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毛泽民代填
毛泽东的个人履历
在结尾处，毛泽民还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当年，共产国际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确地了解毛泽东。1938年8月，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谈话，季米特洛夫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而他的亲兄弟毛泽民的到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毛泽民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与毛泽东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产国际干部部也希望毛泽民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党的真实情况。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抵达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写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近10万字的重要报告，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问题的会议。毛泽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于是，便发生了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个人履历表》的事情。
能干的毛泽民与父亲一起让家庭走上富裕之路
过去，人们从埃德加·斯诺采访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富农”。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富裕？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却难以探究。当存放在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毛泽东《个人履历表》和毛泽民的《个人简历》被找到后，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履历表》第28项“父亲”一栏中，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
在毛泽民本人的《个人简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这些档案材料不难看出：毛家祖上是贫农；在1900年以前，即毛顺生30岁以前，完全靠种田来养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只是在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型农民。然而，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以及买进乡亲们的稻谷，碾成米，挑到银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卖，既赚了加工费，又赚了地域差价。开始，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猪和贩卖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作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1910年，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维新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湘潭、浏阳三县颇有名气。在这里读书的几乎全是富家子弟。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和谭政也曾在这里就读。陈赓是将门之后。他的祖父陈益怀曾为湘军将领。谭政则生于湖南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
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从此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远的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和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与他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家里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去卖，付给别家“毛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
眼见着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1915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应该说，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和经营的结果。
母亲文素勤的名字将第一次写进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份《履历表》第28项母亲一栏里，毛泽民清清楚楚地填写着他们母亲的名字——文素勤。
母亲：文素勤。生于1863年（应为1867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坪?。是中农之家的子女，出嫁后，娘家即变为贫农，本人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1919年8月去逝。
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在《毛泽东自传》中，斯诺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谐音）。从来没有人提及“文素勤”这个名字。
为了对“文素勤”这个名字一探究竟，2007年春天，我和传记作家周燕女士一起到韶山采风时，专门拜访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刘胜生研究员。
我真没想到，像刘胜生这样一位长期潜心研究毛泽东外家历史的儒雅学者，竟一连说了三个“应该”，这样痛快地认可了“文素勤”这个名字。
我连忙打开笔记本电脑，将毛泽民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展现在他的眼前。毛泽民真真切切的手迹一下子吸引住刘胜生，他从头到尾仔细地浏览着，还习惯地念出声来：
“毛顺生……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
“文素勤……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平……”
“对的，对的，这两个地址都是对的！”刘胜生解释说：“现在，许多地名都变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湘乡县唐家坨，当年就是湘潭县四都太平。这两个地址，毛泽民填的一点都没有错。”
当我们向他探讨“文素勤”的名字时，刘胜生赞许道：“‘素勤’这个名字很好，体现了文家的家风，也体现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我们又向刘胜生请教说：“为什么毛泽东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而毛泽民则如此郑重地填写在共产国际印制的履历表上呢？”
刘胜生诡秘地笑了。他说：“毛泽东没有说，但不一定不知道。因为提起‘文七妹’，大家都知道，在家乡都是这样称呼的。在旧社会，女人不出门，不外出做事，也不做生意，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
提起毛泽东的外家，就不能不说到他的曾外祖母贺氏。她比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长3岁。德明公去世时，贺氏只有30岁，留下芝兰、芝仪（毛泽东的外祖父）、芝祥三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她虽素不知书，却治家有道，教子有方。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殁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毛泽东未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毛泽东一出生便打上了“三芝堂”的印记，先是取名“咏芝”，后改为“润之”。
毛泽东在8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人丁兴旺，孙儿众多，十分热闹。外婆又对毛泽东倍加疼爱。这种温馨宽松的环境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真、善、美的种子。毛泽东与两位舅父关系颇为密切。七舅文正兴曾充房长，监修房谱。他既是毛泽东的舅父，又是毛泽东的干爹。八舅文正莹在家开设蒙馆。年幼的毛泽东时常跟随旁听，由此认识了不少字。八舅文正莹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
毛泽东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奋勇献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说来也巧，我们这次韶山之行正逢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扩建。这些从莫斯科找回的历史档案也为重新布展增添了珍贵的内容。毛泽东母亲文素勤的名字将第一次郑重地出现在纪念馆的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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