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章惇的故事

　　苏轼和章惇年青时是一对好朋友，两人是如何认识和结下深厚友谊的，宋史不详。没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分析，应该不是从小认识的，一个是四川眉山人，一个是福建浦城人，八杆子打不着，两人应该是在京城做举子时认识并深相结纳的。

　　章惇比苏轼大两岁，却于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同时中的进士。这一年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子，苏轼因母亲病故而回乡守制，章惇因侄儿章衡高中状元，自己排名靠后而觉得有失颜面，干脆拉倒了事，坚持不受赦，翌日重考。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很大，由此可见，章惇是个很有主见，也很自负的牛人。果然，两年后，章惇卷土重来，以一甲第五名被外放商洛令。

　　厉害了，我的哥。才华横溢的苏轼与章惇惺惺相吸，很快，苏轼被授予凤翔府节度判官，两人相距即近，又曾经恰同学少年，同科榜友，更重要的是都是性情中人，豪爽仗义，这关系就越发的瓷实了，两人游山玩水，诗词唱和，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

　　有一天，两人同游南山诸寺，因寺有山魈作祟，苏轼担心给猛兽送上门作点心，不敢住宿，章惇大大咧咧的嚷嚷，怕个鸟？强拉着苏轼留宿，结果猛兽也怕恶人，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两人抵达仙游潭，山路崎岖，山势险峻，下临万丈绝壁，而通往对面的道路只有一架独木横桥，这看一眼，就两眼昏黑，心里发怵。章惇使坏，在后面推了苏轼一把，吆喝着走过去在对面绝壁上题字，苏轼吓得两股战战，一个哆嗦，差点尿了一裤子，最终还是不敢过。而章惇面不改色心不跳，过独木桥如履平地，然后以枯藤系树，像荡秋千一样飞临绝壁，在石壁上大书数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我估摸着章惇会轻功，欺负苏轼不是练家子。

　　苏轼看得冷汗直冒，目睹了章惇玩命式的冒险，完事后，拍了拍章惇后背说“你小子以后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道“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怎会顾忌别人的生命？”章惇听后，哈哈大笑。我倒觉得苏轼此言有为自己遮羞的嫌疑，岂不知无限风光在险峰？也对，我们敬爱的领袖亦非凡人。后人因缘际会，说苏轼早就看出来章惇是一个杀伐果断，雷霆万钧的厉害人物，果然章惇后来成为新党党魁后，党同伐异、犁庭扫穴，对于政敌秋风扫落叶，一个也不放过。

　　另有一次，两人对酒当歌，在山中痛饮，忽然耳边传来猛虎啸声，两人仗着酒劲，一同勒马前往观赏，这简直就是作死的节奏，假如被猛虎当了人肉包子，连个索赔对象都找不着。眼看着距离老虎越来越近，跨下马儿不干了，你们作死，别连累上我，马儿驻足不前。这会儿，苏轼也被眼前景象吓得酒醒了，赶紧劝阻“马都吓成这样了，我们还是逃吧。”说完风紧扯乎，一勒马绳，自个儿溜了。而章惇独自鞭马上前，高呼“别怕，我自有道理”。等到靠近猛虎了，章惇翻身下马，将随身携带铜锣置于大石之上，一阵乱擂，老虎心想，这是什么东东？我也逃吧。章惇得意而归，寄语苏轼“瞧你这怂样，看来今后必定不如我”。

　　有人说，苏轼善于避祸，而章惇敢于招灾惹祸，孰不知，章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胆识有魄力有担当，这样的人适合干大事，果然，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日后二人泾渭分明的仕途生涯。宋人这两载笔记如果属实的话，并不能说明章惇就是个心狠手辣，包藏祸心的奸臣，当然也不能说明苏轼就惊惶失措，胆小如鼠，更多的是文人士大夫的风流佳话，仅依此而给章惇上纲上线是不公平的。

　　苏章二人品性各异，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交往深厚的好朋友，以后新党旧党之争的分手扬镳，那是政治原因。苏轼太清楚章惇这个知己的个性了，比如有一次，章惇坦腹而卧，苏轼自外而入，章惇摸着肚皮发问“子瞻呀，你说我这里面都藏着什么东西？”苏轼没好气的调侃“你那里面装的都是谋反的事”。章惇听后哈哈大笑。章惇为什么笑？因为苏轼所言正合其意，当然不是谋反之事，而是国家变革的重大问题，绝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章惇绝非凡人，而苏轼则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两人心知肚明。

　　章惇后来被王安石赏识器重后，逐渐走向政治中心，成为坚定不移的改革派，即使是在王安石心灰意冷后，仍然执改革牛耳，从不动摇，是新党的主将，虽九死而不悔。而苏轼则初为旧党，后为新党，先后为新旧党所不容，这是个性使然。因此苏轼的命运注定了多灾多难，但是纵观史实，章惇并未在春风得意时对苏轼背后下绊子，也非苏轼失势的背后推手，因政见不同，苏轼早期被贬几乎是注定的。相反在导致苏轼差点丢掉性命的“乌台诗案”中，章惇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对营救苏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御史舒亶这位写下名句“古人早晚登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的词人无事生非，讨好新党，硬是从苏轼诗中鸡蛋找骨头似的找出了许多反诗，严词弹劾苏轼。老糊涂宰相王珪奉若至宝，兴冲冲的以苏诗中“世间唯有蛰龙知”，秉报神宗，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请求从快从严予以重判。正好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在一旁，章惇从容进言“龙者，单从说文解字上理解，并非单指人君，臣子也可以把自己比喻为龙，如果仅照字面上理解，岂非当时诸葛亮自称卧龙，也犯下了弥天大罪？”神宗听后，同意章惇见解，认为不能凭此而加重苏轼罪责，于是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当然苏轼最终被从轻处理，既有太后之功，还有王安石“盛世岂能杀才子？”的劝告，但章惇做为政见不同的对手，并非在此时添油加醋，落井下石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章惇在朝堂上驳斥了宰相王珪的谬论后，还余恨未消，散朝后，追上王珪，质问他“大人为何要如此是非混淆，是想借此灭掉苏轼全家吗？”王珪急赤白脸的狡辩“不是啊，这都是舒亶说的”。章惇听后，气不打一出来，早忘了王珪是辅政大臣，不惜以下犯上的怒斥王珪“舒亶的话就那么重要吗？他放个屁你也要闻闻，吐得唾沫你也要当做食物吃下去吗？”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章惇，敢为朋友出头，敢于仗义执言，也才不负苏章之间过去深厚的友谊，苏轼有知，亦感欣慰了。

　　苏轼与章惇此后来往不见于史记，皆因政见不同，一个是新党主将，一个是旧党保守派领袖之一，任谁都不可能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留在身边，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至于说章惇此后残酷迫害苏轼，害得苏轼亡命天涯，九死一生，章惇是否就是主谋？值得商榷，否则当初“乌台诗案”多好的消灭苏轼的机会，章惇又为何不惜得罪上司，执意营救呢？情理显然不通。

　　终神宗一朝，因为新党主政，苏轼难以翻身，后来哲宗继位后，司光马等保守派旧党人物卷土重来，苏轼也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可惜苏轼太不识时务了，眼看旧党中人闹得太过火，很尖锐的提了些意见，结果做为曾经的旧党领袖级人物之一的苏轼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一样被败谪荒地，政治斗争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

　　饶有意思的是徽宗继位后，苏轼再获朝廷重用，苏轼复官之日，正是章惇被贬之时，章惇因当执政大臣时反对端王承继大统，说过端王轻佻之类的话，这下得到端王即徽宗的肆意报复了，章惇也像当初苏轼一样被人踢了皮球，转来转去，两个欢喜冤家像上演悲喜剧一样轮盘赌，结果谁也没赌过岁月，不过两年时间，先后去世。

　　苏轼有一封给章惇儿子章援的信，论起来章援是苏轼的门生，苏轼曾经亲自录取章援为第一名，而章家与苏家还有姻亲关系，苏轼弟弟苏辙的两个儿子娶了章惇外甥的两个女儿，苏轼在这封信中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中虽然展现了苏轼不计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博大情怀，却也告诉我们，苏章之间的分歧，在于政见之不同，至于交恶所导致的挟私泄愤，打击报复，或多为妄言，章惇并非是苏轼颠沛流离，命运多舛背后的那只黑手。

　　显然，宋史本就对新党不公平，而后世文人多褒苏贬章则是有意为之，而旧党多奸邪小人也是公论，因此所谓章惇不遗余力，残酷迫害打击昔日旧友苏轼也就顺理成章了，章惇因此中枪躺倒，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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