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傅英。本报记者 王达/摄

92岁的抗战老兵傅英负过3次伤：一次被弹片击中额头，一次被子弹贯穿鼻翼，还有一次一块手榴弹片嵌进了后背。

除了伤疤，傅英的脸上还爬满了皱纹。他先后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虽然记忆力越来越差，但8年抗战的经历始终印在他的脑子里。

1938年，傅英加入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同年8月，人民自卫军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那一年傅英15岁。

“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他们把村子包围住，把村干部关起来，把漂亮的妇女抓起来强奸，连15岁的小女孩儿都不放过。”傅英说，他是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参军的。也因为这一点，这个入伍不久的小战士打起仗来格外勇敢。

“打仗有个特点，事前没底儿事后怕，真打起来反而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这样介绍自己第一次战斗的经历。那是一次伏击战，他和战友们埋伏在一截矮墙后等待敌人。“等了一两个小时，心里一直犯嘀咕，坐卧不安。”傅英挥舞着手臂说，“真正打起来，我放了几枪，冲上去就俘虏了几个敌人！”

从那以后，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带着俘虏和战利品撤离战场，那意味着又打了一个漂亮仗。在战火的洗礼中，傅英逐渐从新兵蛋子成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1942年，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地区发动大扫荡。傅英所在的部队化整为零，在冀中平原上展开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游击队长。“平原和山区打游击不同，山里的部队到平原觉得无险可守，但在我们眼里，平原到处都可以突围。”这位游击队长说。平时，他和队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把枪托锯掉藏进大衣，隐蔽在村庄里，一有情况就马上转移。

傅英说，自己喜欢夏天和秋天，因为有一望无际的庄稼作为天然屏障，特别是又高又密的青纱帐，非常适合游击和隐蔽。

最难熬的是冬天。白天，他们住在堡垒户家中，“一挨到中午就高兴了，因为敌人下午不敢来扫荡，怕傍晚回城遭到袭击”。于是，下午游击队员们就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搞宣传，把敌人的反动标语擦掉，换上革命口号。

无论什么季节，黑夜都属于游击队员。在傅英的带领下，他们趁着夜色搞偷袭，把龟缩在据点里的敌人打得心惊胆战。

在和敌人的周旋中，游击队还总结出了“敌进我进”的策略。“敌人来扫荡，我们就到敌占区去，我把这叫‘灯下黑’，觉得很安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住到伪保长和甲长家里，因为这里最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慢慢地，这些伪保长和甲长大部分被发展成爱国力量，变成“白皮红心”式的人物。

当时，游击队使用的武器都是从日军手里抢来的，五花八门。傅英用过“盒子炮”、“歪把子”，但用得最顺手的还是“三八大盖儿”。在部队，他是出了名的神射手。有一次突围，负责断后的傅英连续干掉几个敌人，挡住了追兵。这时，部队又被前方敌人的机枪压制住，他又跑到前边一枪解决了机枪手，使大家成功突围。

由于没有能够摧毁强硬目标的火炮，游击队选择了一种巧妙的战法。“战斗开始前，我带着一队战士摸到炮楼附近，架起一挺机关枪压制炮楼上的火力，另一组战士抱着木柴靠上去点火。”傅英说，这些点火的战士们头上顶着两床浸了水的棉被，以保护自己不被扔下来的手榴弹炸伤。

不一会儿，大火产生的浓烟开始往炮楼里钻。“里面的敌人被熏得喘不过气来，只好乖乖缴械投降。”每次烧掉敌人的炮楼，他都觉得为乡亲们出了一口恶气。

8年抗战，傅英不断目睹战友的牺牲，“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说没就没了”。他曾亲眼看到连长身中3枪，就倒在自己前方，还没抬到医院就壮烈牺牲了。而他自己也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机关枪和步枪的子弹嗖嗖地飞，说不定哪一颗就打在了自己身上。”

当听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时，他觉得是在替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迎接胜利。

傅英听说同村一位叫芦照龙的老人，把两个儿子送去参军，结果都牺牲在了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就刻在村子烈士陵园的墓碑上，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去那里看看，陪他们说说话。”

平时，傅英会给自己的子女讲这些英雄们的故事，闲暇时也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尽管总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但他却总能准确地描述出那些战场上的人和事。在这位92岁抗战老兵的眼里，那是一场不能忘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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