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8日，傍晚时分，上海的福建路上，一辆行进中的人力车突然遭逢枪手袭击，几声枪响，车上的人倒在了血泊中……这不是电视剧，遇害人是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的小说家穆时英。那是汪伪统治时期的上海，他是汪伪主办的报纸《国民新闻》的社长，还担任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文艺科长、驻沪特派员等职。在国人的眼中，这就是十足的落水汉奸。那段时间，参与汪伪“和平运动”被重庆方面锄奸团刺杀的人有37名之多。

当晚，接到电话之后，松崎启次和穆时英其他几位朋友陆续赶到医院。“在四马路灯光最终变暗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那个医院。车一驶进大铁门，就感到五层楼的医院那阴晦、凄恻的妖气扑面而来。”他们跟护士打听穆时英的病房，护士若无其事地说：“穆？啊，就是那个被杀的人呢？他已经在停尸间了。”而在工部局验完尸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他们只好去愚园路穆时英的家中，“走上台阶推开门，发现他的母亲已经被这突发事件惊得不省人事，被抬到了隔壁房间的床上。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看到进来的我们，顾不上去擦流出的泪水，开口便与黄君和刘君讲穆君之死的前后经过。”（《穆时英先生》，《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53、45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据张资平说：穆时英离开香港来到上海时，曾对重庆方面有个承诺，将上海的情报送到重庆，“然而，他逐渐表现出对汪精卫理论的热情，想与重庆方面断绝往来。在得知了他两次赴日之后，重庆方面要求他逃回香港，在那里散播关于汪精卫派和日本内情的谣言，他的拒绝被视为叛逆而遭到射杀”。（同前，第460- 461页）那段时间，家人已经接到两次警告电话，也收到过恐吓信，穆时英显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他才28岁。他太太后来说：他已经对回上海心生悔意，“心情非常紧张，日夕担心有人会暗算他。他尽可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他甚至让太太去求神拜佛，保佑他的安全。（侣伦：《悲剧角色的最后》，同前书第532页）另一方面，大家都在传说他是汪伪的“红人”：“穆时英很阔绰，在周佛海的部下，很红，负责文化电影各项工作，并兼民族日报社社长之职。他曾亲口对×说，他能直接见汪精卫，极司菲尔路的汪公馆直进直出。有一次，丁默邨的部下要对他施行身体检查（指‘抄靶子’而言），他生气了，掉头就走，以后丁本人亲自向他道歉。”（卜少夫《穆时英之死》，1940年7月23日《重庆时事新报》）这样一个人，岂不是死有余辜？然而，在香港，他也曾写下很多表露心迹的抗日文字，比如：“我们也许会流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可是我们的自夸的敌人将一个没有遗留地粉碎在我们脚下。”（《飞机翼下的广州》，《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111页）越是这样，朋友们越难以理解，他是怎么一下子附逆了？

穆时英去世32年后，1972年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发表署名“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替穆时英喊冤：“穆时英死了，他死得冤枉！他蒙了一个汉奸的罪名而死了！但他不是汉奸，他的死，是死在国民党的双重特务下，他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但他却死在国民党军方的枪下。”他承认是他亲自安排下，穆时英才从香港赶回上海出任伪职的。为了证实此事，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1976年7月间，曾两次与“康裔”通信、一次通电话，并在8月24日下午于九龙的半岛酒店见面详谈。“康裔”姓嵇，是陈立夫的亲戚，当时的中统局长是朱家骅，实际负责此事的是徐恩曾，战后徐因过错被南京最高当局解职，并批“永不录用”。而军统一面，当时就把杀了附逆的穆时英列为一大战功，戴笠又正得势，“在‘中统’负责人失势的情况下，遂难以翻案，穆时英遂地下含冤，直到今天。”（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册第48页）呜呼，谁知道我们的命运究竟操控在谁的手里？军统杀了中统，又是一个电视剧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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