捐银五千两。但当卖国贼李鸿章想加入时，强学会坚决拒绝了。
另一方面，康有为离京南下后，多方奔走，取得了张之洞的支持并于12月间成立了上海强学会，与北京强学会形成呼应局面。
强学会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说强学会是“私立会党”、“贩卖西学”，要求查禁。就这样，北京、上海的强学会被封建势力绞杀了，但他们的影响，已经显示出维新运动开始进入聚集力量，特别是动员封建上层人物支持和参加的新阶段，它的成立标志近代维新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在当时的清政府里，有“帝党”与“后党”之说。“帝党”是支持光绪帝的上层官吏们，“后党”则是听命于慈禧太后一派的官员。“帝党”中有一名重要的大臣，就是曾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翁同騄。他不仅身居高位，而且曾是皇帝的老师，因而在朝廷中很有地位和影响，是宰相角色。在维新运动中，翁同騄比较支持康有为的爱国变法主张，和康有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康、翁的初次相识，是在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之后。1895年5月，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经过层层阻拦，由都察院送到了皇帝手中。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以西方的一套改良封建制度。光绪帝十分感兴趣，下令再抄录三份，其中一份呈给慈禧太后。不久，他便颁布了《举人才诏》，还要地方政府修铁路、开矿山，发展民族工业。这说明，光绪皇帝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了，而这个变化过程，翁同騄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95年底，强学会创立时，翁同騄以实际行动参加强学会，是对维新运动的有力支持。1897年冬天，德军侵占胶州湾之际，康有为的第五次重申变法、抵制外侮的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蟲扣压而未能上呈。康有为在深感失望之际，同时也关心万木草堂和学生们，决定离开北京南下。然而当行李已经装上车准备启程的12月12日，翁同騄一大早赶到南海会馆，他拉住康有为的手，请他留下来，不要离开北京，并且告诉他，他已经向光绪推荐，请皇上召见，皇上很有可能要召见和重用，这个时候千万不可离开北京。
于是，康有为就留了下来。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走进了总理衙门西花厅。参加这次问话的是李鸿章、翁同騄、荣禄、廖寿恒、张荫恒五人。这五人分别掌管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大权，既有“后党”顽固派，也有“帝党”支持维新的重臣。这次西花厅召见，实际上是在戊戌变法前夕，“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一次直接交锋。问话的气氛颇似鸿门宴。
荣禄强烈反对变法，首先发难。问话一开始，他就先发制人提出：祖宗传下之法不可改变。康有为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他反驳说：“祖宗之法是治理祖宗留下来的国家的，现在祖宗留下之国都保不住了，还死守祖宗之法毫无意义。总理衙门也并非祖宗留下的制度呀！制度要考虑现实的需要，祖宗之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廖寿恒其实还对变法维新的具体内容不甚了解，他很有兴趣地问：“变法应如何着手？”康有为简洁明快地回答：“从改变国家法律和制度开始。”
李鸿章一听说此言，十分恼火，马上挑衅地质问：“照你所说，难道这六部应当撤消，祖宗传下来的规章都要废弃吗？”康有为据理相争，他从世界全球的眼光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将内心酝酿已久的具体变法内容全部托出。这场以康有为陈述为主的问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有些顽固官僚听不下去，却又碍于皇帝之命，只好找借口离开西花厅。
西花厅问话的详情，翁同騄第二天就对皇上做了详细报告，光绪皇帝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但是奕讠斤听到消息后，又出来阻拦，他认为要叫康有为拿出书面材料，若确有可取之处，再来召见也不迟。光绪帝只好照办，但他同时通知总理衙门的大臣，今后凡是康有为的书面材料，不得阻挠和积压，一定要在当天给他。这无疑是给维新派打开了一扇直通皇帝的门户。
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之间的沟通信息的渠道贯通了，双方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
西花厅问话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康有为在朝廷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帝党”、“后党”和维新派三个方面，已经从暗争走向明斗，从聚集力量走向横向联合。一场不可避免的变法和反对变法的斗争迫在眉睫。
西花厅的问话使康有为了解到光绪皇帝的态度，他觉得变法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他一方面继续在上层官吏中展开联络和宣传，另一方面决心还要通过创建会社来聚集维新派力量，为变法做准备。
1898年初，他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的粤学会。在此策动和影响之下，林旭等成立了闽学会，杨锐等成立了蜀学会，杨深秀等人成立了陕学会。一时间湖南、浙江、江西、云南等省旅京人士也各自成立了地方色彩的学会，京城里会社林立，十会活跃。
这年春天，正值会试，各地举人齐聚京城，康有为决定再次开展变法活动。鉴于“公车上书”失败的教训，他决定成立一个以爱国为宗旨的会社。恰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透露了类似打算，于是由康有为和李盛铎为发起人，组织成立了保国会。
保国会已经初步具有政党的性质和模式，它是近代维新运动中影响较大的爱国政治团体。
保国会以爱国和救国为口号的活动，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使顽固派们十分惊慌和仇恨，他们对康有为和保国会百般诬蔑、群起攻之。
然而，当不少大臣状告保国会时，光绪帝却说：“这个会要保国，是一件大好事，有什么可以查办的？”他还把上书攻击康有为的御史文悌革职罢官，斥责要求驱逐康有为的礼部尚书许应騄。
保国会从成立到解散前后，如果没有光绪帝多方保护，康有为恐怕早就被顽固派置于死地了，变法维新运动也可能因此而夭折。尽管有光绪皇帝的支持，但在顽固派的重重压力之下，保国会在举行了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就无形解散了。然而，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从保国会这件事开始，已经明显地在保护和支持维新派，下决心要实行变法维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1898年1月29日，即西花厅“问话”后的第五天，应光绪皇帝之命，康有为写了给皇帝的第六次上书。为“统筹全局”，在这份书面材料里，康有为提出了变法的“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等具体办法。他还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被列强所吞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些国家守旧落后，以致被动挨打，甚至于亡国。中国要摆脱受人宰割的局面就必须以近邻日本为榜样，实行改革。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后来成为指导百日维新运动的变法纲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这是光绪皇帝以国家元首的名义，正式宣布把学习西方、推行变法维新作为基本国策。
6月16日，光绪帝决定打破祖传的皇帝不得亲自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规定，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
光绪亲自走到勤政殿门口等候康有为。康有为见到光绪皇帝后，赶紧跪下口称“南海小臣叩见皇上”，光绪把他轻轻扶起，先询问了康有为祖先几代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身世经历，接着，谈话就转入如何变法问题。康有为将西花厅问话的想法复述了一遍。
他讲得头头是道，光绪听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康有为走出勤政殿，就被官员们围住问长问短。他在他们的记忆中，光绪帝接见臣子，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先例。
消息不胫而走。“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从此，康有为被推到近代维新运动的前列，成为清朝政府新旧两派势力争论的一个最关键人物。
光绪在接见康有为的当天就下令，让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任职。后来又特别允许康有为可以直接给他呈递奏折，不必由别的部门和官员转送。
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后，在“百日维新”的103天里，连续下达五六十道各种实行变法的诏书：如废科举、设京师大学堂、建译书局、设工农商局等等，涉及到教育、经济、商业、政治、军队各方面。
然而，清王朝的官员们都明白，朝中大权是操纵在幕后的慈禧太后手中的。因此，诏书虽然下达了几十道，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带来某些新气象，但是那些老奸巨滑的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官却并未认真对待诏书。他们都在观望等待着幕后的慈禧太后表态。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就深感势单力薄。掌管全国军权的军机处和统率北洋三军的直隶总督是朝廷和地方的两个关键的部门，但都操纵在“后党”之手。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光绪下令把维新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破格提为四品官员，到军机处任职，并参预推行新政。军机处的部分权力开始由维新派控制。这四个人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也是弟子辈的，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商议变法事宜。
当朝廷上下因维新变法而沸沸扬扬的时候，身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也没有闲着。
她在不动声色地插手朝政，调兵遣将：如下令把大臣翁同騄遣送回乡，下令派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明令满朝文武官员，今后遇有大事都要向她上奏折，推翻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祖先规矩，直接插手国家大事。她还决定9月间要跟光绪皇帝一起到天津去检阅北洋三军，想借助军方力量，胁迫光绪皇帝让位，另立新皇。
9月13日，光绪皇帝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皇位不保，给康有为下了一道秘谕，让他们秘密筹划，设法相救。面对这种形势，康有为冥思苦索，提出了四点应急对策：第一、仿效日本，成立参谋部，统一指挥，以应付急变；第二、1898年为维新元年，以向天下表明变法决心；第三、召见袁世凯(当时他正统率陆军)封官许愿，把他争取过来；第四，借外出巡视名义，迁都上海，一切从头开始。
然而事与愿违，光绪皇帝破例两次连续召见袁世凯，封官许愿，却未能把这个奸诈的政客拉过来。袁世凯是个投机分子，虽然他有幸被召见，并被许愿封官，但他深知大权仍在太后手中。所以他采取了两面派手法，表面同意发兵救驾，暗地里却把维新派夜访的情况告诉了荣禄。
康有为得知谭嗣同拜访袁世凯的情况后，知道此人并不可靠。第二天上午，他便去找英、日公使，请求他们面劝慈禧太后，以救助光绪皇帝，但没有结果。
一时间京城内外，朝廷上下，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绪为保存维新派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希望康有为离京保命，在外地扩大影响，使太后在废帝问题上有所顾忌。
光绪冒着很大危险，秘召康有为，并特地发布一道正式命令，派康有为去上海，主办上海《时务报》。光绪对康有为寄托着厚望。
9月20日拂晓时分，康有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南下。
在“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曾经有一个捕杀慈禧，彻底扫除变法维新障碍的计划。近年来从日本外务省旧档案中发现的材料证明，康有为通过一个叫毕永年的安排捕杀任务，但终于因为袁世凯的不合作而流产。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况被袁世凯出卖给荣禄，荣禄连夜禀告慈禧太后。
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走进光绪皇帝的寝宫，破口斥骂。在慈禧的威逼之下，光绪皇帝违心地下令捉拿康有为等人，查抄南海会馆，抓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以及他的几名弟子。
慈禧太后即借此发动了宫廷政变。她下令，因皇帝有病，由她来临朝训政，这就是所谓的垂帘听政。她同时下令调兵进京，关闭京门，封锁交通。从此，光绪皇帝变成一个空有皇帝名称的囚徒。
这时，谭嗣同和梁启超得知南海会馆被抄的消息后，谭嗣同劝说梁启超到日本公使馆找伊藤博文，请他想办法救康先生。过了几天，谭嗣同见没有什么动静，便在日本公使馆找到梁启超，劝说他想办法到日本去。他说，如果大家都被捕杀，中国的维新事业便会中断；但如果没有人去牺牲，又无法报答圣恩。现在康先生生死不明，牺牲和延续两个重担，就由我们来分别承担吧。他拒绝了日本公使馆的劝说，他说：“世界各国的变革，都是流了血才取得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而流血，现在就由我开头吧。”
过了几天，谭嗣同就被捕了。
御史杨深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朝廷，责问为什么要废光绪帝，同时还公开反对太后听政。所以，他很快被捕。
1898年9月28日，史称“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刘光第在北京宣武门菜市口被处死。
至此，曾经席卷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前面提到，9月20日凌晨，康有为便悄悄离开了北京。这时，慈禧太后尚未正式宣布垂帘听政，因而他顺利地乘火车到达天津，傍晚便登上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在21日上午从海路驶向上海。
就在康有为登船时，北京城里已是一片恐怖景象了。慈禧下令地方官府捉拿康有为，并诬陷他想用毒药丸谋害光绪皇帝。听说康有为上了重庆号去上海，马上下令北洋水师派快艇追赶。飞鹰号快艇原本速度是重庆号的一倍，但飞鹰号行到中途，管带刘冠雄突然说快艇没有煤了，只好中途折回。
这时，康有为并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经过烟台时，他还游览市容，在海滩上拾海石。其时，电报已到烟台，不巧这位官员公务出差，带走了电报密码本，留守官员无法译出电报内容。
康有为的重庆号还未到上海，清政府捕杀康有为的密令已经传到了上海。驻上海的长官蔡钧，复制了大量照片，准备等康有为一登上码头便立即逮捕，另一方面又和上海的英国代理领事白利南交涉，要求以酬金2000元来换取检查所有从天津开来的英国轮船，但遭到拒绝，不过同意由他们派两个人上船代为查询。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下令，悬赏3000元捉拿康有为，一张捕杀康有为的大网已经在上海全面展开。
白利南事先收到了以英国传教士身份在北京活动的李提摩太的电报，请求他设法营救康有为。在征得英国政府同意后，派人在吴淞口截住了重庆号。找到康有为后，拿出照片问道：“你是康有为，你在北京是不是杀过人？”康有为十分惊讶地回答说：“我怎么会杀人！你问得真奇怪。”接康有为的英国人濮业德立即拿出从蔡钧那里抄来的慈禧太后的密令，上面写着：“康有为进丸毒弑大清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
康有为以为光绪皇帝已经遇害，急得泪如雨下。他边哭边说：“我受大清皇帝恩典，推行变法维新，天下皆知，我怎么可能杀害皇帝？”
濮兰德告诉康有为：“我是领事派来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忠臣，不可能干这种事，也知道你一向主张联英抗俄，所以特来救你。”
康有为以为大势已去，维新派纷纷遭到捕杀，光绪皇帝生死不明，自己也是前途茫茫，他写好遗书，交给仆人收藏。然后随濮兰德换乘另一艘轮船巴拉勒特号，并立即拍电报，告知广州家人和万木草堂的学生，叫他们去澳门避难。
当天下午，重庆号到达上海码头，清政府扑了个空，要求白利南交出康有为，也被拒绝了。
9月27日，巴拉勒特号在英国军舰的护航下，从吴淞口驶往香港。
康有为终于逃出虎口。
1899年7月间，康有为流亡到加拿大。他与当地华侨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加拿大当地称“中国维新会”，保皇会以“忠君救国”为号召，以拥护光绪复辟为目的，一时得到许多华侨支持，形成一股很大势力。康有为派他的弟子到全世界二百多个城市展开活动，在各地陆续建立了11个总会，103个支会，会员多达一百余万人。总会设在澳门和香港，最初以《知新报》和《清议报》为阵地进行宣传。
康有为亲自写了《爱国歌》、《爱国短歌》、《保皇会歌五章》教给华侨学唱。这些既充分反映出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表现了他至死不渝的忠君思想。
保皇会还在美国成立军事学校，训练新式军队，人数达到数千人，颇有声势。由于有华侨的资助，保皇会在温哥华建立总会后，俨然像一个流亡政府的雏形。
1900年2月14日，清政府以10万两银悬赏康有为和梁启超，但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保皇会的活动。
创建保皇会，是康有为从维新派走向保皇派的重要标志。
保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在重要骨干分子中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动向。1899年下半年，在日本的梁启超等13人草拟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上南海先生书》，向康有为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政见。自此，维新派的志士里同情和支持反清的越来越多，康有为采取分散和威胁断绝师生关系的办法也未能济事，随着孙中山革命势力的逐渐强大，革命倾向的保皇会成员越来越多。当时，对康有为保皇思想打击最猛烈的，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章太炎。他在1903年5月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判了康有为“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全文气势磅礴，高屋建瓴，在思想界影响极大。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清王朝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假惺惺地于1906年9月1日表示要“预备立宪”。康有为大为兴奋，误以为东山再起之时已到，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以配合清王朝“预备立宪”的声明。不幸的是，康有为刚刚盼到一点君主立宪的希望，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就死了。这对康有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袁世凯，要求清政府杀掉袁世凯。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
这时，康有为已经没有皇帝可以“立宪”了，但他仍然顽固地反对民主革命，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甚至十分荒唐地主张，要让孔子的后代子孙充当中国的立宪“君主”。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权位，曾电约康有为回国“主持名教”。康有为坚决拒绝，并积极支持反袁运动。但他的反袁只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对恢复清帝却依然一往情深，除成立孔教会外，最突出的是参加张勋复辟。
早在1916年，康有为就试探性地问过张勋对复辟前皇帝的意愿，张勋未作理睬。
1917年6月，张勋认为时机已到，带领辫子兵进京，叩见溥仪皇帝，妄图复辟。他秘密电告康有为，请他火速进京商议。康有为欣喜若狂，化装成老农，从上海赶到北京，与张勋密谈后，躲进法源寺。7月1日，张勋复辟，康有为被赏赐“头品顶戴”并被封为具有国家顾问性质的弼德院副院长。
张勋的复辟梦只做了12天，就宣告破灭。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张勋本是一丘之貉，所以对张勋并未大加追究，倒是“通缉”了几个参与者，其中就有康有为。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他们把“复辟”责任推到了没有实力和后台的康有为身上。康有为只好躲进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五个月不敢出门。
康有为因积极参加了这场闹剧，声望大落。在他的门生弟子中，反对他的也有不少，如梁启超等则是反对张勋复辟的主要成员。在康有为去世后，他在《公祭南海先生》文中仍表示“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康有为生命的最后七年，主要居住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地，其中以上海为主。晚年的康有为广泛结交文友，其中画家徐悲鸿、刘海粟都是他的“拜门弟子”，篆刻家吴昌硕、教育家蔡元培，也是他家里的座上客。
康有为晚年热衷修建亭楼园林，沉湎于湖光山色，而且游览河山的热情不减，足迹遍及几十个城市。
康有为在1926年创办了上海天游学院，这是他一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办学。
但情况已经远非昔比，学生寥若晨星，在上海也没产生什么影响。
晚年康有为虽然念念不忘“皇恩”，与皇帝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他依然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五四”运动爆发时，他非常同情、支持学生，发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谴责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为，呼吁各界支援学生。他还打电报给日本朋友，请他转告日本政府从山东“退出”，归还铁路等。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康有为始终如一的爱国精神，却令人感动。
1927年3月21日，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病逝于青岛寓所，时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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