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伟大的革命先驱者、长征标志性人物之一林伯渠的风云人生显尽荣光，但亦饱含艰辛。不用说他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经历的腥风血雨，也不用说他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创建发展过程中历尽的错综复杂，也不用说他从国民党中央走到共产党领导核心所淌过的万千湍流，仅从他一生经历的五次婚姻，便可体味出老一辈革命家人生的无比艰辛。

林伯渠的第一次婚姻，是与澧州司马瀚之女司马殿英（一说司马钿凤）的悲情姻缘，事情要从双方的父亲说起。司马殿英之父司马瀚与林伯渠之父林鸿仪在澧州是同窗至交、胜似兄弟。婚后，两位夫人差不多同时身怀六甲，司马瀚和林鸿仪受风习之渐，也决定行“指腹为婚”之约。随后，司马瀚女儿殿英先出生，林鸿仪夫人不久也生下头胎，但也是个女儿，与婚约的基本前提相悖。不过，林家的女儿不久就不幸夭折了。当司马殿英长到四五岁时，林鸿仪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林祖涵、字伯渠。由于两家交厚，殿英和祖涵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曾经，祖涵一次到澧州司马伯伯家做客，在街上迷了路；怎么跟人介绍自己才可能找回去呢？祖涵急中生智，跟人说他是司马家的女婿，当然，这话的根据是一些大人半真半假的戏言；结果，祖涵被顺利送回了司马家。后来两个孩子看看成年，莫逆之交的司马瀚与林鸿仪商定仍履前约，于1904年春，让年刚十八的林伯渠，与当时二十三岁的司马殿英拜堂结发为夫妻。当时，林伯渠是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学生，是受到自由婚姻思想影响的青年。但幼受庭训、孝顺父母的林伯渠选择了遵从父辈之命，压抑个人意愿，被动接受了“指婚”。刚完婚，林伯渠就返回学校读书去了；不久后考上公费留日生，开始与发妻的几年隔洋分离。回国后林伯渠一直为革命奔走，只能偶尔回乡，与家人短暂相聚。

林伯渠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他肩负同盟会使命，前往吉林明里当吉林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暗里发展“边疆革命”期间。大约1909年，从小患过“女儿痨”的司马殿英在生下女儿秉权后，痼疾复发，不幸去世。远在东北的林伯渠自然悲伤，但因革命繁忙，路途遥远，无法回乡，仅驰函相送。不久，因为工作关系，时任吉林女子学校教员的伍崇贤结识了教育会办林伯渠。她非常钦佩林伯渠学识涵养等，当了解到林伯渠发妻新亡后，伍崇贤冲破旧观念，主动接近林伯渠，并于当年与年长她一岁的林伯渠结为夫妻。应该说，林伯渠与伍崇贤的婚姻，给林伯渠从事革命和教育事业都带来了支撑和动力。这是一次自由的婚姻，也是一场事业的婚姻，不久便有了爱情的结晶。但1910年，林伯渠衔命回南方运动革命武装，携妻儿回临澧老家后，他们夫妻的日子便是离多聚少。伍崇贤此后终守林家，在临澧凉水井生活至终，所以族里和当地人，都把伍崇贤尊称为“伍大婆”，一般也认她为林伯渠原配夫人。

林伯渠的第三次婚姻发生在他历尽险恶，从苏联海参崴冒险回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之后。自1910年林伯渠奉同盟会之命，回南方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将伍崇贤和女儿秉蘅送回老家，到1933年林伯渠从苏联回到江西红都的二十多年里，他们除在长沙、广州工作期间和武昌起义前后有过几次短暂的共同生活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开的。后因白色恐怖，自1927年后得约六七年里，他们基本上就失去了联系。他回到江西红区，正当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便即担任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繁忙而险恶的革命斗争，使林伯渠难以顾及其他。当时年近半百的林伯渠身体不好，工作极为紧张，生活得十分不便。于是，经组织和同志们介绍，促成了林伯渠与苏区革命战友范乐春的一段特殊婚姻。或许，当下的读者对林伯渠这段婚姻会持有微词，因为，当时音讯久阙的伍崇贤仍然还是林伯渠的妻子，林伯渠与范乐春结婚，似涉“重婚”。诚然，在一夫一妻制社会，这婚姻自然招致诟病。但时代不同，世情也有渐进过程。虽然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我国的婚嫁文化演变过程很复杂，在旧时代，自己孤身在外地谋生时，惯常的做法都会娶一房“如夫人”来照料自己的生活。加上其他各种历史原因，实际直到1950年5月1日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国才真正彻底废除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林伯渠一生的数次婚姻，最晚一次也是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所以，以“重婚”之说定性当时的婚姻，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不合时宜的苛求。且范乐春是闽西人，身世孤苦，从小受尽千般苦难，脸上还因疾病留有瘢痕。参加革命后，她成长很快，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与林伯渠结识时，她已是中央执行委员。战斗在一起的革命感情和艰苦的生活境遇，使林伯渠和范乐春于1933年前后结合到了一起。长征前夕，范乐春刚生下儿子苏生，即林秉苏，由于带着月娃子长征十分不便，中央决定范乐春带孩子留在闽赣敌后坚持斗争，林伯渠则随中央红军转移北上。几年后，范乐春同志病逝在闽西山区丛林里。

林伯渠的第四次婚姻，发生在林伯渠担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期间。林伯渠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新“红都”陕甘宁继续担任“红色财神”角色，后长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直孤身生活。1937年前后，林伯渠出任西安“八办”党代表期间，中央派他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在会外时间向重庆革命青年宣传革命的过程中，林伯渠成为重庆革命女青年李俊心中的英雄偶像。林伯渠回西安后，激情澎湃的李俊追随到了西安，后又到了延安。在当时极其特殊的情形下，鉴于林伯渠一直无人照料生活，通过组织和同志们促成，1937年前后，李俊终于走进了林伯渠的那孔延安窑洞。1940年，他们生下儿子相持。但李俊于1941年离开了林伯渠，相持基本是在延安保育院学校度过童年的。

林伯渠的第五次婚姻，发生在与李俊分开约五年后。此前，林伯渠曾想过接一直在临澧老家生活的伍崇贤来延安，但被年届花甲、不耐奔波的老妻婉拒。林伯渠生活起居无人照料，一个忙碌的老人，哪里会照顾自己？当时，他连裤腰带都是用的一条麻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早就把林伯渠当作偶像，并于1939年来到了延安的朱明，终于闯进了林伯渠的生活。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人，生于1919年，比林伯渠小33岁，“朱明”是她来延安时的化名；是她自小养成的“英雄崇拜”，使她最终作出超越世俗，不由林伯渠拒绝的婚姻决择。1946年，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林伯渠与朱明在边区交际处举行简朴而不失热闹的婚礼，受到大家的真诚祝贺。从此，朱明一直照顾林伯渠的晚年生活，直到林伯渠1960年病逝。

这就是林伯渠一生的五次婚姻，其中没有一次与世俗所谓“情变”有关，更与世间之“喜新厌旧”无涉。他的婚姻，是普通人式的婚姻，也是革命家式的婚姻，更是“变中”而有“不变”的人性婚姻。他的五任妻子中，第一任妻子司马殿英留下了长女秉权；第二任妻子伍崇贤先后生育了秉蘅、秉佑、圣荃、秉益和秉元五个子女，同时也带养了秉权，对此，林伯渠一直对伍崇贤心存感激，因此无论后来经历了几次婚姻，林伯渠都始终没有与伍崇贤解除关系，在他心中，伍崇贤一直都是他林家的“屋里人”；第三任妻子范乐春留下一个儿子秉苏；第四任妻子李俊生下了儿子相持，即林用三；第五任妻子朱明则一生用生命陪伴林伯渠晚年，并未留下一男半女，在林伯渠逝世后的次年，她也追随亡夫而去。

现在，林伯渠故居后的山岗上，长眠着林伯渠漫漫人生中的三位夫人：司马殿英、伍崇贤和朱明，只是因岁月久远，司马殿英坟茔早已为风雨冲蚀湮没；朱明死后也归葬到丈夫老家凉水井；曾在北京和儿女一起居住很久的伍崇贤，于1970年因林彪“一号命令”被从北京遣返回临澧老家，次年寿终正寝于“林家大屋”，她逝世后，被林家人安葬在故居后的祖茔地里。总之，林伯渠一生的五次婚姻，正是一位老革命家风雨人生的艰辛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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