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

　　钱学森到底是怎样回国的（1）

　　一直以来，外界流传，1955年，钱学森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得以顺利从美国回国，是中国用4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换来的。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钱永刚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们一家4口获准离开美国的经过。

　　朝鲜战争结束后，大批美军被扣押人员的家属向美国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出面让我国遣返他们的亲人。迫于这一形势，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代表通过英国与会人员向中国代表摇动橄榄枝，请求就被扣押人员的遣返问题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谈虽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同意下次不再通过英方当“电灯泡”，并决定1955年8月1日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

　　而就在会谈之前的6月，被美国政府软禁的钱学森得知爷爷的老师陈叔通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消息后，当即写了一封要求回国的信，辗转寄给太老师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周恩来。周总理看过信后大喜过望，于是向准备参加会谈的王炳南作了部署。

　　8月2日第二次会谈时，王炳南按照周总理的设计，首先提出我国将遣返11名被扣留的美国人，接着希望美方允许钱学森回国。美方代表听后，故作惊讶道：“钱学森，我知道，可是他自己表示不愿意回中国。”

　　王炳南当场出示钱学森的信：“这可是他亲笔所写呀。”

　　在事实面前，美方代表无言以对，只得马上向国内汇报。3天后，钱学森意外地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

　　一个半月后，钱学森与夫人蒋英携子永刚、女永真从洛杉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启程回国，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于10月8日抵达香港。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学森所乘轮船抵港之前，国务院已通过广东省有关部门秘密通知香港招商局的负责人到广州接受任务，该负责人到达广州后，广东省的有关人员让其速到香港的轮船公司做工作，确保轮船停靠香港码头前先抛一次锚，让船上的中国人迅速转移。

　　所以，当船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港时，便有一艘小船驶拢，钱学森一家4口和船上的另外40多名中国人从舷梯下到小船，被载到港湾北岸的九龙码头上岸，然后乘火车到达广州。而当克利夫兰总统号驶抵南岸的香港码头时，等候多时的国内外记者怎么也找不到钱学森。

　　据钱永刚透露，他前不久与香港招商局编《招商志》的人谈及此事，对方通过查对当时的档案，也发现了有关记载。

　　钱学森回国不久，我国又遣返了12名被扣留的美国人，其中既有美国空军飞行员，也有在中国大陆进行与身份不符活动的侨民。

　　钱学森的领导绝技——念诗批评法（2）

　　钱学森回国后，长年在国防科技战线从事领导工作，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很严谨，但作为领导，他又很讲领导艺术，用念诗的方式批评人，可说是他的独门绝技。

　　钱永刚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钱学森与在身边工作的专家汪成为谈起软件问题，聊着聊着，钱老突然对汪说：“你说得很好，要不你先动笔把自己的想法写一写。”

　　于是汪成为就软件工程和发展写了一篇文章交给钱学森。

　　第二天，当他到钱老办公室问看没看时，钱老微微一笑道：“我给你念首诗吧。”

　　就在汪纳闷的时候，钱老念了起来：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念完钱老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汪想了想说：“是清代袁枚的吧！”说罢他赶紧补充：“钱老，你把那篇文章还给我，我修改后再交给您。”

　　钱老笑着问：“明白了？”

　　过了几天，汪成为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钱老，钱老仔细看了一遍，说：“这回你是认真的。”

　　1982年9月下旬，因钱学森的前任秘书另有任用，组织上为他重新物色了一位名叫涂元季的秘书。

　　因为临近国庆节，加之多年未回湖北老家，这位即将履新的秘书通过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向钱老请假，说是回家探望老母亲，于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到“钱办”报到。10月3日上班，他便在原单位等国防科工委机关的通知。到了10点多钟，机关的人来电话告诉他：钱学森发火了，问你怎么还不来报到。到了办公室后，钱学森说：“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太不强了，说好了今天上班怎么还要等通知！”

　　批评一通后，钱老仍不依不饶地对办公厅的同志说：“小涂我不要了，你们另外给我换一个秘书。”

　　没办法，涂元季被安排在办公厅工作了一年，直到第二年，钱学森发现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才再次开口将他要到身边当秘书。

　　钱归你奖（蒋）归我（3）

　　钱永刚说，在钱的问题上，他父母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很有意味的对话。

　　2001年12月初，第二届霍英东杰出贡献奖在广州番禺颁奖，作为得主之一的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前往，组委会邀请82岁的钱学森夫人、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蒋英出席领奖。临去广州前，蒋英向钱学森辞行，钱学森当着钱永刚的面与夫人打趣道：“钱归你，奖（蒋）归我。”

　　蒋英略作思考：“那咱们说好了，你要奖（蒋），我要钱。”说罢两人都会意而笑。

　　据钱永刚回忆，在他父亲的心目中，钱在绝大多数时候指的是姓氏。他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获得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当时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当系主任，当他看到从农村考上来的孩子连买把尺子的钱都没有时，便把这笔钱捐了出来，专门买了一批学习用品。所以力学系的新生报到时，都能领到一把尺子。

　　1962年，他的《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出版，获得了3000多元稿费。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他将这笔稿费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高达100万元港币，谁知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钱学森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不要求你门门考五分（4）

　　钱学森36岁那年与小他8岁的蒋英结婚，接着一起去了美国。钱永刚次年在美国出生。

　　有些资料称，钱永刚生于1949年。钱永刚笑言，那也是误传。之所以“被年轻”，只因他上了两次一年级。

　　回国之前，钱永刚已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回国后，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却花了近一年时间学习汉语。开学时，钱学森本想让他到二年级插班，但学校不同意。钱学森只好对他说：“再读一回一年级，没坏处。”

　　从小学到高中，每次小考的成绩，钱永刚都拿回家让母亲过目，但期终考试的成绩单，蒋英总让钱永刚去找钱学森签字。有一次，钱永刚的成绩单上，语文4分，数学4分，物理5分，钱学森看过后说：“我虽然不要求你门门考5分，但数学分数低了点，语文还可以。”

　　到了下学期，钱永刚的数学考了5分，语文仍是4分，钱学森说：“这回考得可以。”

　　1977年恢复高考时，正在部队服役的钱永刚报了名，钱学森知道后很高兴：“你已经快30岁了，报名参加高考对你是个挑战，只要有这股劲，今年考不取，明年再考。”

　　放榜时，虽然语文拖了后腿，但他还是考取了国防科技大学。

　　在钱永刚的印象中，父亲的文学功力是很深厚的。父亲的广博知识，缘自祖父钱均夫的素质培养。钱学森从读小学开始，父亲每到寒暑假都会让他接触一件新玩意，从画画到吹号，从吹口琴到摄影，甚至于到野外抓蝴蝶做标本，到矿山了解怎样选矿，但这些都不是为了学多门技术，纯粹是为了感受一下。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期间，钱学森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厅去放松，并从此对西方古典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据介绍，钱学森年轻时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怎样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一文。

　　我乐意当副职（5）

　　对于记者提出的“钱老怎么专门当副职”的提问，钱永刚说起了个中缘由。

　　钱学森回国不久，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成为院长。但几年当下来，他发现自己不适合继续干这个一把手：幼儿园要添购几张小板凳，要先由院长签字同意，买了后又要院长签字报销；单位建房子，哪级干部该分多大面积，职工的工龄怎么计分，哪间屋的朝向好，什么楼层该分给谁……这一系列事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为了省事，他将此类行政事务委托给一位副院长，可具体办事的还是非要找他这个一把手。情急之下，钱学森将这一系列事和自己不愿当院长的想法写信告诉了聂帅，聂帅又将此事汇报给周总理。

　　周总理掂量后，也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恰在此时，陈赓大将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到第五研究院来帮钱学森打这个杂，但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太好，中央没同意，后来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调来当院长，钱学森当副院长，主要精力抓项目。从此以后，他一直当副职，从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唯有中国科协主席是正的。

　　钱学森，中国航天的骄傲（6）

　　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导弹之父”。1962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一枚导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迅速提高。说起这些，钱永刚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一位旅居西德的华人，每天一早打开大门，都会看到门前堆着许多垃圾，他日复一日地清理着垃圾。但某天早晨，他打开大门，却突然发现，门口没有垃圾了！正当他纳闷时，一位社区警察走上前来，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后再不会有人在你门口倒垃圾了。”

　　又过了几天，他得知中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才恍然大悟。

　　若干年后，这个故事通过我国驻德大使馆传到了钱学森耳朵里。

　　钱永刚告诉记者，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成为中国航天第一人，返回地面后不久，杨利伟便和总装备部部长及飞船总设计师一块去见钱学森。2006年，钱老又在家里见了神舟六号的两位飞行员聂海胜和费俊龙，并躺在床上和他们握手。

　　当记者问及为何有时称钱老为“中国导弹之父”，有时又称“中国航天之父”时，钱永刚想了想道：“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导弹起步的，作为子女，我们只能说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的骄傲。”

　　大科学家与小人物的交道（7）

　　钱永刚说，父亲钱学森有些怪异之举，为武汉的一所民办中专指点迷津就是其中之一。

　　这所中专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前身武汉生物工程学校。该校的创始人余毅说出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1993年，余毅和几位朋友谋划创办一所民办中专，取得办学资格后，却不知该办哪一类学校。想来想去，他和一位姓段的朋友商量给钱老写封信，希望钱老能指点迷津。两人原本只是试着将信投寄出去，但没想到，半个月后，钱老居然亲笔给他们复了信，满满两页信纸，建议办一所生物类学校，并让他们以中专为起点，逐步向大专、本科学校迈进。正是因为钱老的指点，这所学校一步步壮大，目前已成为湖北省知名度较高的院校，在校学生近两万人。为缅怀这位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该校准备投资6000万元建造一幢以钱学森命名的科教大楼，钱永刚这次来武汉就是看大楼选址和设计方案的。

　　钱老类似的逸事还有不少。1984年，《内蒙古日报》科技副刊的编辑郝诚之试着写了一封约稿信给钱学森，约他写一篇科技方面的稿件。约稿信辗转寄到后，钱老十分认真地写了篇1600字的科普稿件寄来，郝拿到钱老的稿件后，十分感慨：“没想到钱老不仅写了稿件，还附言称‘遵嘱’寄上，实在令人感动。”

　　上世纪60年代，新疆农业大学的一位学生发现钱学森一篇论文中的推导有点不严密，便大着胆子写了一封信给他。钱学森收到信后，不仅回信肯定了这位学生敢于挑战权威的做法，还建议他把自己的意见写成论文，最后钱学森还将这篇论文推荐到《力学报》发表。

　　电视剧编剧没做“功课”（8）

　　谈及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钱永刚婉转地说：“我不知道编剧仔细查过资料没有，反正他的历史功课不及格。”

　　钱永刚说，上世纪50年代末，党中央提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任务，当时的“两弹一星”，指的是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而电视剧中则想当然地将其说成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钱永刚认为“这是非常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据他介绍，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大型项目或下马或暂停，但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仍在进行，当时的口径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地对地导弹是重中之重”。

　　随着导弹研制成功，接下来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特别是后来试爆了原子弹，毛泽东主席表态：“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至于说到扮演钱学森的演员，他觉得作为北方人的陈建斌骨架略显大了些，与南方人钱学森在体形上不太一样。

　　钱永刚透露，2月15日，由西影集团投拍的电影《钱学森》将在北京开机拍摄，其中钱学森和蒋英分别由陈坤和张雨绮扮演，这部投资6000万元的影片将在今年10月拍完，11月份公映。在征求家人对演员的意见时，他专门去了一次西安，按照导演的说法，之所以选陈坤出演钱学森，是因为他眼睛里有戏。

　　对于人们评价的“蒋英年轻时比赵雅芝更有气质”的说法，钱永刚说：“两个人年龄相差30多岁，而且一个是留过洋的歌唱家、音乐教授，一个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不好这样作比较。”倒是对20多岁的张雨绮能否演好“出身名门、身嫁名人、事业有成”的蒋英，他多少有点信心不足。在他看来，所谓气质，就是指的举手投足、出言透气，一个没有太多生活经历的新生代演员，要演出那种味来，要做的功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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