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简介
宋哲宗（1077--1100）即赵煦，原名傭。神宗第6子。之前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神宗于公元1085年3月戊戌日病死，他于同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祜”。1085--1100年在位。
元祐年间（1086--1093）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废除王安石新法。高氏病死后，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祜大臣吕大防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互相报复的局面。宋哲宗在位15年病死，终年24岁，葬于永泰陵(今河南省巩县堤东保)。
北宋皇帝哲宗-概述
哲宗赵煦，母亲是朱德妃。哲宗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神宗去世时，赵煦的5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被拥立为帝，时年仅9岁，由其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但高太后听政时，一手包揽政务，哲宗倍受冷落，形同影子。
他亲政后，努力摆脱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25岁时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哲宗在位只有16年时间，但这时却是北宋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无论是元祐更化，或是绍圣亲政，从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大臣们仍在互相攻击，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还一度使得哲宗欲追废祖母高太后，北宋的政治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一切都要从高太后垂帘听政谈起。
赵煦即位时，年仅9岁，由高太后执政。有一天，按照礼仪应由他接见契丹使者。臣子蔡持正恐怕赵煦年幼，见了辽人的容貌、服饰奇异会受惊吓出洋相，有损国威，就先一日对赵煦仔细地介绍契丹使者的容貌和服饰，请他不要惊奇，还重复讲了几十遍。哲宗听了不做声，等蔡持正不讲了，赵煦忽然严肃地问道：“契丹使者是人吗？”蔡持正回答说：“当然是人。”赵煦说：“既然是人，我怎么会怕他呢？”蔡持正没想到9岁的赵煦竟有如此主见，忙惶惶然退下。
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第二年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绍述”(继承)神宗之志，他恢复了青苗、免役等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执政，贬斥旧党吕大防、刘挚等人，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加强西北防务，击退西夏的攻掠。在对内对外方面，他对新法都有所继承。公元1099年冬，哲宗病倒。第二年正月已卯日病死于汴京，终年24岁。
赵煦死后的庙号为哲宗。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珪请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傭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的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
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傭才9岁，而神宗的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傭，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
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傭。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傭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新旧党变法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擅长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
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的。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
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
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极尽陷害。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参与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被旧党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到树上，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此。”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
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的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
此外，章惇在贬逐元祐旧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
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
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赵煦当上皇帝时，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由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处理政事。在近九年的时间里，国家大事全由高氏一手决断。赵煦只能在一旁“隅坐画诺”（根据高太后的指示，签书“可”或“不可”字样），后来他与大臣谈到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时，还颇有怨言地说：“当时朕坐在后面，个子又矮，朝里事情一无所见。只能看见坐在前面的太后的脊背和臀部”。直到1093年高太后病死，他才掌握了权力。
在他当政的七年里，国是日非，党派之争把国家的政事闹得一团糟，朝堂上洛党、蜀党、朔党等党派互相攻讦，争斗不休。边陲上，与辽、西夏的战事又日益吃紧，面对纷纭的国事，赵煦束手无策，无力解决。“要做的事很多，却不见做出一件”，可见赵煦是一个昏庸且无所作为的皇帝，北宋政权延续到这时，已经“政事日敝”，种下了宋亡的祸根。所以明、清时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论哲宗朝政事说：“无穷之祸，自此贻之”。
永泰陵
永泰陵位于巩县芝田乡八陵村村南，东北距芝田镇八华里，东南距永裕陵约400米。
1100年正月，赵煦患病，不数日死去，停丧七个月，于八月下葬永泰陵。今天的永泰陵陵台尚有17米高，底边每边长约50米，陵台正北有一段神墙残存，高约4米，是现今宋陵仅存的神墙遗迹。陵前石刻雕像还有11件保存完好，仅缺“象奴”一件（完整的为12件），这群雕刻中，以“象”的刻制最为生动完美，当地群众有“东陵狮子、西陵象”的说法。“西陵”就是指的永泰陵，因为它在西边，与东边的永裕陵相对。
陪葬在这个陵区的，有赵煦极为宠爱的皇后刘氏，刘皇后的陵冢在永泰陵陵台西北。两陵陵台相距不足20米，在永泰陵正西四五十米处，有赵煦第四女杨国公主墓，死时才二岁，亦立大冢。
史载，修建永泰陵的工程很大，仅石材一项，工作的石匠就有4600多人，采用的各种石材达3万多块，从各地调用的民工、役兵超过1万人，1100年二月十日开工，限五月十日完工，工程大、工期紧，以山陵使章淳为首的官员，督工急如星火，民工们不堪虐待，纷纷逃亡，工地上饥饿、病、累而死的日日不断，可怜这些死者多被弃尸荒野乱石之中。
《采石场碑记》记载说：“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魂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由此可见，座座巍峨陵山，竟是穷人的座座灾难之山。
尽管山陵修建得如此宏大、坚牢，仍然免不了历史的劫运。1130年，金朝的傀儡政权“大齐”统治中原，对坟陵进行了大肆破坏和盗掘，北宋陵寝无一幸免，陵上建筑被破坏殆尽，陵内珍宝文物也被洗劫一空。南宋建立后，有人曾在杭州市场上出卖一只水晶制作的注子，后为皇室购得，高宗见到注子不禁流泪说：“此是先帝哲庙陵寝上物，如今零落各地，叫人痛心！”
1139年，岳家军收复宋陵（岳家军与金军激战的青龙山、爱华山、青狮山，就是宋陵东北面的山峰），曾对宋陵进行修茸。但不久，岳家军在投降派秦桧等的逼迫下南撤，宋陵又沦入金军之手。此后，秘书少监（掌文秘工作的官员）郑刚中去陕西出差，途中曾绕道至宋陵巡看，在他所著《西行道里纪》中记叙说：各陵上的建筑物已“颠毁大半”，有的则已被兵火焚尽，只剩下“林木枯丘”。
1139年底，南宋权吏部尚书（破格担任最高人事部门的长官）张焘和判大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付长官）士袅曾乘宋金议和之机奉命赴巩县祭扫山陵，于五月到达，他们回朝后向宋高宗汇报说“柏的破坏，望皇帝陛下万世不忘此贼，早日发兵诛讨，雪此耻，复此仇”，宋高宗听了流泪不止。
1148年南宋太常寺少卿（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方庭硕，乘出使金朝的机会，到宋陵进行察看，此时的宋陵已荒废不堪，举目所见，一片凄凉，各陵均被掘开，千孔百疮，宋哲宗的尸骨竟露掷在永泰陵外，在封建社会里，被开墓挖坟是最痛心的事之一。这位臣子见此惨象心中不忍，就脱下身上的袍服，将赵煦的尸骨包裹起来，重新置放陵中。后人曾有诗记述此事道：“先帝侍臣空洒泪，泰陵春望已模糊”。元朝初年，此陵再次遭劫，所以今日的永泰陵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土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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