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出版的《武昌事变救济难民事业实录》，书中记载，东湖卫生疗养院救助难民2万左右，在“救济事项”中详细记录了“赈米5000担赈油3000斤赈盐3000斤赈面50包”等。
“鲍洋人”小传
艾伦·R·鲍因顿（Allen·R·Boynton），美国医务工作者。1901年12月11日出生于纽约。1928年，鲍因顿夫妇在上海美国安息日会创办的卫生疗养院作培训护士工作。1937年，应邀来到武汉管理刚开办的武昌东湖卫生疗养院，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将设备及物资安全带到武汉。1938年10月26日，武昌沦陷，2万难民逃入东湖卫生疗养院，鲍因顿予以保护，并组织施粥及卫生防疫，阻止日军进入难民营。1940年底至1941年初，鲍因顿夫人带着一儿一女辗转香港回到美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鲍因顿搭乘最后一班轮船回到美国。1986年9月12日逝世，享年85岁。
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湖卫生疗养院接纳了2万武汉难民。2007年，我市“布衣参事”陈勇发现了文献中不曾记载的一条线索：当年在这家疗养院里，一名瘦高个儿的美国人保护着难民不受日军的侵扰，还为他们施粥、看病，难民们都叫他“鲍洋人”。这一发现率先在本报披露。
“鲍洋人”是谁？陈勇和网友们经过3年多寻找，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他的音讯——名叫艾伦·R·鲍因顿的美国人，当年是疗养院的总务经理，在他的庇护下，2万武汉难民在那里安全生活了半年多。2010年，这段尘封的历史被掀开，网民们将鲍因顿称作武汉的“辛德勒”。
难民袁秀英回忆“鲍洋人”：他格外关照我这个小朋友
86岁的袁秀英祖籍河南，从小失去父母，4岁时，姑姑带着她来到武汉，住在武昌杨家湾一带（现在的黄鹂小区）。
站在当年的东湖卫生疗养院大楼前，袁秀英仿佛回到了77年前。她清晰记得，当时这栋大楼周围搭满了窝棚，她住在一棵大树旁边的棚子里。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日军经常到杨家湾等地扫荡。袁秀英说：“我那年还不到10岁，听到打枪吓得直哭。日本人到处抢东西、抢姑娘伢，湾子里的姑娘们都戴上帽子，把脸上涂黑。有一家人本来要娶媳妇，听说日本人来了，只好让新娘东躲西藏。我和家里人一起躲进塘埂子，天黑以后，家人把我送进了难民营。”
对那个瘦高个儿、黄头发、会讲中文的“鲍洋人”，袁秀英的记忆深刻：“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他带着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儿子一起给大家施粥，还经常到沙湖那边运一船米回来。”
等待施粥的难民非常多，袁秀英的个子很小，被大人们挤在人群中，“鲍洋人”主动招呼她：“小朋友，来，先把你的饭添了。”
当年做饭要烧柴，袁秀英有时候会在院子里帮忙拣柴禾。“鲍洋人”看到后怕她背不动，叫她不要再拣了，好好休息。
“鲍洋人对穷人都蛮好，他给很多人看病、照顾我们。有一次有个大哥哥打我，他发现后马上制止，后来那个哥哥再也不敢打我了。”袁秀英说。
70多年过去了，袁秀英一直都不能忘记救命恩人：“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鲍洋人。”
得知武汉人民还记得自己的父亲，小鲍因顿（前排右）特地在自己的生日蛋糕上，用中文写了“生日快乐武汉”几个字。前排左为小鲍因顿的太太，后左是他们的女儿，后右是小鲍因顿太太的弟弟陈勇供图
发现“鲍洋人”的陈勇和当年的小难民袁秀英老人在原东湖卫生疗养院讲述历史彭年摄
张学良“谢恩捐建”东湖卫生疗养院
近日，陈勇带着记者走进东湖边一栋被闲置的品字形四层旧洋楼，这就是“鲍洋人”当年保护难民的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旁边一栋美国式别墅，是他和家人以及院务人员居住的地方。
记者看到，旧洋楼的内部建设非常人性化，配有电梯，其墙角设计成圆弧形，避免有人撞上去受伤。水磨石地板上的图案也非常精美，呈现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格。
据武汉方志记载：“1935年，安息日会在武昌东湖创立卫生疗养院，耗资25万银洋，其中10万银洋系张学良感谢该疗养院之创办人米勒耳（H·w·Mil1er）帮助他治病而捐助的。该教会医院规模、设备、技术在建国前的武汉占有绝对优势。”
另一条记载称：“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均为当时一流。1938年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蒋介石曾住此医院内，因该会有美国教会关系，屋顶遂刷有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
武汉保卫战前后，这家疗养院不仅为冯玉祥、李宗仁等军事将领疗伤，也冒着危险抢救过被日军飞机炸伤的普通百姓。当时，疗养院还建有护士学校、平民小学等，小学收教徒子弟，也收附近农民渔民子弟，学费低廉。对于平民百姓看病，只适当收取不多的药费。
“鲍洋人”拦住不让日军进难民营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将华中司令部设在东湖边上的武汉大学内，与现在的东湖风景区隔湖相望，最近处不到400米。日军经常对东湖西岸进行扫荡和骚扰，周边很多百姓为了躲避日军，跑到东湖卫生疗养院里避难，后来一些市内的平民也跑到那里，疗养院成为一个大难民营，最多时容纳了2万难民。这段史实在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陈勇撰写的《东湖疗养院的“辛德勒”故事》，于2007年6月4日在本报刊发，披露了幸存者对“鲍洋人”的回忆——
“自小生活在海光农圃的周荣亨先生说：‘米医生是院长，医疗技术非常高；鲍洋人负责总务，也会一些医疗器械的操作……在东湖的杨家湾（现黄鹂小区）到疗养院（今听涛宾馆）—带，几座山头都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的。这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都能叫出一个美国人的名字——鲍洋人。一有事就喊鲍洋人，他一来，拦在前面，日本人就不敢过来了。’”
“83岁的毕长生老人说：‘那时我经常到东湖边上放牛，躲日本人时每次也是往难民营跑。难民营的院子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鲍洋人个子比米洋人高，每次日本人来了，总是鲍洋人出来，与日军交涉，不许日军进入难民营。’”
当年的护士陈慈爱还记得，“鲍洋人”的英文名字读音为“Boynton”。
每天给难民施粥看病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当时搭建在疗养院的棚子有上万间，到那里避难的人数保守估计在1万以上。这么庞大的难民队伍，“鲍洋人”、“米洋人”等院方负责人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
2010年，81岁的毕子谦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跑进去的第一天没有吃饭，第二天人多了起来，美国人开始给我们发点米，后来就煮稀饭，每天两次用板车推着一个大木桶定点送……当时就鲍洋人一个人在维持秩序搞管理，他又瘦又高，黄头发，人蛮好，蛮直爽。”
如今，曾经的难民大多已经过世。记者此次在武昌黄鹂小区见到86岁的袁秀英老人，她是目前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说：“我们没有吃的，鲍洋人他们就给每个人发一个洋瓷碗（即搪瓷碗），一人一碗稀饭。”
当年由于环境恶劣、营养不良，很多人抵抗力下降，难民营出现了皮肤病、瘟疫等疾病。袁秀英回忆，很多人生病了都找“鲍洋人”，她头上长了疥疮，“鲍洋人”安排护士每天给她搽药，“我们在难民营住了半年多，要不是鲍洋人他们的保护，当时不晓得要死多少人”。
陈勇后来查到1943年出版的《武昌事变救济难民事业实录》，书中记载，东湖卫生疗养院救助难民2万左右，在“救济事项”中详细记录了“赈米5000担赈油3000斤赈盐3000斤赈面50包”等，此外还有“种痘7000注射5000”等防疫记录。
1939年4月张仁蠡伪武汉市政府成立，这个难民营被强行解散。
“鲍洋人”之子：死后就把我埋在东湖边
2010年春节期间，经辗转联系，陈勇收到“鲍洋人”儿子、81岁的小鲍因顿从美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小鲍因顿在邮件中说，他生于上海，1938年末或1939年初和妈妈、妹妹来到武汉，当时日本人侵占了汉口。他们住在武汉一个湖边的医院旁，父亲当时是管理人。
小鲍因顿和父亲一起下湖，经过一个入口和运河，到一个比较小的湖，再到村子去买米，给医院做口粮。他和妹妹有时会从父亲做的筏子上跳到湖里游泳。
小鲍因顿还记得，自己和父亲、护士、医生一起去难民营看病人，病得严重的就送到医院。父亲会定期在晚上去难民营。
1941年夏天，小鲍因顿和母亲、妹妹一起回到美国，父亲在12月7日后才回到美国。
2010年11月，武汉电视台记者龚雪娟在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小鲍因顿家中采访了他，后来在武汉播出的一期节目中，小鲍因顿说：“我盼望能够再次重返那栋建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武汉童年生活的地方。但是我的健康不允许，如果有一天我死去，就把我火化埋在东湖边。”
那次采访，龚雪娟还带回了小鲍因顿写给陈勇的一封信，他感谢中国人民依然记得他的父亲。被陈勇珍藏的这封信上写道：“我也想谢谢你，陈先生，因为你想把那些幸存者和我父亲的故事找出来，他有幸在其中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成为武汉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文/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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