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你怎么努力，也永远赶不上“官二代”和“富二代”，一些年轻人甚至以此为理由不思进取。还有的年轻人抱怨说，如今一毕业就面临“就业难”、“高房价”、“裸婚”等现实难题，觉得当代的青年身上背负了太重的负担。其实，哪一代的青年不是负重前进、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我们通过下面的故事，给大家讲述上一代青年人的奋斗历程。

1933年，二战的硝烟即将蔓延，非洲加蓬的港口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他是一位贩卖瓷器的小货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流浪者。在他过世20年后，这个非洲国家的议员、平民，提起他都亲切地称为“父亲”或“平”。

1985年冬天，20岁的乡村裁缝周成建生意失败，回到了一个叫石坑岭的小山村。20万元的债务对于一个山里人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父亲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责备，“就把家里的3间老屋卖了吧，先来还债。”

记录这些故事的是一部历时8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我的中国梦·中国温州人的故事》。这部不久前播出的纪录片，也是中国第一部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人文类纪录片。

“我们的两万多小时素材，100多万公里的行程，不仅仅是为了展示18个传奇故事，更是从一个角度叙述百年来中国人追梦的历程。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很被动、慌张，甚至坐立不安，对社会和自己缺乏信心，而这18个普普通通温州人的人生，或许会让我们感动、震撼、激情重燃，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叶卉说。

叶文贵——他不是失败者

在温州市苍南县一个叫金乡的小镇，有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在此隐居了10多年，平日里养着一池子锦鲤，偶尔会到镇上买买鱼食。他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叶文贵”曾经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不足两万人的金乡镇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铝制徽章制品集散地。从黑龙江插队回来的青年叶文贵却没有办铝制品厂，而是独辟蹊径，约了17位亲友，每人投资400元办起了铝板加工厂，为徽章企业提供原材料。

这家不起眼的小工厂4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的钱远远超过了生产徽章的同乡们。而在旁人的惊羡目光中，叶文贵的PVC薄膜厂建成投产，每吨边角废料1000元收进来，加工后2600元卖出去，产品供不应求。

“最紧张的时候，当时一天能挣两万多元，做起来像印钞票一样……”叶文贵现在站在曾属于他的红砖厂房外，淡淡地说。

几年间，这个青年先后办了5家工厂，“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是他给那个年代留下的创业名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3圈后，留下一句这样的评语：“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4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很特别的消息，个体户叶文贵就任苍南县金乡区副区长。“个体户当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而短短3个月后，说自己“不会做官”的叶文贵就挂冠而去。这一年，叶文贵才34岁。

1987年3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批准，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开始发行股票，成为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人企业之一。德国《明镜周刊》派出记者史德安专程到金乡采访他。

同年，全国评选出了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但是，到北京领奖的只有99位。

唯一没去领奖的当选者叶文贵，正在开始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疯狂行动——研发中国第一辆电动轿车。

“当时就是想搞个车子玩玩。”叶文贵一边整理着泛黄的造车图纸，一边回忆说，“当时全中国一共有16家轿车厂，自己一个轿车牌子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试试看，自己造一个中国人的牌子。还有一个理由：汽油车有污染，电动车没有污染。”

1988年初夏，温州最著名的企业家叶文贵“消失”了。他在当年温州最好的饭店包了一个套房，开始招兵买马。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各路专家来到温州，“天天在那儿画图”。那是一场与全世界电动汽车研究者同步开始的竞赛。

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一辆像玩具铁皮车的小汽车悄悄从温州市区开了出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异样。车里面坐的是叶文贵和他的3个同事，这是他们造出的第一辆电动轿车“叶丰零号车”。从研发到上路，只用了短短的6个月。

“当时我们一路开上山，我看到下面万家灯火，往远处一直看到瓯江边，全看到了！我觉得自己造出一个'破车子’，能坐4个人，高兴坏了……”叶文贵说。

而在同时，世界各大汽车厂商也进行着电动汽车的研发。电池寿命短、车开不远，渐渐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远在中国南方一隅的叶文贵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989年2月，他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开始研究动力革新。然后，他在温州市龙湾经济开发区的25亩土地上，邀请了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国内33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前来共同研发中国第一辆混合动力汽车。他的财富就像流水一样，投到了无底洞般的研发中。

1990年10月，叶文贵成功推出“叶丰—Ⅱ”号车。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车，它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一次充电可行驶200多公里。同时，装上了叶文贵自行研制的专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在当时，“叶丰—Ⅱ”的技术已占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

在此4年后，德国大众公司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成功。又过3年的1997年，日本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成功。

1990年10月，一张金字证书从北京寄来，“叶丰—Ⅰ”电动车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次年，在深圳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文贵和他的汽车一鸣惊人，和别人“装个电动机，放几个电瓶”的样车不可同日而语。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了叶文贵的面前：他没钱了。几年来，叶文贵投入电动汽车研究的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

温州苍南县金乡镇原党委书记金钦治回忆：“他当时想得很乐观，觉得如果拿到国家专利，国家扶持，他能够上去的。结果资金拿不下来。”

事实上，叶文贵并非没有机会获得投资。1991年，温州市政府和深圳某部门曾进行过一次谈判。当时，深圳方面提出把电动车事业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温州方面不同意，说“技术不能转让给深圳”。

无奈之下，叶文贵开始出卖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产业。从工厂、房产到果园，在金乡镇私营经济最兴旺的时候，他一个又一个地卖掉了自己的产业……

1993年8月，“叶丰—Ⅲ”号车面世。同年，叶文贵收到了来自“北京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的信函，同意叶丰牌电动车作为未来奥运场馆的使用车。他依然抱有一线希望。

同年夏天，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万里迢迢来到了金乡，他的名字叫罗耶·凯勒（Roy Kaylor），是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想合作生产或加工。这是叶文贵获得投资的最后机会。

但双方的谈判却在成品车挂什么牌子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我说我要挂我的'叶丰牌’，他说不行。他说，挂你的'叶丰牌’进不了美国、欧洲市场，非得用他们美国的牌子。我想，我这样不是白干了吗？我替美国人打工了。”叶文贵说。

他放弃了。一周后，美国投资者离开了。

1994年秋天，“叶丰YF—HEV”车型试车。这辆有着漂亮流线型车身的概念车，一上路就吸引了无数人好奇的目光。而当时的叶文贵已是山穷水尽。

1995年5月1日，叶文贵送走了帮他画完最后一张图纸的最后一位工程师。然后，他拿自己用了多年的大哥大手机换了一头毛驴，从此闭门谢客，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0多年过去了，当摄制组造访时，生满杂草的老车库里，那辆在今天看来依然“外型前卫”的第四代红色样车，还能开动。在它身上，曾寄托了叶文贵半生的梦想，耗尽了他的千万资产。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企业家说：“对于做车来讲，我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别人从做买卖的角度，说我钱投进去就得有投资回报，但这是不好比较的。”

叶文贵已年近花甲。如今，比他晚10年起步的同学、徒弟都已坐拥几千万元，有的甚至是亿万身家。但他的夫人说，他的一生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非常精彩。

不久前，在家过了10年闲逸生活的叶文贵，接到国内多家汽车工业集团的邀请，希望共享他的独家专利，重新开发。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许能帮他续写未竟的汽车梦。

周成建——小裁缝的大智慧

1979年，在浙江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14岁的周成建如愿当上了乡村小裁缝。老板管吃住，工资是番薯干和稻米。

上世纪80年代，离周成建家不远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纽扣集散地。一个月三四百元的获利，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全年收入。16岁的周成建很快放下了裁缝的活计，和几个堂兄弟一起下山卖起了纽扣。

那段日子里，让周成建回忆最久的，是既疲惫又紧张、等待第二天清晨火车的一个个深夜。“我们都住在上海提篮桥的地下室，那是上下铺的大通铺，因为怕丢货，就用铁链锁把一袋子纽扣锁在自己身上，甚至把纽扣枕在脑袋下，度过一夜。”

卖了4年纽扣后，觉得卖衣服更挣钱的周成建“稀里糊涂”地跟一个商场老板签了一单服装合同。

这是年轻人初次尝到当“小老板”的滋味。他一个人跑到温州买了布料，雇工人用扁担把布料从20公里之外挑到自家村里。只要懂做裁缝的亲友邻居，全都被请到了周家帮工，到夜里都灯火通明。“我记得那1个多月有100多号人在干活儿，很忙的。”

签下这纸合同的时候，他手头只有卖纽扣攒下的几千元，而成本要二十来万元。为了干成这笔买卖，他鼓起勇气跑到当地的信用社，贷了15万元。

但1个月之后，周成建就不得不为这张稀里糊涂签下的合同“埋单”。

“衣服一运到，人家打开包一看，说你这个衣服没有尺寸、也没有规格，最后他说你这个货不行，不符合合同的要求，拿不到一分钱！”

那一年，周成建20岁。20万元的债务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

父亲鼓励了他，把家里仅有的几间老屋做了个分割。周成建卖了自己的那份，把从隔壁邻居家借的钱先还上了。“留下来的就只有银行的债，当时银行来向我讨债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肯定会还掉，请你不用担心，但是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

在现在很多年轻人读大三的年龄，周成建带着还债剩下的9000元，来到温州寻找机会。他想的是，如果在家里种田，“估计两辈子也还不了债，还是去闯荡吧”。

在花光了最初的那点盘缠之后，周成建还是干回老本行，雇了几个工人做服装加工。在这个重新期待曙光的人面前，又一场新的磨难造访了。

当时的专业批发市场是白天收到订单、第二天就要交货，裁剪、排料都要靠他一个人熬夜挑灯来干。在一个疲劳过度的晚上，周成建把衣服裁错了。转眼之间，十几万元赔款摆在了周成建面前。

无奈之下，他只得挖空心思，寻找补救。“我去买了一些面料过来，原来是西装袖口，就把它接成夹克的袖口，用配色配起来……”

刚刚改革开放的当时，中国的服装式样普遍很单一。周成建把普通的西服这样一折腾，居然成了市场上的时髦货。这个偶然的创意让周成建绝处逢生，他突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

1994年，周成建以50万元起家，在温州创办了一家当时还很冷门的休闲服饰公司，并取了个标新立异的名字：“美特斯·邦威”。

叶卉——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梦

叶卉的纪录片里，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遇到抉择和失望。叶卉在手记中写道：“他们选择了继续前行。他们是一群梦想骑士，无畏是他们活着的姿态。”

白岩松曾在耶鲁大学作过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谈道：“在过去的30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

叶卉的纪录片记录了这些人的中国梦。今天的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是：美国华人从政的拓荒者、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国最重要的华裔财富族群、美国国际消费品安全协会主席、台湾《商业周刊》发行人、世界级工业企业的掌门人、中国知名私立大学的创办人、中国鞋王及休闲服饰之王……

“对叶文贵，我们有一份额外的敬重。我始终觉得，假如我们的社会愿意包容这样一种梦想，更多的年轻人也许就不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而能勇往直前。无论是程志平、叶文贵还是周成建，抑或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价值就是活出自己的那份色彩。”叶卉说。

程志平——加蓬人民爱戴的中国人

1929年秋，程志平走出温州临江镇的农家院，那一年，他才19岁。自幼父母双亡的他，是姑妈一手拉扯大的。这一天，姑妈为他安排好了行程，送他前往法国。

1929年，程志平身后的祖国肃杀凄凉。当年9月的《申报》记载，持续79天的旱灾加上虫灾，使得米价飞腾，贫民自杀，受饥荒的老百姓达40万之多，“灾情之重，为60年所未见”。不少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家，都想方设法送子女到海外“碰碰运气”。

程志平乘坐的邮轮从上海启程南下，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穿过红海、地中海，他就坐在拥挤的底舱。在一二次大战期间，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沿着这条线路远涉重洋，抵达法国马赛港。

叶卉在巴黎找到了仍健在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厉言先生，老先生已经90多岁高龄。他回忆，那时众多华侨到法国后最初的谋生方法，是从老华侨那里批发来小商品，提一个装着打火机、领带、灯泡、小瓶香水的手提箱子，沿街推销。当时语言也不通，华人们最先学会说的就是“拉乌拉，拉乌拉嘞”（卖东西的意思），还有“先生、太太，不贵，不贵”。

“有时法国人发火了，一脚把你踢出去，皮箱在楼梯上面'咣朗咣朗’滚到下面，里面的花瓶都打坏了，一个星期赚的钱都打水漂了。”第二代华侨、法国华侨华人会名誉主席林加者说。

程志平在工厂打工，没有挣到钱。临行前，姑妈给他的最后嘱咐是：“不管挣没挣到钱，3年就回来！”因为家里已经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他到了马赛港，最终买的船票却不是回中国的。

1933年4月，程志平和他在法国认识的同乡陈松青，成为踏进当时法属殖民地——非洲加蓬的第一批中国人。作出这个决定时，他正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同龄。不难想象，从异乡法国再去“黑非洲”，需要这个年轻人多大的勇气。

在说法语和甚至完全不懂的当地土语的环境下，他们穿着仅有的西装，打着领带，肩上挑着装瓷器、小五金的担子，从街头叫卖到山村。正当带来的货物渐渐卖完时，让蒂尔港唯一一家面包房的老板去世了。程志平决定接下这家面包房，在加蓬定居。

后来，他用积蓄转做捕鱼业、木材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甚至成为北非盟军的副食供应商。但是，战争也阻断了回家路。

在程志平逝世18年之后，叶卉和摄制组一行6人乘飞机降落在让蒂尔港。70年前他待过的老面包房还在，一日清晨，叶卉沿着湖边散步，甚至见到了二战时期程志平给北非盟军运输副食品的那条老渔船。

令叶卉印象极深的是，在摄像机所拍之处，从参议长到部落民众，从原住民到法国、希腊侨民，大家依然亲切地称他为“父亲”或“平”。57年前他们带到非洲的织网和腌制鲜鱼等技术，如今仍是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非洲爆发了使很多人破产的木材贸易危机，长时间停在让蒂尔港的木筏都烂了。欧洲公司纷纷辞退工人，程志平则叫来所有工人，让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留下来一起等待危机过去，还是离开。

“他们没有工资，因为我父亲也已经没钱了，没有任何业务，但是大家一起种点庄稼、捕点鱼，还能有口饭吃。这种情况前后持续了一年。”程志平的儿子让·平说。但当危机过去，欧洲人办的企业因为辞退了员工，恢复很慢，而程志平领着一起患难的工人重整旗鼓，迅速发展为当地最大的木材企业家。

在当地的翁布埃原始森林伐木场，伐木的噪音常常会惊扰猛兽。有一次，程志平和工人们遭到了一头发怒大象的攻击。在四处逃散的人群中，大象卷起了其中一个人，把他扔起来摔了个粉碎。程志平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把鼻梁骨摔裂了。

但是，这个中国人在猛摔跟头中，慢慢学会了非洲的一切，包括土语和怎样去对付大象。“我父亲告诉我，被大象追的时候，你不能跑直线，需要跑'之’字形。因为大象体积太大，拐起弯来比较困难。他说，这个分寸很难把握，拐早拐晚都有危险。”让·平回忆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60年，加蓬宣布独立。一直保持沉默的地区首富程志平，出人意料地活跃起来了。

加蓬南部的埃丁布埃州副议长格拉尔德说：“他出资兴建了医疗诊所和学校，还买来了轮船，解决了湖区的交通问题。这在当地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1972年，埃丁布埃州人民在选举州议会议长时，把选票投给了这位中国移民——程志平。

他的儿子2008年当选为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每一次完成有生命危险的外交斡旋任务，让·平都会来到父亲墓前，静静地待上一会儿。

“加蓬有很多法国朋友劝父亲加入法国国籍，他都拒绝了。父亲一直说：我是个中国人。”让·平说。

今天，程志平的后代、亲友有100多人，在非洲加蓬经商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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