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绩：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担任致远舰管带，战中，连连击中日舰。致远舰以一敌四，后撞向日舰吉野号。致远舰被击中后，邓世昌坠海，拒绝相救，以身殉国。
提到甲午海战，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可能不是挪用海军军费的慈禧太后，也不是最终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而是那位用军舰撞向日舰、惨烈报国的邓世昌。除去后世对邓世昌当时的行为的争议，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只是希冀或许从悲剧中获得些许教训，得到些许警示。
潜龙入海
1868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船政局，在福州马尾效仿西方建立造船厂，后清廷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总理船政大臣，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舰船和海军人才。当时，招收了广东籍通晓英文的学生共十人到福州船政学堂肄业，邓世昌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学习目的明确，且又聪颖过人，入学后的各门课程考核皆列优等，深受沈葆桢的青睐和器重。
然而，尽管表现优异，邓世昌的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以福建学生为主的福州船政学堂，广东籍的邓世昌可能受到一定排挤，如达到条件却因“人才短缺”这样的借口，错失出国学习的机会，从侧面也印证了这一点。
188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听闻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便调邓世昌到北洋差遣。随后，邓世昌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购新船，期间，他趁机考察西方海军的发展情况，以弥补未能出国学习的遗憾。
1882年，朝鲜政局发生动乱，日本拟趁机发动战争。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援助，命邓世昌以兵舰护送。邓世昌驾“扬威”，“鼓轮疾驶，迅速异常，径赴仁川口，较日本兵舰先到一日”，“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事平后，荐保游击，并被赏勃勇巴图鲁勇号。
北洋大阅海军时，英法美日等国水师提督借来观操，会办海军大臣李鸿章以邓世昌训练得力，奏谕旨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覃恩赏给三代一品封典。邓世昌深知国家处危亡之时，报国的心情殷切，常与身边的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席波涛，不避艰险。”
碧海丹心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派淮军增援镇压，日军也借口保护使馆与侨民派兵进驻汉城。日方对战争蓄谋已久，因此不断增兵，最终发动丰岛海战，引发甲午战争。
日本不断增兵的同时，也向清政府抛出要求共同改革朝鲜方案，侵略意图十分明显，清政府令李鸿章备战。而此时，李鸿章仍不主张添兵赴朝，并希冀中日能共同撤兵。直到中日谈判破裂，日本正式发动战争后，李鸿章才不得不应战。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援军入朝，返航时在大东沟遭遇日军袭击，北洋水师仓促应战，黄海海战爆发。
接敌途中，丁汝昌命令将舰队由双纵阵改为横阵，由于向两翼展开需要时间，不待队形完备，旗舰“定远”的管带刘步蟾便擅自下令发动攻击，此时，距离敌阵还有5300米，北洋舰队仅形成了较为散乱的人字形阵型，完全未处于有效的对阵状态。刘步蟾此炮将其紧张的心情暴露无遗，相比较日军在北洋水师发炮后，继续挺进达三分钟之久，直至距离3500米时，才在有利阵型上开炮还击的举动，或许第一炮就已经暗示了战争的胜负。
日军甫一开炮，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将定远望台打坏，在望台上督战的丁汝昌受到重伤。丁汝昌的坠舰，给士气带来极大的损伤，进一步也加剧了北洋水师的混乱状态。由于日方舰艇具有快速的优势，很快形成太极阵，裹住北洋水师的人字阵，并渐渐攻入人字阵脚，将致远、经远、济远三舰隔绝于阵外。
邓世昌驾驶致远一舰，由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故而攻敌最力，两阵甫合，其他船还在后面，致远便独自向前猛驶冲锋直进，开放船首船尾英国制造的十二吨大炮，并施放机器格林炮，先后共百余出击。
此时其他舰艇已在一片混乱之中，无一舰能勇往协助致远，致远显示出孤军深入，无复后继的态势。日舰见有机可乘，便以四舰环攻致远舰，致远多处中弹，船身倾斜，情况十分危急。
在此危急时刻，邓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他激励将士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这时吉野舰迎面驶来，邓世昌于是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吉野”冲去。日军发现了致远的企图，便集中火力，轰击致远，最终，致远在炮火下沉没，邓世昌坠入海中，此时，邓世昌的随从刘忠递给他一根浮木，但他坚决不接，愤然地说：“事已如此，誓不独生！”有义犬见主落水，也跳水相救，邓世昌按犬头入水，最终殉国，年仅45岁。英法各国水师观战者皆感叹世昌之忠勇为不可及。
乡党与民族
事实上，甲午海战中出现了不少像邓世昌这样英勇献身的英雄，然而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甲午海战惨败的事实。这场改变了中国近代命运的重要战役，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从乡党说起。
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邦观念，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私交和公事无法分开，就很容易形成乡党，从而忽略国家利益，产生恶劣的影响。
上文曾提及，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多为福建人，广东出身的邓世昌在其中受到排挤。在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为主力的北洋海军中，这种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特别是国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被委以重任，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也进一步加剧了乡党的划分。
即使是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提督丁汝昌，也因为非福建人及非海军出身而备受排斥，即《清史稿》所说“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再引黄海战役中擅自开炮的刘步蟾为例，《清史稿》描述其“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同乡，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在这种氛围下，邓世昌自不能免，“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案，闽人咸嫉之”。
乡党意识对于战争的影响不言而喻，最高指挥官起不到本应的统帅作用，造成的群龙无首状态，助长了北洋水师的散漫之风，这从刘步蟾未接到丁汝昌命令的时候擅自开炮就可看出。而在乡党观念指导下的亲疏远近判分，也导致了致远号被四艘日舰围攻时未有后援，受到严重损伤。致使邓世昌最终以身殉国，亦未尝不是被乡党观念所害。
私兵与国军
乡党观念或许败了一战，而败了一国的，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先从北洋水师说起，北洋水师名义上是清政府的海军国防力量，实际上却是李鸿章淮军的私人武装，以至于清廷想要调动水师，必须经过李鸿章的同意。因此，虽然说甲午战争爆发在日本与清朝之间，但是真正对抗日本举国之力装备的精锐武装的，其实是李鸿章的淮军——由于淮军的失利，清政府才调湘军继续抵抗日军。一国与一军的对战，实力不对等实属正常。另外，李鸿章在战争前和战争中的“避战”也另有深意。
太平天国迅速在南方诸省横行，而清朝的八旗与绿营皆溃不成军。曾国藩、李鸿章趁势而起，用十数年时间平定叛乱，成为“同治中兴”的功臣。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曾国藩、李鸿章所率领的湘、淮二军，能够脱颖而出，力压八旗、绿营。湘淮二军在平定叛乱之后，并没有功成身退，而是渐渐有独立的势头。中央权威虽然已经旁落，但是名分依然还在，国家行政力量依然操控在中央手中。地方势力因不能团结，反而被中央借机操纵、抑扬其间。其中最着者，莫过于推恩左宗棠，任命张之洞，以此平衡湘淮势力。
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为首的清流鼓噪一战，逼李鸿章出兵，其目的也就在于借日本之手削藩。李鸿章岂不知其用心，然私兵皆军费所养，兵临城下之时，也无法一直躲避。但北洋水师一旦完了，李鸿章也失去了所恃，因此嘱咐丁汝昌等人避战自保。以一私心所养之水师，而敌一国之水军，胜负早已注定。
结语
邓世昌能以“致远”一舰敌四舰，终难改甲午战局，可知北洋将领非不英勇，非不尽力，实有天亡而非战罪之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考察了北洋水师自身存在的乡党问题，以及北洋水师作为李鸿章私兵，与清政府存在种种微妙的关系，导致无法一心应战，在抗战与求和中首鼠两端，从而最终一败涂地，而国事亦不可挽救。缺乏全局意识，即使英雄辈出，亦乏回天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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