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何以获唐太宗破格重用

　　唐太宗李世民的肱股之臣，大家熟知的大抵有长孙无忌、名将李靖、谏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但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眼里，唐太宗手下诸重臣中，最有才具的却是被后世逐渐淡忘的马周。毛泽东曾经盛赞马周撰写的那份时政奏折，称其是继西汉贾谊著名的《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并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商代名相傅说、助武王灭纣的姜子牙之上。

　　据《新唐书》记载，马周是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县马庄)人，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史载他“少孤，家窭狭”，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家中穷得一塌糊涂。马周的父母去世时，他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由于缺少亲人照顾，他经常浑身脏兮兮的，偶尔饿极了，还会去邻居家蹭吃蹭喝。这种形象和行为，当然不受众人欢迎，所以“乡人以无细谨，薄之”。

　　虽然孤苦伶仃，他却嗜书如命，不足二十岁便已经满腹经纶。成人后，马周曾做过低级文员，他感到是大材小用，于是整天借酒浇愁，最终离职而西奔长安成为一名“长漂”。在长安漂流一段时日后，眼看着生存都成了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去投靠中郎将常何府上做门客，暂且在长安落户。

　　马周毕竟是幸运的。贞观五年(631年)，就在他投奔到中郎将常何门下做门客不久，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却使他脱颖而出，一跃而为唐初政坛上的一颗璀璨新星。

　　说来也巧，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要求写出几条具体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愁眉不展，回家给马周讲这事儿。不料马周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便对常何陈述了20多条应办的事(“陈便宜二十余事”)。常何虚心纳言，就依马周说的，写好奏章送给太宗。

　　太宗一看，非常高兴，这些建议有根有据，“事皆合旨”，非常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太宗觉得奇怪，常何平时并不谙熟为政之道，怎么转眼之间会有如此惊人的才能？就拿奏章里写的意见问他细节。

　　常何是个老实人，便说了老实话：“我哪有这本事提出这些建议？这都是臣的家客马周教我这样说的……”太宗听了常何的汇报后，十分惊喜，当即下令：朕要马上见见这个马周！

　　可是，派去召见马周进宫的人去了好半天还未回来。求贤心切的太宗等不及了，又派人去催。派的人回答说“就来”，但还是不见人影，太宗又叫人去催。原来性情高傲的马周居然摆架子拒绝进宫，直到第四次派出使者才从容随同入宫。

　　太宗与这位出身低微的落魂文人相见恨晚，连连向他咨询国事，十分投机。太宗非常赏识马周，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没过一年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最后官至中书令（宰相），成为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与得力助手，可谓一“折”成名。李世民为褒奖发现马周的“伯乐”常何，还特赐给三百匹锦帛。

　　马周就这么平步青云了，出现这种“柳暗花明”的转机，似乎带有某种戏剧性。通常情况下，马周式的人才都是默默无闻的角色，没有机会显山露水。假如他的顶头上司常何是个嫉贤妒能之辈，抱着“武大郎开店”的心态，排斥能力超过自己的下属，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独具慧眼、善于识才任贤的领导人，那种“领导出名，人才埋名”的现象就不可避免。

　　其实，唐太宗之看重马周，绝非心血来潮，一时兴起，他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因此他通过对马周的“零距离”接触和考察，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就不问出身、资历、背景、关系等因素，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唐太宗提拔重用马周，固然是马周的幸运，但得英才而助之，又何尝不是唐太宗的幸事？

　　事实证明，马周在后来的工作中显示出非凡的才能。贞观十一年(637年)，他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陈时政疏》。里面讲了几个观点：

　　一是节俭治国，力戒奢侈(“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是关心百姓苦乐，宽徭减赋，不可横征暴敛(“国之兴亡……唯在百姓苦乐”)；三是重视刺史、县令等地方官的选拔任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四是以隋亡为鉴，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马周的上疏，切中时弊，言之有物，他针对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解决办法，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清醒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唐太宗阅后“称善久之”，更加敬佩他的治国方略。

　　毛泽东读了这个《陈时政疏》，高度赞赏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绝非那些“纸上空谈”者可以相比。

　　贫贱出身的马周，能够由幕后走到前台，由一介草民而至卿相，如鱼得水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正应了唐太宗所说的：“何代无才，但患遗而不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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