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世襄组织或参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追索流失散佚珍贵文物，他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9月先后追查、清理、收回六批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1945年10月6日，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王世襄，在梁思成与马衡两位先生的举荐下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助理代表一职。

1945年 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与张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说，在沦陷期间河南等地出土的诸多重要青铜器大多被德国商人杨宁史搜购。王世襄得知杨宁史这位德国商人是禅臣洋行的经理，该洋行及其住宅位于北平东城区干面胡同中间路北，并在天津也设有洋行分号及住宅。

11月14日，王世襄带领罗越来到天津后，立即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顺利地找到了德商杨宁史。面对王世襄的追查及罗越的当场对质，杨宁史只得承认他确实拥有这些青铜器，但是所有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那栋住宅内，而那栋住宅当时已被国民党九十四军所占用，并告知王世襄，如果要接收这批文物只能与九十四军直接接洽，他本人则无能为力。王世襄设法与九十四军接洽，不料却遭到了九十四军办事处人员的冷遇。

王世襄为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筹莫展，他返回北平向朱启钤请教。朱启钤笑着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来看望我，你赶快写个节略，等他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果然，午饭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到了朱启钤的宅第，宋子文接过节略看了一下，随即向朱启钤表示他马上办理这件事。

宋子文自朱启钤家离开后不久便前往南京而途经天津暂留时，专门找到德商杨宁史与其谈及接收其所藏青铜器之事，不仅表示在名义上算是由其呈献，而且答应在故宫博物院为其开辟专门陈列室，并准许德国人罗越与康斯顿前往故宫博物院参阅这些器物直至他们将有关图录编写完成。 1946年1月18日，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分别接到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准备前往北平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装运杨宁史所藏的那批青铜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杨宁史所说其所藏青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其实是一个谎言，其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没这批青铜文物的困难，以便其伺机偷运出境。

这批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就这样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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