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北伐的故事
本文认为，北伐之能成行，很大程度上是李宗仁活动的结果。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他是新桂系的创始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任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代总统。1925年，李宗仁先生在统一广西之后，主动与广东革命政府配合，实现两广的统一。两广统一后，李宗仁劝说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派广西先遣队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并亲赴广州劝说蒋介石，促进了北伐的发动。
两广统一
1924年春，广西境内出现了陆荣廷、李宗仁和黄绍竑、沈洪英三大势力并立的局面。作为军阀，他们自然有着想消灭异己统一广西的意图。但是陆、沈各有一两万兵力，实力远非李、黄所能比拟。然此时沈、陆在桂林处于严重的对峙之中，这为李、黄对其各个歼灭提供了有利时机。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李宗仁确定了“先陆后沈”的策略。李乘陆、沈在桂林大战时，于2月占领南宁。9月，陆见大势已去，“在全州发出下野通电，赴苏州做寓公”。此后，广西变成两强对峙的局面。不久，李、黄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于1925年2月中旬消灭沈军主力，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统治广西的历史最终结束。
正当沈洪英节节败退之际，云南军阀唐继尧进兵广西，企图乘孙中山病危之际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进而吞并两广。随后，滇桂战争爆发。1925年7月，滇系失败，广西最终实现统一。广西的统一，分裂混战局面结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不仅如此，广西的统一还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发动。两广作为北伐的策源地，李宗仁领导广西军民实现广西的统一，进而促进两广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北伐战争的一个重大贡献。
李统一广西后，应广东革命政府的请求，派兵打击入粤的熊克武川军，支持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说：“去年用兵南路的时候，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两同志曾（派兵）参加工作，在单水口一役甚为出力。因为两省的军队很能共同动作，所以才取得胜利的结果。”
1926年1月，广东统一后，两广统一的问题提上了议程。1月16日，广州革命政府派汪精卫、谭廷闿、甘乃光等前往梧州会见李宗仁商讨实现两广的统一步骤，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此，广东革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广特别委员会。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一）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现有军队全部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体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三）凡广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对此决定，李来电表示“至诚领受，遵照实行”。至此，两广实现统一。“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南方形成相对集中的新兴政治军事集团，造成一个国民政府统治下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这一北分南合的趋势是北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宗仁作为广西新兴军事力量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广西实现了统一。在民族大义面前，他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推动了两广的统一，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增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两广统一后，“北伐之呼声，一时高唱如云”。
唐生智附粤和桂军先遣队入湘作战
当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时，湖南内部赵恒惕和唐生智之间的分裂也日益显著。后来唐利用蒋百里的关系，向吴佩孚疏通驱赵。但唐唯恐自己的力量不够，乃电李宗仁先生，请李在他驱赵时“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李接到唐的电报“立刻下令，要桂林方面部队钟祖培等向黄沙河进发”。在长沙市民和李宗仁的支持下，1926年3月16日，唐驱赵成功。但唐惧怕北洋政府的威力，不敢公开表示附粤加入革命阵营，只得暂时以师长和督办的名义主持湘政，不敢就任省长。正当唐徘徊观望的时候，李宗仁派其妻子郭德洁和桂军代表侯人松到长沙访唐，做唐的思想工作。此时，革命政府也派当时桂系驻粤代表白崇禧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前往长沙，促使唐出兵讨伐吴佩孚。经过他们的劝告和一系列的利益保证，最后唐决心附粤、反吴。后唐致电广东革命政府，表明一切方针，要点如下：（一）对国民政府愿竭诚拥护，奉行国民党党纲；（二）对南北局面，决与国民政府立于同一战线，以反对北方军阀；（三）对湘局决以省长名义，维持治安。
唐生智以区区师长的地位，竟敢于发兵驱逐赵恒惕，固然与他有较强的实力想取赵而代之的野心，但也与湖南人民的支持和李宗仁的积极策动以及军事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湖南地处南北要地，是革命势力北伐的必经之地。唐的附粤、驱赵和反吴使湖南出现了对北伐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打击了阻挠北伐的湖南军阀赵恒惕，扫除了北伐的障碍。另一方面，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阵营，增强了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力量。
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阵营，引起了吴佩孚的不安。唐于3月30日占领了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岳州，更加增强了吴佩孚讨伐唐生智的决心。由于吴佩孚军队的训练及装备远比唐军强大，吴军于4月3日攻入岳州。24日唐军退出长沙，进迫衡阳，退守湘南。至此，唐军已溃不成军。早在撤离长沙之前，唐以私谊急电李宗仁，请求迅速命桂军入湘支援。李宗仁接电后“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向衡阳唐军增援，全省援军也向湘边进发”。在第八旅未完成集结之前先派该旅尹承纲第十五团入湘援唐。5月初旬，桂军赶至衡阳，“吴军因我军喊杀之声是两广口音，知是生力军，也不敢恋战”。唐军见桂军援军已到，“军心为之一壮”，吴军纷纷后退，保住了衡阳，稳定了战局。吴军攻衡阳受挫，并不死心。5月22日，吴军对唐军重新展开总攻，企图一举消灭唐军。唐军见难以抵御，打算放弃衡阳，退避广西。正当唐军万分危急的时刻，钟祖培第八旅桂军于28日全部赶到衡阳，唐军重新振奋精神与桂军协力反击。6月2日，吴军退至涟水北岸拒守，唐军左路威胁解除。唐军在中路敌人猛攻之下也发生动摇。但吴军“忽闻右翼湘军失利之耗，军心动摇”，不敢再进攻。在右路方面，由于叶挺独立团的及时赶到，稳定了战局。从此，唐军与敌军对峙于涟水、渌水两岸，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桂军北伐先遣队“协助湘唐，颇称得力”。广西先遣队入湘作战的结果解救了唐军的危机，稳定了湖南战局，不仅粉碎了吴佩孚企图消灭唐军进而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而且使北伐前沿阵地湖南和两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大大坚定了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信心。虽然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方针早已确定，并在各方面做了一定的准备。但是广州党政军内部派系复杂，分歧严重，特别是蒋介石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北伐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州的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即使是派出了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也不过是暂时防御的一种下策。6月5日，援湘之战取得了初步的决定性胜利，国民政府才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出师北伐。由此可见，广西先遣队入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其对北伐战争的发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李宗仁为首的桂军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亲赴广州，促进北伐发动
在广西先遣队入湘作战的同时，刚加入国民政府的广西军事首领李宗仁到达广州，和广东革命政府就北伐问题进行磋商。5月10日，李宗仁到达广州。李宗仁此行的目的除当时报纸报道所说的“桂省此次出兵湘南之前，即商准国民政府，由粤接济子弹500万发，枪械5000枝，军饷300万。但桂省出师一星期后，尚未见粤方践约，于是由李宗仁亲行来粤”。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与广东政府磋商北伐，以便早日促成北伐。
李宗仁到达广州后，李济深设宴为李洗尘。餐后李宗仁与李济深谈到北伐时，李对此表示同情，但因中山舰事件，广州形势复杂，党内领导人也无暇东顾。目睹此情况，李宗仁表示“仍须尽我最大努力，促成此一盛举，何况我军已入湘作战，骑虎难下，欲罢不能”。11日，李宗仁与蒋介石会晤，李向蒋陈述北伐的三大理由：（一）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吴佩孚正与张作霖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革命政府应趁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迅速北伐。（二）分析两广政情。两广统一，现在我们如不趁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三）分析湘军和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形势，如不及时北伐，唐氏一败，将失去取道湖南北伐的良机。
但蒋介石对此反应冷淡，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何能谈到北伐？”随后，李宗仁先后拜见张人杰、谭廷闿、程潜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陈述迅速北伐的主张，但他们都反应冷淡。因中山舰事件，国共摩擦逐渐加剧，蒋介石忙于自己权利的争夺，苏联顾问对北伐态度极为谨慎，中共坚持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李宗仁的这些活动虽没有取得阶段性的实际成果，但这些活动不能不对北伐的早日促成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济深作为李宗仁的入党介绍人和朋友，对李宗仁的北伐主张极力支持。李和国共代表以及苏联代表商谈之后，再次与李济深商讨促成北伐的策略。李济深与李宗仁决定利用稍后召开的政治会议，由李宗仁向政府陈述及时北伐的理由，随后由李济深发言附和李宗仁的主张，并提出准许第四军先派两师入湘作战。政治会议召开时，李宗仁和李济深慷慨陈词，中央军政首脑为之动容。最后，中央在原则上一致同意北伐，北伐进入具体计划阶段。5月21日，二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军委发表时局宣言表示决定北伐。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正式开始。
李宗仁作为广西军队中的实力派人物，在西南军事力量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西先遣队入湘作战和李宗仁对早日北伐的呼吁，就不能不引起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视。事实上，也正是李宗仁在广州活动期间，广东革命政府才逐步有了北伐的实际行动，北伐逐渐进入实质性的准备阶段。北伐战争的发动虽然是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结果，绝非李宗仁先生个人促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李宗仁先生广州之行对北伐的促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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