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辈子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当着独裁者的面，也敢发出自己宏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交流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 “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散布谣诼，说胡适讲过：当年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名誉，要将这份匿名的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既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极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了，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予计较。

　　迄至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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