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因工作关系，同徐盼秋先生（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来往较多。他同林风眠是好朋友，因而相邀一起吃饭时，林谈起了他的得意门生赵无极。

林风眠、赵无极都是艺术界的顶尖人物，两位是师生关系。赵先生现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著名的抽象画家，名重西方艺坛，曾获法兰西共和国骑士勋章，由希拉克总统亲自颁发。林风眠先生从法国留学归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蔡元培创办的杭州艺专担任校长。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一南一北，是当时中国著名的艺术教育高等学府。赵无极是当时杭州艺专年龄最小（14岁）的学生。

在一次二年级学生的作业展览上，赵无极的几幅彩色写生，在构图、色彩的把握和表现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引起了林风眠的注意，他觉得此生可教可造，关照任课老师吴大羽先生重点培养。

当时杭州艺专为了融合中西，没有分设西画系和国画系，只设绘画系，学生主要学西画，中国水墨画也是必修课。潘天寿先生任国画教授。有一次潘先生上课，赵无极因为不喜欢国画教学的临摹之法，竟趁潘先生在黑板上写字之机，从教室窗户跳了出去，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潘先生自然老大不高兴。学期结束时，国画课也要考试，题目是画一张山水，潘先生监考。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学习刻苦勤奋，对国画则不下功夫，对考试更是心浮气躁，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这当然使为人方正、治学严谨的潘天寿先生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

林风眠与潘天寿关系极好，遂劝说潘天寿，“赵无极上课逃课，考试不认真，是要严肃处理，但念其年幼无知，先由吴老师批评教育，看看态度，如果能认错，我看这次就不必开除了。潘先生你看行吗？”这番话既照顾到了老师的尊严，又保护了值得培养的学生，息了事，宁了人。此后，赵无极再也不逃国画课了，很快在国画修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赵无极从艺专毕业后，林风眠先聘他留校担任助教，但告诫他说：“助教不是永久职业，有机会一定要到国外深造。”赵无极赴法留学时，为使他在国外安心学习，没有后顾之忧，林风眠还建议学校为赵无极预留了一个教授的位置。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赵无极与林风眠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到1972年，赵无极应邀回国参观，一踏上故土，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林风眠。此事很难，直到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虽然师生来不及见面，但是林风眠得以获得自由。

1974年，在上海的林风眠又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风暴，他的画作《山村》受到严厉的批判。这场风暴是由江青刮起来的，名为批判外贸部的投降主义，实际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打手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他亲自定稿的《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组织了“坏画”展览，开了几千人的批判大会。同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国画《迎春》也遭到了批判，认为画中的一只公鸡“尾巴翘上了天”。

此时的林风眠，处境几近绝地。但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会见外宾。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在众多造反“首长”的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俯下身来，与赵无极抱头痛哭。这是一幅感人而伤心的图画，传达的是中国式最典型的师生之情。当然，此情太苦涩了一点。从此，林风眠的困境慢慢有所改善，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彻底走出逆境。

1979年，林风眠应法国政府邀请到巴黎办画展。赵无极把许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杭州艺专的老校友邀到巴黎，庆贺老校长的画展开幕。赵无极由衷地说：“没有林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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