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冯自由将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至今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然有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之不足并阐明为何不足者，难免使人感到意外，这样做的，非皓首穷经的学者或理论家，而是分别出身于土匪与秀才的张作霖与吴佩孚。

张作霖、吴佩孚怎么会评论起三民主义来呢？这须从头说起。1917年7月，孙中山离开上海赴广州开展护法战争，这第一次护法，是反对控制北京政权的皖系军人段祺瑞。次年5月护法失败，孙重返上海，同年10月，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仍掌握参战军）。昨日之敌，今日之友，下台后的孙中山与段祺瑞互倾情愫，居然谈起合作来，由孙、段合作，又扩大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合作局面。往来奔走于孙中山与奉天（沈阳）张作霖之间的孙派人物有汪精卫、伍朝枢、孙科、叶恭绰等人。1922年6月16日广州陈炯明部发动的兵变，宣告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失败，他返沪以后，在继续“三角反直”的同时，开始谋求新的出路，进行联俄容共的活动。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第一出大戏，便是在共产国际（实际是俄国人）的敦促下，搞孙、吴（洛阳吴佩孚）合作，所派遣奔走的人是张继、李守常、王法勤、陈中孚、徐绍桢等。洛吴那边出面的，则是李守常的挚友、洛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这实在是一桩吊诡的奇事:孙在进行“三角反直”的同时又搞一套孙直（吴）合作，并从两头得利。在当时情况下，联张、联吴并无保密可言，彼此心照不宣。本文所谈关于张作霖、吴佩孚对三民主义的评论，是从吴佩孚身边幕僚的记述中得知的。

1939年，东京出版了吴佩孚在洛阳时期的顾问、日本人冈野增次郎所著的《吴佩孚》一书。该书记载了1923年1月7日孙中山使者徐绍桢与吴佩孚的长篇对话。当时是“二·七”前夕，孙吴合作已转冷，故吴佩孚在谈话中对孙中山的思想行为颇有批评。从以下择录部分不难看到吴氏的态度:

吴佩孚说:“孙先生提倡之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若单以主义而论，无一而非适切之主张。三民主义，由一面观之，虽为政治之题目，然概括而言，毕竟为权利之主张，若一面念及义务附随权利之真理时，则不可不考虑及于实行义务之训练方法。若徒唱权利以饵民，而不关心于义务之训练，则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势必至使人民趋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枭雄张作霖曾对孙中山先生使者汪兆铭解释三民主义之际，漫然说及应加‘民德主义’，不为无见，盖民德乃指彻底之义务观念也。”他还表示:“余信政治上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概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信条而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

（转引自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

事实上，清末民初以来，有关国人道德水准堕落问题已受到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严复提出“新民德”，即道德重建思想。梁启超更倡言“道德革命”。1905年黄遵宪去世前致梁启超函中曾引用西哲斯宾塞的话:“民德不进，弊或屡易其端，而末由杜绝。”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提出“砥砺德行”，即培养高尚道德，转变社会风气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汪精卫等一批人也主张成立“进德会”。张、吴对三民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张作霖穷困出身，识字不多，他提出应在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是出于顾问幕僚的提示，抑或他本人的心得，无法考证。平心而论，这种主张，岂但不为无见，简直是陈义之高妙，迥乎不可及。吴佩孚以秀才从戎，始终不脱文人本色，他写的《满江红》军歌，高扬爱国精神，至今读之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画的梅、竹国画，格调高洁清逸，水平不让专业画师，由这样的人去讲“四民主义”，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其良苦用心，已可概见。

说起吴佩孚，他终身奉行“四不主义”（不出洋、不入阻界、不借外债、不畜私财），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援西入儒”、“返本开新”，在众多的北洋武人中能言此义者，怕只有这位吴大帅。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徐绍桢的报告，有什么表示呢？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不过在以后的行动中，孙中山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21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时曾说:“中国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对驻桂、滇、赣、粤军讲述“军人精神教育”时，也讲智、仁、勇军人精神三要素及理想世界“天下为公”的精义。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尚未结束，孙中山即在国立广东高师（即后来的广东大学）讲三民主义，先后一共讲了十六次。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大讲道德问题，认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地位还不如殖民地，此中最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换言之，“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什么是固有的道德？孙中山认为，“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然后他解释了它们的内涵。这些，实际是过去的“八德”，只是没有用“八德”这个词。他还要求恢复固有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他还谈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他更将《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这个校训，至今仍被海峡两岸的中山大学所遵奉。

孙中山晚年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并非出于偶然。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他这个努力称之为回归传统，可能有点简单化了。实际上是他经人提醒，已认识到三民主义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质文明与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时，深感民德主义实为民族兴衰存亡绝续之关键，思有以振兴之。但从历史与现实计，他都无力去突破三民主义框架，只能在这三个主义中的某个主义里去作必要补充。他于是巧妙地在《民族主义》最后一讲中将传统的“八德”推陈出新，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既回答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责难，又批评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学习西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从而将民德主义有机地纳入三民主义之中，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作了完美的阐述。

民德不进，礼义不讲，世风浇薄，廉耻道丧，人类岂不同于禽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固有道德之精粹，应该是国人共同的政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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