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水记》是一本由[美] 赛斯·西格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创水记》读后感(一)：水和以色列：华而不实的故事吗？

“创水记”这个标题足够吸引人，让人联想到《圣经》里的“创世纪”，都说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创水”与“创世”在这个意义上倒是意思一致。治水，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和谐问题，还是人类如何组织自身的问题。

对以色列来说，创水与创世的联系显得更加紧密。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们的先驱就已经在谋划水资源的利用与立国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以色列的治水之道是伴随着他们的建国过程同时成长起来的。

《创水记》讲述了一个以色列治水的故事——很多地方确实是开创性的。开篇是全球性的水资源危机，然后回到了以色列的具体经验——这里的水资源贫乏问题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严重许多，随后是以色列从建国至今的数十年过程中，如何在管制水权、开发淡水资源、开发灌溉技术、节约用水、海水淡化、污水净化等多方面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与其说他们创造了水，不如说他们创造了一种开源节流的技术和理念。现今，“以色列经验”为全球性的水资源问题解决提供了参考，成为一种外交和商务手段，开始向海外输出。

建设中的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

这本书的优点是显然的。它切中了我们呼吁已久但似乎离现实生活还比较遥远的话题，从幼年时代我们就被教育着要节约用水，但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水资源贫乏在现实生活中还不算十分严峻。这本书提醒了我们危机意识的必要性，看看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如何被水问题困扰并各自设法脱身的。这本书也能开拓阅读者的视野，从一个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不过，以色列的治水经验也不是随处可用。虽然作者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自行分析以色列成功治水的一些特殊经验。比如，以色列的领土不算大，因此全国范围内的水资源调动与控制更容易做到；以色列的治水政策是与其国家建立同步发生，一开始就奠定了开创与不断革新的基调；建立在一个潜在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区域，水资源的珍贵程度足以调动起整个国家与人民的高度重视；或者，属于犹太人的天生智慧……这些特殊性之外的成功经验，或许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的。

额外插一句，书中还提到了美国水利专家罗德民在以色列治水中发挥的作用，他1938年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写出了一部畅销书《巴勒斯坦：我的应许之地》，致力于以色列的复兴事业。而在此之前，他是中国金陵大学、山西省铭贤学校的教授，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顾问，曾经多次在黄河流域研究水土流失问题。他对以色列提供的理论指导，相信也有中国经验的贡献在。

罗德民

话说回来，优点之后是缺点。关于《创水记》，一位国外读者是这么批评的：

以色列给自己和世界提供了优化水资源利用的创新技术。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约旦河西岸和约旦河谷的富足水源被以色列的非法移民使用并输送回以色列本土，同时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被夺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自然资源。Israel has provided itself and the world with innovative techniques tooptimize water use. But at what expense？ The water rich resources from WestBank and Jordan Valley are used by illegal settlers and carried to mainlandIsrael, and as such millions of Palestinians are deprived from the naturalresources that are rightfully theirs.

这一评论指的应该是争夺约旦河水资源发生的那些军事冲突。早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以色列的建国先驱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约旦河上游在内的国家。自1948年建国至1967年，以色列主要着力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国内水资源，还不至于与邻国发生冲突；随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外部，1967年爆发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一事实当然造成了“损人利己”的后果，相邻的约旦原本有近一半的水资源要靠约旦河供应，为此不得不遭受长期的水资源困乏问题。

以色列的治水之道不仅包括国内的开源节流，还包括对外的水资源争夺、扩张与妥协，不仅仅涉及技术发明、商务合作，还涉及政治、对外军事行动、国际关系。可惜作者避开了这些问题。在第九章《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寻找区域水问题解决方案》，作者似乎努力地将以色列刻画成运用水技术改善区域关系的主动一方，是以色列改善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原本落后的水资源利用状况，是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在坚持将水与政治相联系。这多少令人想听一听巴勒斯坦和约旦人是怎么说的。

作者赛斯·西格尔出身于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他写作本书的动机，以及解释本书的主要基调——反复地夸奖以色列的治水成就。作者表达出一种期望，期望属于去政治化的、民间合作范畴的水资源合作，能够改善约旦河流域的国家关系。不得不说，作者的期望也许是美好的，但是他的视角并不算公正，整本书读下来，更像是作者对以色列治水的一本官方宣传册。或许就像那位苛刻的外国读者所说的，水和以色列，一个华而不实的故事（Water and Israel, a story too good to be true）。

最初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被击中的感觉，是因为之前看过一本书《水王国：一部中国秘史》（The water Kingdom: A Secret history of China）。这本书上了《经济学人》杂志2016年度书单，《中华读书报》也曾介绍过这本书。对这本书印象深刻（曾经想引进这本书，但是没有成功），看到《创水记》陡然以为是已经被引进了。这也难怪，上海译文的“译文纪实”系列总是在给人惊喜和意外，他们总会关注那些看似属于某个国家地区却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水王国》讲述了一个中国与水的故事。与《创水记》不同，《水王国》的时间跨度和涵盖面都要广得多——最大的差异或许在于，与西方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水承载了太多的隐喻。对水的征服在中国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中国自古就在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王国》的作者菲利普·鲍尔除了讲中国与水有关的传统文化，还对中国历代治水进行了评述。他说得很直接，水对历代王朝来说是灾害也是工具，一个国家如何治水反映了其如何治民。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的一些治水政策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这也使得他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面临不小的难度。

我倒是想看看，换作菲利普·鲍尔来写以色列的“创水记”，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创水记》读后感(二)：治水与水外交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除第四部分是总结外，第一部分论水务工作，侧重于政府机构。第二部分论节水、治水，侧重于科学技术。第三部分论以“水”为中心，讨论以色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将以色列的治水之道提炼出来，其实非常简单。除去比如以色列文化中固有的敬水信仰这类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以及水务的政治背景（论证水量足以满足移民、建国等），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伴随着艰难的过程。一方面有政治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科学技术跟进的问题。

（1）用滴灌取代漫灌。但滴灌技术一开始并不让人信任，比如在哪里布管，如何解决不平坦田地的重力不平均等问题，差点胎死腹中。

（2）开发可以用咸水生长的种子，以及需水更少的植物。

（3）全面将污水变为净水（各种方法手段，包括有效利用大面积沙漠来高度净水——沙土过滤）。有趣的是，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由于节水有效，导致污水不足，污水处理不足。

（4）淡化海水。

（5）将水资源完全收归国家所有，提高水费（按书中的说法是恢复到水的真实价格），并将水费用在水务之上。

如果说这些政务、技术方面，还是老生常谈的话，最让我们瞩目的可能就是以色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水外交”。早期把石油看成黑色黄金，我想不久的将来，水可能成为更贵的物品。水资源短缺，无论贫富国家都会面临。富裕如美国，像加利福尼亚州亦面临旱灾、水资源枯竭的问题，而更可怕的是像加州这样缺水的州，在美国有近四十个。相对富裕的如圣保罗，由于城市供水不足，关于人们要从圣保罗大规模撤离的传闻也时常出现，出现了“水难民”这种说法。更不用说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了。这个时候，就轮到以色列水技术发挥作用了。

由此，以色列通过输出经验、技术、专家，指导其他国家节水、治水，开展了“水外交”。比如在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以色列通过水工程力图将整片区域团结在一起，而那些拒绝使用以色列技术和供水的地方，比如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水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另外书中还暗示，中国最终与以色列建交，水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水记》读后感(三)：民族精神创造治水奇迹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狭小，濒临地中海，有大片的沙漠，水资源匮乏，很不利于农业生产。但就在这片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上，以色列在水的治理、海水淡化、污水净化、节水农业、水务产品诸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美国作家、律师、企业家赛斯的纪实作品《创水记》，为我们揭示了以色列的“创水”奇迹，以及这些奇迹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一部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有关水的记载比比皆是。作者统计，在《希伯来圣经》中，“露水”这个词被提及35次，“水灾”出现61次，“云”出现了130次，“水”则出现了600次。以色列人深知水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的极端重要性。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促使以色列人在复国前就深入茫茫的沙漠中寻找水源，建设水利工程，他们深信只要有了水，荒漠可以变成米粮川 ，民众的生存就有了保障。以色列第三任总理埃什科尔在上世纪30年代就派他的的得力助手西姆哈·布拉斯去西部的耶斯利山谷寻找水源，获得了成功。从地下钻探成功的水井将水输送到山谷的各个农场，移居的农民数量迅速增加。之后，布拉斯又在内盖夫沙漠找到了水源，并制定了分三阶段建设全国性输水工程的庞大计划。经过不懈的努力，以色列全国性的输水工程终于在1964年6月建成开放。

在建设全国输水工程的同时，以色列从立法的层面制订有关水的法律。1950年代中期，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三部关于水的法律，严禁私人在国土的任何地方掘水。1959年，变革性、综合性的《水法》得以通过，该法规定水由国家拥有并控制，为全民的利益服务，并要求公民高效、节约地用水。须知，以色列是资本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并不受欢迎，然而，在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上，它却采用了国家集权的作法，这种“一国两制”的独特体制，被公认为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更令人赞叹的是，由于监管到位，在《水法》实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色列水务企业几乎没有发生过腐败事件，公众对之非常满意。

以色列不仅通过立法和宣传，让节水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运用经济手段付诸实施。政府对消费者实行真实水价，没有一分钱补贴，因此在供应没有定量和限量配给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家庭用水减少了16%。以色列水务局的一名海水淡化专家说：“我们新建一个海水淡化厂要花费4亿多美元，而如果我们将全国的水浪费降低几个百分点，由此增加的水量就相当于新建一个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水。”政府还采取措施，对污水进行回收，进行严格的三级处理后转化成无害的中水，变废为宝，用到农业灌溉和市政工程中；鼓励消费者使用双冲马桶、低冲量马桶和其他节水用具，这样既减少了污水的排放，又节省了水的消耗，仅双冲式马桶的推广使用，每年就可为全国节省约130亿加仑的水。

以色列的治水实践既有节流，也有借助科技的开源。这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滴灌技术和海水淡化技术的发明。滴灌技术的发明也要归功于布拉斯。他有一次在一个农场巡视和监督水井挖掘情况时，看到一排沿着篱笆种植的树木中，有一棵树长得特别高大，仔细观察后发现，附近一根金属灌溉管道上有一个裂缝中漏出的水滴，渗透到了这棵树的根部，从而促使它茁壮成长。布拉斯由此受到启发，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农业种植几千年来都实行传统的漫灌方式，其实在被植物根部吸收之前就白白地蒸发掉了，漫灌水源的浪费高达50%。布拉斯因此发明了对植物根部进行滴灌的技术，如今，以色列75%以上的农作物和植物都采用滴灌技术，不仅节水40%，而且大幅度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现在，以色列每年都要向邻国出口数十亿美元的辣椒、番茄、西瓜和其他农产品。滴灌技术也已在中国、印度等国家广泛推广。

以色列治水的另一大特点，是异常重视高新科技的运用。政府规定，凡是使用高科技节水技术的企业，可享受70%的补贴，以降低经营风险。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几乎涉及到了水务的每个方面，包括海水淡化、先进的灌溉方法、污水处理的先进理念、尖端计量和漏水检测系统等一系列高效新技术，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它是世界上与50年前相比沙漠面积唯一减少的国家。正如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所说：“犹太人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不满，这对于国家是件坏事，但对于科学和进步来说非常有益。”

成功的治水——创水实践，加速了以色列的复国进程，凝聚了民心，加深了人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激发了无穷的创造力。这对于有着大禹治水文化传统，又时常面临水灾困扰和水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来说，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创水记》读后感(四)：解开以色列水的秘密

有这么一个民族，即便流散到世界各地，也祈祷故土下雨；有这么一个国家，把水工程师当成国家的英雄；有这样一个国家，居民家里流出的污水的所有权也是国家的；有这样一个国家，赶牲畜过水道，哪怕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要预先取得政府的许可，那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实在是水的神奇的国度。大半国土地处内盖夫沙漠地带，却宣称自己的供水可以不再受气候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如果你对以色列水的秘密感兴趣，那么《创水纪》正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该书以通俗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以色列水资源及自然和社会条件，呈现了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滴灌技术、污水回用、海水淡化和水资源管理法规的演变过程，介绍了以色列全球水务业务和水务外交的巨大成就，并前后一贯地融入了以色列的水文化和哲学。

近年以色列的总供水量约为13.25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和地下水供水量只占38%，其余62%都是来自污水再生水、海水淡化、咸水淡化和雨水利用，其中还有约6%供给了巴勒斯坦和约旦。以色列人口2014年达到830万人，人均年用水量不到160立方米。在如此低的人均用水条件下，以色列不但满足了自身用水需求，还能给周边国家和地区供水，还能成为欧洲的菜篮子和花园，每年出口大量蔬菜和花卉。最直接地，这全靠以色列的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但任何好的技术要能实际应用，都离不开好的制度环境。

在水管理的法规方面，以色列表现出突出的特异性。以色列具有很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不仅农庄是公有的，水也是全国公有的。不光常规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是国有的，就连雨水、污水的所有权都是国家的，而且由国家统一负责水的供给、排放、处理、回用。但同时，以色列又严格遵从市场经济的原则，所有供水必须要付费，而且从2008年开始，水务局宣布每个人都必须为用水支付真实的价格。

在以色列的特有国情下，或许是因为周边的安全压力和全国统一配置水资源的国家战略考虑，水权并没有细分给用户，仍然成功地管好了水资源。这说明并不是所有条件下都必须要要把水的使用权细分给底层用户。这其中按真实成本付费的水价政策或许起了关键作用。按真实成本付费后，生活水价上涨了40%，生活用水量则下降了20%，提高水价比宣传的节水效果成倍提高！

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的治水历史，甚至以治水文明自居。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的治水之道如何能为解决我国的缺水、水污染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望有心读者贡献睿智。 （贾绍凤）

《创水记》读后感(五)：在你的水井干涸之前，你是不会惦记水的

在你的水井干涸之前，你是不会惦记水的。

——鲍勃·马利

晚明时期，文学家袁中道在文集《游居柿录》中对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直门北十余里，地名海淀，李戚婉园在焉。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备。引玉泉流水入清渠，可数里，泛大楼船其中，宛似江南。”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袁中道不会想到 400 余年后，不再是能不能在海淀泛大楼船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已经从曾经的丰富水资源变成了今日严重水危机的地带，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让北京这座城市形成了以红庙为中心的地下水漏。

历史上的北京，就像袁中道的文字中所言，是个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的前身冲出一片肥沃的冲积扇平原，这里曾经河网密集、湖泊密布，优质的水源和水利条件，吸引了许多王朝在这里封侯建都。且不说三千多年前依托莲花湖自然发育起来的蓟城，在不是很遥远的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地表水、地下水都很丰富。辽代在今天的通州南部有个方圆数百里的湖泊，名叫延芳淀，辽、金、元代帝王常去这里游猎，直到清朝后期，这里才渐渐消失。在今天的朝阳区东北部、大兴北部、海淀西部，历史上都有过大型湖泊。而那时候的北京，今天我们只有凭借古人的文字想象了。

五年前，已故作家、国务院研究室发展司前司长朱幼棣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怅望山河》。写作这样一本书，他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河流不是在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只是干涸的河床；村子里不是本来就没有小河的；桥梁也不是一开始就建在马路上的。我们的文明是江河孕育的，祖先一路沿着河流走来。但是在上世纪 5、60 年代，似乎一切都变了，河流变窄了、湖泊变干了，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定型的海河水系，突然就干涸断流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灾变，是过去几千年来所没有的。黄河也变成了一条季节河，多次断流。还有一些大河，在地图上都变成了虚线。

因为淮河的严重污染、黄河的时断时续，华北平原的生态也在发生改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地下水的过度被开采。北京和河北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形成大面积的漏斗。华北是主要农业区，过去主要靠河流灌溉，现在靠地下水。以前打深井还受限于技术，只能打一二十米，如今技术不再是问题，可以打上百米，但深水泵却把地下含水层打漏了。在书中，朱幼棣很惆怅地说——农村篱笆墙和狗还在，辘轳却消失了。

这不仅仅是北京，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很少有媒体关注水，公众评论也难得提及水。但就在过去几十年里，全世界范围内，原本需要数十万或数百万年时间才能填满的蓄水层已经因为过度抽取而耗竭，或者被化学品污染。依靠这些地下水库的农民和城市很快就需要大幅度地减缓取用地下水，或者寻找其他水源。

而随着全世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上升，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水资源问题。2000 年，世界上中产阶层有 14 亿人，到 2009 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 18 亿。到 2020 年，全世界的中产阶层人口预计会增加到 32.5 亿。这些富有的人将要享受的日常沐浴、后院泳池和绿色草坪会给水资源带来更大压力，但是更大的水资源支出来自中产阶层的饮食习惯。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以蔬菜和谷物为主食；而中产阶层很多以蛋白质为主食，生产一磅牛肉所需要的水比种植一磅玉米需要的水多 17 倍。

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开车、空调、电脑、其他电器等等，都在消耗难以想象的水量，每生产一加仑石油需要好几加仑淡水。

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代价吗？如果农业往前走、经济往前走，我们的水资源就只能等着被消耗殆尽吗？在《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这本新书里，作者赛斯·西格尔给出答案，绝非如此！这本前后采访了 220 余相关人士（其中很多人多次被采访）的非虚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国土面积超过 60% 是沙漠的小国以色列，是如何高效利用水资源，并且利用水资源在这中间完成犹太复国梦的。

赛斯·西格尔（Seth M. Siegel），作家、律师、企业家

是的，最初这和以色列人的犹太复国梦有关。考验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危机中，最严酷的莫过于 1939 年 5 月发布的《英国白皮书》，这份政令旨在阻止犹太人移民到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们认为，从水资源上判断，巴勒斯坦全部地理区域能容纳的人口不超过 200 万。因此他们规定，未来 5 年内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要限制在 7.5 万人以内。

从白皮书发布开始，直到战后的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宣布建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制定一系列计划，以希望证明以色列国土上存在巨大水资源潜力，他们需要更多的犹太人口来到这片土地。

如今，70 余年过去，巴勒斯坦地理区域内居住着 1200 万人口，其中大约 800 万在以色列，其余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通过本国供水系统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王国提供大量水源，还每年出口数十亿的辣椒、番茄、西瓜和其他耗水农作物。毋庸置疑，英国经济学家当年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最初的最初，以色列几乎不能自给自足。

以色列是个古老的民族，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在任职期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犹太人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不满，这对于国家领导是件坏事，但对于科学和进步来说非常有益。

在建国之初，以色列就把水资源看得异常珍贵和重要。1959 年，综合性《水法》在以色列得以通过，《水法》规定以色列的水由国家拥有并控制，同时，此前操作的国家输水工程也已完工，以色列的水利体系管理重点就转移到了执行层面。

犹太人的不满精神，让他们时常处在一种紧张中，他们明白得自己掌握主动，才能生存。以色列的一位总理办公室总干事曾经说，就算缩减其他预算，也得推进海水淡化，这样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对于以色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被敌国包围。”

在国家预算还不能承担数千万美元的海水淡化工程开销时，以色列就曾经向盟国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得到资金支持来进行海水淡化。在约翰逊总统时代（ 1963 - 1969 年），资料显示，在为总统准备的会前备忘录中说，美国承诺可以为以色列海水淡化工厂提供高达一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了 1968 年，因为六日战争前的准备阶段，长期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法国改变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不得不转而向美国要求提供武器，而把海水淡化的事情排向后面。

此后，关于美国投资以色列海水淡化项目的承诺一再拖延兑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经在竞选时承诺为该项目提供支持，但依旧没有兑现承诺。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个示范工厂在以色列建立，利用了美国特别拨款的 2000 万美元，同时配以以色列自己的资金。如今，以色列每天能够利用的含盐水源生产近 5 亿加仑淡水，占以色列家庭用水的 94%。广泛利用脱盐水，对以色列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甚至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约旦及其他邻国关系都有巨大影响。

但，以色列能有今日的水务成就，海水淡化的作用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了解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尚未独立之前，就开始制定成熟的方案，一步步解决水资源的问题的。

第一，价格永远是最有效的刺激措施。以色列每隔几年就会遭遇干旱，所以当地人必须建立节水观念。水务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看到天上下雨以为水是免费的，但是安全、可靠、随时可以用的水不是免费的，也不能免费供给。在水价上涨前，农民不需要支付水运输的全价，水费账单减免变成了政客们定期为拉选票的措施。而在 2008 年，水务局宣布，每个人都要为实际使用的水付全价，家用水价上涨了 40%，人们怨声载道，农民们也不高兴。但真实水价促使小房子将家庭用水量减少了 16%。

第二，城市作为了创新的实验室。世界上有一些举世闻名的城市因为漏水而浪费 40% 甚至更多的水，以色列在 2006 年浪费的水量大约是 16%。2010 年的数据显示，德里这一数据是 50%，都柏林是 40%，格拉斯哥是 44%，雅加达是 51%，蒙特利尔是 40%，索菲亚是 62%……

以色列建设一个海水淡化厂要花费 4 亿多美元，而如果将全国水浪费降低几个百分点，由此增加的水量就相当于新建一个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水。2013 年，以色列浪费的市政用水下降到 11%，每年节约将近 90 亿加仑之前浪费掉的水。市民也变得很积极，如果一个公园的洒水器将水洒到路上，很多人会打电话向市政报告。赖阿南纳市的公共用水量和私人用水量减少了 30%，当地水厂如果使用可能有较大影响的新技术时，可以享有高达 70% 的补贴。

第三，农场革命。在传统灌溉方法中，水源在被植物根部吸收前，超过 50% 会蒸发掉或排干。如果使用喷灌的方式，大约是浪费三分之一的水量。而如果使用滴灌技术，直接将水一滴一滴地浇灌到植物的根部，就会节约相当多水量，只有 4% 的水因蒸发或被不需要水的土壤吸收而浪费掉。而且，滴灌能让作物收成比灌溉增加很多。对此，科学家的解释是，给植物太多水，植物根部淹没在水中，会造成缺氧。

滴灌本身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饮用水或卫生用水，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农业用水占据了水资源的 70% 左右，只有 10% 的水用于饮用、做饭和清洁。如果我们可以将农业用水仅仅减少 15%，多出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就会加倍。

第四，变污水为净水。在以色列，有超过 85% 的污水被重新利用。除了传统的一些净水方式，以色列利用自身地貌采用的沙土蓄水层处理也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三级处理方式。经过半年到一年，水通过沙土下渗到蓄水层，所有杂质都被移除，水质极佳。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中水高度重视，85% 的中水可让农民用于农作物。他们还使用三级处理过的中水来扑灭森林火灾。在 2013 年时，以色列一年重复利用的水超过 1000 亿加仑。他们接下来的污水重复利用目标是超过 90%，而相比之下，世界第二大重复利用中水的国家西班牙，当时的重复利用率只有 25%，美国则只有 10%。

起先，以色列农民对中水是有抵抗的。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农民的淡水使用需要得到配给，但为了推广中水使用，农民被告知，如果他们少用一个单元淡水，就能获得额外 20% 的中水配给，而中水最初也以大幅下降的价格供给。很快，农民尝到甜头，中水里富含氮，节省了他们的化肥开销。根据供需法则，如今以色列已经提高中水价格。

以色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使用双冲式马桶的国家，家庭用水中有 35% 用来冲洗马桶，而双冲马桶可以节省约一半的马桶用水。以色列水务局一年可以因为这项推广，平均每人节省 1700 加仑水，全国节省 135 亿加仑水。

第五，水资源严格由政府控制。在以色列，水属于国家，政府管理水资源的整个周期，从第一滴到最终使用。全世界的官员都不愿意在水务方面花费资金，因为新的水务建设的好处要到很远的未来才能看得到。为了保持在水务上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创新上的高投入，以色列创建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技术专家管制机制——以色列水务局。如今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但是水资源依然由政府控制、采用集中计划方法管理。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而相较于以色列，中国的水利部门在指令执行上则非常被动。水利部可以下令某条河什么时候放多少水，但是执行的企业可能有很多理由并不严格执行。比如，要求永定河上游放多少水，山西那边会说，我们也干旱呢。这也就让以色列水务局的执行效果变得更为凸显。

第六，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水务产业每年销售额为 6000 亿美元（ 2013 年数据），比生物科技和电信都要大。其中 25% 是高科技产品，比如各种技术、海水淡化、滤膜、滴灌等等，以色列在这些领域都出类拔萃。

阿米尔·皮莱格这个在科技界获得了成功的人士，在欧洲一次水务产业贸易展览上找到商机。他发现，那里到处都是硬件，都是水管，但是没有软件。他把来自水务公司的数据整合起来，创建数学公式，让它们发现漏洞。根据这些数据，提前计算出一条水管破裂的条件、温度等等，可以将街道的挖掘降低到最少。同时还能预测未来用水趋势，告诉自来水公司何时用水会飙升。类似的各种新科技，不断被发明上演着。

这些技术和做法，让以色列成为世界上与 50 年前相比，沙漠面积减少的唯一国家。在水资源供应得到确保后，战争、禁运、旱灾这些灾难中无论哪几件同时发生都不可能导致以色列人缺乏食品。

而水资源，也影响到了以色列的外交。1994 年，以色列与约旦王国签订和平条约和 1995 年与巴勒斯坦签订的《奥斯陆协议》，都协议要分别向它们供应水源。

约旦河及其支流是以色列和邻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不同事件中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是以色列的水务专家认为，如今区域外的人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看到的都是争端。但确实作为以色列的邻国，他们也享受到了水务上的好处。2014 年的资料显示，以色列每年和约旦分享 140 亿加仑的水资源。

1967 年 9 月，约旦河西岸地区 708 个城镇中，只有 4 个有自来水。当时的人口大约是 60 万，其中不到 10% 可以用上现代水管道系统。在 2011 年，西岸有 240 万巴勒斯坦人，其中 95% 家中有自来水，而且大部分都是高质量的水，因为超过一半的水来自以色列本身的水系统。

以色列一位水和环境活动家称，以色列用这种方式向世界表示，他们希望解决冲突。这甚至会让人们询问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准备采取何种措施来推进和平进程呢？许多人或许都期待着，随着时光流逝，民族主义会由区域主义取代，为经济发展与和平共处带来诸多好处。

有趣的是，以色列的先进水务知识，如今也在帮助中国人。中国在建国后一度未和以色列建交，因为要首先确保来自阿拉伯国家石油的稳定输入，中国也并不想冒险触犯其阿拉伯盟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意识到以色列也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1983 年末 1984 年初，以色列的水务工程师秘密来到中国，在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集体农场考察，并提供来自以色列的种子和滴灌设备。但是中国要求这些设备和种子包装上的所有以色列产地标记要移除。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开始主动要求发展两国外交关系。到了 2013 年 5 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到北京，内塔尼亚胡提议选择中国一个小城市，由以色列全部负责重建其水基础设施，如果顺利的话，未来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中国政府当时选择了一座大约有 100 万人口的城市，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总理先生，我们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一个城市拥有 100 万人口，对我们来说，这真的不是个小城市。” 2014 年 11 月下旬，山东寿光成为了第一个试点城市，一共有 15 - 20 家以色列水技术公司会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我们无法预见，以色列的技术引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帮助中国改变已经刻不容缓的水资源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袁中道在《游居柿录》描绘的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是否有朝一日还能重现。但可持续的、干净的、优质的水资源，确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当生存中的水资源得到保障后，或许我们才有机会想得更远，关于如何看待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走多远才能躺在可休憩的绿地上？一个家庭需要走多远才能坐在公园大树下？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不仅仅是种植庄稼。

（完）

感谢本文作者小熊老师 以及公众号“作品”（ID：manduyibenshu）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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