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为何不做皇帝？
项羽，名籍，字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代表人物，以勇武闻名的古代军事家。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写诗称赞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清代乾隆年间女学者李晚芳对其也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起义反秦，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在巨鹿之战中击破章邯、王离率领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日江苏徐州，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那么，项羽为何只自立为诸侯之首的西楚霸王，而没有像秦始皇一样做九五至尊的皇帝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结构说起。
在中国古代王朝体系中，秦汉两朝的历史总是连在一起记述的，而且是“汉承秦制”。那么秦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陈苏镇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著有《〈春秋〉与“汉道”》一书，对一些常见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所谓“承秦”包括“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个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问题，有重蹈亡秦覆辙的危险。
当时，秦国虽然扫平六国，但秦国源自关中的传统立国制度与六国所代表的关东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冲突。“秦制”与关东文化的核心矛盾主要在哪里？为何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此种差异在大一统的状态下还能爆发出来，甚至引发了秦国的覆亡？
关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秦朝统一后，用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百姓受不了了，于是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这个调子是汉初的贾谊定的。他在《过秦论》中说，秦朝统一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实行“暴虐”统治，结果使得“天下苦之”，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陈苏镇认为，贾谊所谓“天下苦秦”夸大了事实。
实际上，在这场推翻秦朝的战争中，各地的表现是不同的。表现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齐和赵，再次是韩、魏、燕，至于关中秦地，完全没有发生反秦暴动。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秦朝在各地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在楚、齐、赵等地的统治更残暴？有证据表明不是这样。秦人作为统一战争的胜利者，对东方六国之人确实有歧视心理，但秦朝的朝廷，特别是秦朝的法律对天下人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各地的文化存在差异。
纵观数千年来古代王朝的历史，一个国家要实现统一的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制度，又必须有统一的文化。战国末年，七雄并立，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文化也是多元的。而秦朝在统一过程中，每占领一个地区，都会在当地设置郡县，派秦的官吏带着秦的法律去进行管理，而且是严刑峻法式的管理。秦朝试图用自己的法律在东方各地移风易俗，改造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的统一。按秦朝官方的说法，这叫“普施明法，经纬天下”，预期的结果是“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但实际上，事与愿违。秦占领楚国的江陵地区后，设立南郡进行管理。
半个世纪后，一位新上任的南郡守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可见秦的法律和楚人的习俗存在矛盾，并没有很快地被楚人接受。移风易俗比军事征服更难。文化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秦朝的做法过于生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在东方六国旧地中，楚文化和秦文化差距最大，因而楚人对秦的统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当时，关中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个说法可能有所夸大，但大致不错。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农业、副业、畜牧业都很发达，商鞅变法以后又形成一种动员力很强的军国主义体制。和关东各地相比，关中确实具有一定优势。所以，关中是当时天下重心所在，只有占据关中，才能统一天下。田余庆先生所说的“非承秦不能立汉”，深刻揭示了这一形势。刘邦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关中的重要性，打算定都洛阳，后经张良和娄敬劝说，才改变了主意。
至于刘邦推翻秦朝之后，为什么沿用秦朝的制度，这也是形势使然。刘邦集团原来是楚军的一支，军中的将士主要是楚人。他们对秦朝的法律很反感，所以刘邦入关后有“约法三章”之举，除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之外，其他的秦朝法律都废除了。但是后来，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汉中。刘邦不甘心，率军打回关中，控制了秦国旧地，然后西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天下。之后，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一线相持了几年。
在这几年中，刘邦处于劣势，多次打败仗，手下的旧部消耗殆尽，幸亏萧何坐镇关中，不断征发关中士卒支援刘邦。这样一来，刘邦集团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下层将士中秦人越来越多，这支军队由楚人为主逐渐变成以秦人为主。更重要的是，萧何为了支持刘邦对项羽的战争，在后方恢复了秦朝的制度，包括郡县制度和法律制度。萧何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关中秦人的拥戴，也使他迅速实现了对关中的控制和管理。
这时的刘邦集团已经转化为关中政权，真正据有了当年秦灭六国的有利形势，因而能够高效率地动员关中地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再次征服东方，统一天下。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以“承秦”。所谓“承秦”包括“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个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问题，有重蹈亡秦覆辙的危险。
刘邦因为“承秦”而得以“立汉”，为了避开秦的覆辙，他除了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利民政策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东方政策、他统治东方地区的办法和秦朝不同。以往认为，秦朝的问题主要是暴政，而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汉朝站住了。除了这个因素外，秦朝的失败还和区域性文化差异及冲突有关。秦的那套法律制度，是商鞅从魏国引进的，一开始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但后来获得成功，受到关中百姓的欢迎，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但秦朝统一后，将这套制度推广到东方各地，便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特别是在楚、齐、赵等自身文化传统比较深的地区，矛盾更为尖锐。
这个问题，汉初是通过郡国并行制解决的。根据汉朝的制度，郡县长官没有立法权，必须“奉汉法以治”，而诸侯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各方面都拥有一定自主权，因而可以顾及当地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所以我说，郡国并行的本质是东西异治，是汉初给予东方社会的一种特殊政策。这种制度并不是刘邦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来的。
刘邦的统一战争和秦始皇一样，也是自西向东展开的。他最初的做法是，每消灭一个诸侯国，就在当地恢复郡县，派官吏用汉法去进行管理。开始很顺利，但后来便遇到阻碍，特别是在赵、齐、楚地，征服之后，迟迟安定不下来。于是前方统帅韩信先后提出要在赵地和齐地建立王国，刘邦虽然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意了。统一战争结束后，刘邦便正式建立了郡国并行制，在帝国的西半部实行郡县制，在东半部实行王国制。西汉初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应对文化多元的局面，应当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期国策。刘邦死后，许多人要求改变这种局面，要求收夺诸侯王的权力。由于曹参等大臣的坚持，这一政策才在惠帝、吕后时期得以维持。
就这样，西汉初年实行的此种二元体制，中央朝廷据有以关中为核心的秦旧地，关东六国旧地大多成为诸侯王的分封地，又形成了西汉中央朝廷与六国对峙的局面。其实，所谓的楚汉争霸，无疑是刘邦所继承的“秦制”与项羽所代表的“六国旧制”之争。有意思的是，在楚国政治氛围和社会风俗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项羽，他的政治设想之中，并没有登基做皇帝的意思，而是选择了“西楚霸王”的头衔。他似乎将自己与楚国打造成春秋五霸的诸侯之首，与其他诸侯国并存的一种政治架构。
春秋战国以后，封建制开始逐步向郡县制转化，最终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所以，从战国到秦汉之际，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化是历史的大趋势。秦朝统一后向全国推广郡县制，符合这个大趋势，只是走得快了些，东方各地文化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由于秦朝的失败，东方社会对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有很强的心理反弹，人们普遍认为封建制更好，更适合当时的情况。
项羽推翻秦朝后，迎合这种看法，封立十八诸侯，自称西楚霸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夜又回到战国时代，所以有学者称之为“后战国时代”。刘邦打败项羽后，自称皇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同时郡国并行，允许东方诸侯国有一定自主权，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看法。西汉初年，在观念上和制度上，汉也是一“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土地和人口被严格分割。不过汉初并没有完全回到战国时代。
如果说秦朝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迈进了一步，汉初就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后退了半步。这半步起到了缓解东西文化冲突的作用，对巩固汉朝的统治至关重要，但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趋势。汉初的王国，势力太大。这样的局面只有刘邦、吕后那样的开国君主才能驾驭，文帝以后的“继体之君”是驾驭不了的。事实上，吕后死后，文帝即位，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立刻显现出来。这时候，如果不设法削弱诸侯王的权力，战争就会重起，大汉王朝就可能瓦解。因此，汉初的东方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秦汉之际，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制转化，无疑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这一时期关中地区是天下重心所在，秦和西汉两代王朝必然是以关中为根基，征服和控制东方沿海各地。因此，政治上的反复都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冲突。秦灭六国，汉灭西楚，以及后来的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西方征服东方的战争发生了三次。以楚人为主力的反秦战争，以吴、楚为主力的七国之乱，则是其间的两次反复。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也是重要因素。统一是大趋势，但文化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不同步，文化拖了政治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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