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简介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代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赵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就是指宋仁宗，自古以来在包公剧中，亦以明君形象展现。

　　早年经历

　　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兼中书令，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初八，册封为皇太子，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十四日，朝拜太庙。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下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着，听辅臣参决各司事务。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登基即位

　　宋仁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但还是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

　　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而且带领7名言官一同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列举，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才有了产生包青天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也很自制。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还会安抚有加。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赞叹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则为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嚎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为政举措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仁宗盛治

　　清朝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仁宗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名将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评价

　　宋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正面评价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晦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超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连“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都将宋仁宗当做标榜。而包青天正是宋仁宗“以仁治国”的最好证明。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一生节俭，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必加重罚。宋朝百姓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光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轶事典故废后风波

　　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

　　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

　　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堂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

　　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广纳谏言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

　　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忍渴而归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生活勤俭

　　赵桢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较检点。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身世之谜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亲生母亲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的刘皇后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三位母亲

　　在真实的历史中，仁宗赵祯还真不是刘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姓李，本是刘皇后身边的一个普通侍女，杭州人，也许是在自知不能生育的刘皇后的刻意安排下，被皇帝“宠幸”后生下了赵祯。刘皇后特别高兴，把还在襁褓中的赵祯抱到自己这里喂养，并和杨淑妃共同照料这个孩子。也就是说，赵祯一出生，就有了三个母亲：生母和两个养母。

　　刘皇后并没有传奇故事中说的那么狠毒，相反，她对李姓侍女很好，还不断地提升她的地位，先是晋升为才人，又升为婉仪，仁宗即位后，再升为顺容。她还派人寻访李氏的亲属，给他的弟弟封了官，以示恩惠。当然，人无完人，刘皇后毕竟不是圣贤，她也有普通女人的一面，担心皇帝不是自己亲生的，怕日久天长，生出是非，于是，把李氏派出宫外，为先帝真宗守陵去了。

　　《宋史》及相关笔记，对李氏这个女人很是钦佩。文献里说她天性沉默寡言，是个善良质朴的人，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之后，她夹杂在一群先帝嫔妃之中，没有任何异常表现。能够做到这样，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宫廷历来就是是非之地，是个巨大的名利场，传统的“母凭子贵”观念对李氏一点作用也没有，说起来真让人不敢相信。一个母亲能够如此隐忍自己的亲情，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多年来从不声张此事，没有借此生出事端，只能说明她具有美好的境界与品德，是个伟大的母亲。

　　李氏死于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享年46岁。在她临死前，刘皇后（已经是皇太后了）又以仁宗的名义加封她为先皇贵妃，宸妃。在安排李贵妃下葬的时候，刘皇太后听取了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以皇后的礼仪规格下葬。一年以后，即公元1033年，刘皇太后也去世了，享年65岁。

　　还有一个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妃，史称杨淑妃，也是一位明事理、善良的母亲。仁宗皇帝是被刘后和杨妃养大的，在具体的生活起居上，杨淑妃出的力更多些。所以，从小仁宗就称刘皇后为大娘娘，杨淑妃为小娘娘。杨淑妃在后宫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日子，人缘极好，与刘皇后相处融洽，对李氏也很照顾。仁宗为报答她的养育之恩想让她的侄子做诸司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时，她主动提出：“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于是改封为“右侍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

　　那么，在仁宗皇帝的心中，是如何看待这三位母亲的呢？说起来虽然有些心酸和无奈，不过也挺感人的，其中包含了亲情、孝道、感谢等诸多复杂的情感，如果避开政治因素不谈，就家庭关系而言，仁宗的处理是得体的，显示出人性之美。

　　按《宋史》的记载，仁宗始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刘皇太后去世，燕王告诉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而李宸妃是给刘皇后害死的。仁宗才罢朝数日，下哀痛之诏自责，而且亲往李妃的墓地祭奠，并开棺验尸。打开棺材后，发现李宸妃面色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冠服全是按皇后标准穿着的，仁宗慨叹说：“人言岂可信哉！”赵炎经过分析，认为这则记载颇多蹊跷。

　　首先，当时宫里宫外，都知道仁宗不是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宫内的风言风语就不说了，宫外的大臣们则以各种理由上表，攻击刘皇太后，话里话外都有暗示。公元1031年，范仲淹就是因为上书谏请太后还政而被贬官的。当时虽有刘太后称制临朝，但这些表章，皇帝本人也是应该看到的，他不可能不知道。

　　其次，《宋史》中关于吕夷简谏言刘太后以高规格厚葬李妃的细节也是值得推敲的：李宸妃死，刘太后与众臣及皇帝一起讨论如何安葬的事，吕夷简奏对说，应该厚葬。刘太后马上站起身来，带着皇帝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坐在帘后问吕夷简：“您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夷简回答说：“不敢，我是为太后考虑。”

　　刘太后沉默了一下，又问：“那么依您的意见，该如何处理呢？”吕夷简说：“按宫内后妃一品规格对待。”刘太后默许了这个建议，还让吕夷简具体关照操办这事，吕夷简又叮嘱具体办事的宫内太监，这可是皇帝的亲妈啊，要穿戴上皇后才能用的衣冠，用水银保护好遗体。在出殡的线路上也有过争议，按一般嫔妃的葬礼，是从宫墙凿个侧门，将棺木运出去，吕夷简建议应从给皇后出殡才走的西华门运出棺木，刘太后同意了这个建议，一切如吕夷简的安排，完全按皇后的规格为李妃办了一个极其隆重的葬礼。

　　给一个临终前才获得皇妃封号的普通宫人出殡，却按皇后的葬礼规格隆重操办，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有隆重的吹吹打打，皇帝本人也要亲自参加。而且，在讨论这个葬礼的细节时，皇太后竟先把他支出去，自己回来和大臣商量这件事。这时的仁宗皇帝已经二十多岁了，智力正常，难道他看不出这里的名堂？这太不合常理了。

　　因此，赵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推测：仁宗可能早已知道此事，只是顾全大局，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他不能说破这件事，一旦说破了怎么办？是废了刘太后，另立李妃为太后？不废刘太后，又怎么安排李妃？所以，既然眼看着生身母亲没受什么罪，也就装着不知道，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吧。

　　刘太后驾崩之后，大臣、亲王们纷纷拿此说事。不少大臣特别是那些在太后临朝时被贬的官员，纷纷上表诋毁刘皇后，很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诋毁让仁宗都听不下去了，这时，他再也不能装下去了，只好做出一副才知道的样子，大哭大悲一番。

　　他去剖棺验尸，并不是怀疑刘太后害死了李宸妃，而是以此来堵住那些搬弄是非的王公大臣们的嘴。因为给李妃按皇后规格下葬的全过程，他都是知道的，甚至还可能是亲眼见证了一些关键环节，没有他的同意，单是刘太后表态，太监们也不敢给李妃穿戴皇太后的冠服。他敢去开棺，是早就明白棺椁里是什么样子的，心里有底儿。此后，他下诏，禁止大臣们再议论刘太后监国时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开棺验尸的事，仁宗后来还干过一次，那是大臣夏竦死后，夏竦（song）这人活着的时候比较能干，得罪了不少人，被称为奸臣，以至他死了之后，有人还说他诈死，仁宗只好亲自到夏府开棺验尸，恐怕也是出于对夏竦保护的动机。

　　应该说，仁宗皇帝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不忍心伤害这两个对他都有恩情的女人，也不忍心让她们两个人卷入残酷的仇杀之中。刘太后对他很好，从小将他抚养长大，又一心扶持他当上皇帝；李宸妃是他的亲生母亲，两个都是他不愿意伤害的人。

　　事实上，仁宗和刘皇后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仁宗十八岁和二十岁时，分别有朝臣上表称皇帝已经成年，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而仁宗的做法是亲率宰相及文武百官去给太后贺寿，皇帝当着群臣之面给太后行跪拜之礼，这也是有违礼制的。按常规，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由皇帝在宫内办个寿礼即可。仁宗此举曾遭到大臣们的非议，但仁宗不顾众议，行此大礼的目的就是向群臣表明他与皇太后间的感情密不可分，皇太后临朝听政完全是他所支持的。

　　在他已经再也不能装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追封生母李氏为庄懿皇太后(后改为章懿)，那时距刘太后死不过一个月。刘太后死后被谥为“章献明肃”皇太后，仁宗并没有剥夺这个谥号、移出宗庙，反而一如既往地祭祀如初。(一般皇后死后谥号只有两个字，只有临朝称制过的皇后才追谥四个字)。这两个谥号也挺有讲究，“懿”是品德美好的意思，给了李太后；而“献”则是奉献的意思，说明刘太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两代皇帝，是一心为公。

　　对那位曾帮助刘皇后照顾过他的杨淑妃，仁宗皇帝是孝敬有加，刘后死后，曾下诏立杨妃为皇太后，继续帮助仁宗处理国事，被大臣们谏止。但仁宗依然对杨淑妃按皇太后的礼仪对待，杨妃所居的宫殿为保庆宫，所以史书上有时也称杨淑妃为保庆皇太后。

　　国母之争

　　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太后的前夫、银匠龚美。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

　　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氏不如郭氏，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实际上也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干预他选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

　　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

　　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长大后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

　　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

　　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仁政宽容

　　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后世纪念仁宗陵墓

　　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境内，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陵区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

　　赵祯的陵墓名永昭陵，位于巩县城区的西南隅的一处高敞之地。从那里俯望，城区如在谷中。宋时，这块地方叫“孝义堡”，又名“和儿原”，当代叫孝义镇。

　　北宋九帝，除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死于漠北之外，其余七帝均葬此，加上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墓由开封迁此（称永安陵），所以人们称七帝八陵。依次为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宋代靖康建炎年间遭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据有关史料记载，嘉祐八年（1063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今巩义市区），修陵调集士兵46700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耗费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规模庞大，建筑雄伟，虽历经千年风雨，饱受战乱抢掠，直到2013年，它仍不失皇家陵园的恢宏气势。

　　整个陵园遵从封建的风水地形堪舆学说，依地势而就，傍山依水，东南穹窿，西北低垂，由“皇帝陵”、“皇后陵”和“下宫”组成，神道两侧的石刻群形态逼真，雄浑高大，栩栩如生，其中“瑞禽”和“角端”更是雕刻史上的杰作，堪称世界绝品。

　　注：永昭陵于1998年开始修复，现为巩义市的宋陵公园。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拜《狸猫换太子》的“戏说”所赐，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但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们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

　　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着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

　　几经斟酌，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空前绝后的一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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