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在其回忆录中对钱学森回国的经历有详细的叙述，现摘编如下：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

我记得，他在导弹试验初期已敏锐地感到导弹的重要性将日益增长。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美国应设立一个名称叫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专门研究遥控导弹。当时他还指出，控制导弹与操纵常规武器的技术要求完全不同，因此，必须委托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以崭新的作战思想和方法进行管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完全正确。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我为“尊敬的老师”。 1947年12月，我非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此后不久，钱接到中国来的家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去安慰年迈的老父，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数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寄我，信里详谈了他亲眼目睹他的家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和痛苦情景，还述及我以前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顺便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并打算与她一起来美。蒋英颇具声乐才华，见多识广，先前在柏林学习德国古典歌曲，而后又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很喜欢音乐，他显然感到很幸福。

钱回美后，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它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迫而可恶的审查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结果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为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诉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当钱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雷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声援钱。杜布雷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的贝尔·济希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金波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当毫无结果时，他便下定决心，打电话告知那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波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了15天，后以重金保释才放出来。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硬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为标题进行了大量报道。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光明磊落，在装箱之前，他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接下来，帕沙迪纳地方检查官又复核一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侨居的共产党分子，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认为，移民局所谓的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事曾经有好几种说法。马勃尔教授告诉我说，其中有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的警官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员登记卡上看到过钱学森这个名字，但不是钱本人笔迹。此外，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尔教授对我说，当局让一个共产党教授出庭作证，咬定钱也是共产党。一开始那个教授拒绝作证，说当局对钱的指控纯属虚构，这一来他立刻被指责犯了伪证罪，要判4年徒刑。这时那教授便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坑害钱的证人。他的陷害证词说，他“推想”钱是共产党，因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像看到过钱。这就是“证据”。

帕沙迪纳移民局向钱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

据说扣留钱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真正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钱、他的夫人蒋英和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 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弗兰克林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去看看，不幸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给我又来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决不出席。

请用微信扫添加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