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互相猜忌是肯定的,这是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帝王将相都避免不了的政治生态,作为诸葛亮这一方,他是蜀汉政权中荆州士族集团的首脑,他代表着一个团体的利益,在蜀汉政权的四大士族政治集团中(荆州之前的北方原从集团,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中的东州系,益州系),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刘备的原从集团凋零后,蜀汉政权赖以制衡益州本土士族的重要力量,是刘备留给儿子的一支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至少在刘备死前,他并不担心诸葛亮有篡位的可能和能力,因为在当时的天下,曹魏的帝位是“合法”的接受汉室的“禅让”而来的,刘备的帝位是“合法”的延续汉朝的法统而来的,这两个皇帝除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还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二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条件诸葛亮都不具备,如孙权这样拥有比蜀汉更强大军事实力的诸侯,就是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所以迟迟不敢称帝,甚至要卑躬屈漆的向曹丕讨要一个王爵,以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刘禅继位的时候,虽然只有17岁,可能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去运作一台国家机器,不知道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但是他知道在这个“主少国疑”的大争之世,必须有一个能够掌握全局的人来支撑国家的局势,这个人,就是刘备为他选好的,让他“以父事之”的诸葛亮,而且,刘备为了防止诸葛亮过分专权,已经预先给刘禅设置了几道“安全屏障”,一,让李严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使得诸葛亮不能轻易染指军队,同时,李严有尚书令的身份,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处理国家事务的。二,以亲信魏延驻节汉中,掌握蜀汉的精锐军队,作为刘禅的亲信武力,三,安排国舅吴懿,吴班等东州系的士族在军政两方面都参与进来,最终形成一个以诸葛亮的荆州系为主,原从集团和东州系进行制衡的政治生态。如此一来,即使若干年后,原从集团和东州系斗不过诸葛亮,那时候刘禅已经逐步长大成熟,可以亲政了,只要刘禅能够亲政,诸葛亮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步削弱,君权和相权此消彼长,最终达到政治上的平衡。让刘备意想不到的是诸葛亮在专权的道路上进展太快,他安排的制衡力量在政治权术上远远不是诸葛亮的对手,才几年时间,就让诸葛亮夺取了蜀汉的大部分兵权,而且在政治上跟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拉开了极大的距离(丞相,录尚书事,领益州牧,领司隶校尉,假节,开府治事),成为名副其实的权臣,他以先帝“托孤”的借口,拒不还政于君,刘禅都29岁了还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还是“虑陛下春秋正盛,朱紫难别”,而李严居然沦为诸葛亮的粮草官,还被诸葛亮借机贬为庶民,成功打掉了这个有“托孤辅政”名义的政治对手,消灭了蜀汉政权内反对诸葛亮势力的首脑人物。应该说,这个时候,刘禅和诸葛亮双方都是彼此忌惮的,双方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刘禅具有合法的政治地位,是维系益州各派势力的合法政治旗帜,诸葛亮拥有除了皇帝头衔以外的一切权力,权倾朝野,福威自用,他在南征之后迫使刘禅给予了九锡中的“金斧钺一对,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虎贲六十”,活脱脱的半副銮驾,诸葛亮举着这套行头出门,那是自皇帝以下,文武百官都要跪迎的,不仅如此,诸葛亮自开始北伐后就长期驻节汉中,牢牢的控制着蜀汉的兵权,偶尔回朝,他都是带甲士百人上殿面君,真正的是威压百僚,声震幼主,其做派跟董卓,曹操毫无二致。特别是诸葛亮扳倒李严之后,声威达到了顶峰,安汉将军李邈说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恐“五大在边,非社稷之福”,其实刘禅是心知肚明的,诸葛亮顾忌刘禅的合法的政治地位,刘禅顾忌诸葛亮权力太盛,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诸葛亮因为北伐的屡次失败,一直都不敢“晋爵称王,加九锡”,双方虽然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但是距离公开翻脸还始终差了一步,只要诸葛亮没有迈出“晋爵称王,加九锡”这一步,双方就可以维系这个“麻杆打狼”的局面,双方当时也都没有发展到必须要动手的地步,但是,如果不是诸葛亮及时的挂掉,使这个局面发生根本变化,双方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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