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 ”那一刻之后，吴青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母亲冰心不再痛苦了。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

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窗外是法国梧桐，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直至99岁。作为小女儿，吴青常常被邀谈论“冰心对我的影响”。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在吴青心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

吴青年幼的记忆中，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对待家中的保姆就像亲人一样，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

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平常的一天，一位先生前来拜访，在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

“你们家太太在吗？ ”

“先生，我就是。 ”

“噢，抱歉。 ”

至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 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有一次吴青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冰心没有过多言表，而在《老舍和孩子们》中写道：“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

没有辛酸，年幼的吴青却有着愤怒。从1937年出生起，吴青就随冰心四处逃离日本人的轰炸与占领。在日本时，她从父母处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聚集几个中国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欺负落单的日本小朋友。

数次之后，母亲发现了。冰心亦痛恨侵略，但她告诉吴青，日本的民众也正在承受战后的痛苦：“你看看他们同样受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小朋友还在露天上课。 ”

冰心对待日本朋友非常友好，这是小吴青永久的记忆。吴青也逐渐理解到，人可以因知识、身份、民族有所区分，但作为人他们并无分别。 “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

吴青的记忆中，归国前一段时日里父母常夜深不眠。 “当时我便知道他们在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 ”

1949年，新中国是要建立为政治协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 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

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和她的丈夫一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8口（包括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舒伯伯去世了，您知道吗？ ”这对冰心是一声晴天霹雳，老舍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冰心在“文革”结束后叙述，“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

“亲人之间的消息，也是不知道的。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没有谁会诉说自己所受的苦。 ”吴青回忆，“老舍为什么自杀？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是爱被掐死了。所幸的是我们不离不弃地走了过来。 ”

“五四运动”中，冰心走上了街头。其间，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带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宁静和温暖。“文革”结束后，冰心更为关心妇女权益，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捐资希望工程。如她所述，她“从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冰心希望，五四精神所带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

在95岁寿辰时，冰心出版了《冰心全集》，把9万多元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吴青创建的农家女学校。

作为女儿，母亲的爱进入了吴青的血脉，一切仍在继续。亲历过曲折的岁月，吴青决心致力于重建被割裂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点一点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点一点推动。”吴青作为人大代表，25年坚守，以反对票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行动维护人们的权利。吴青是最早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人大代表之一，曾为此事奔走多年。在北京，很大一部分外地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卖菜、做清洁工和个体小商贩，而他们的子女多在一些名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校读书，无法享受义务教育。

作为母亲，冰心曾为吴青题写了“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10个字，挂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厅堂内。这对母女并不孤独，人们回应了她们的帮助。 2009年8月27日，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选民在电话里说：“谢谢你，10年了，我感觉到力量和温暖。”吴青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她说：“他们以前上访，只知道喊冤；现在知道了原因，也知道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我想中国的未来在于这样的变化。 ”

数十载风云变化，不妨回头看看冰心的描述。 “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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