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自传》是一本由郭鹤年 (口述) / Andrew Tanzer (笔录)著作，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148，页数：2017-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郭鹤年自传》读后感(一)：一位长者真实的人生
95岁高龄的郭鹤年先生是个很敢讲真话的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实在”。
不似职业作家为成功人士写的传记，为了引人眼球，往往视角有所偏颇；也不似那些正当盛年的企业家写的自传，对于创业过程中某些关键却隐秘的细节遮遮掩掩。
读郭先生写这本书，真的仿佛一位慈眉善目的敦厚长者在眼前，耳提面命地跟你叙述“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无论是在日企的第一份工作利用职务之便“赚黑钱”，还是创业时因受银行家羞辱而产生进取心，甚至是特殊时期通过香港中粮子公司与国资合作的细节，都事无巨细地呈现在这本书里。
郭先生的父亲是个教育程度不高的大商人，虽然郭先生不很喜欢这位时常打骂他们母子的父亲，但毋庸置疑，郭先生最初的商业头脑跟从小的耳濡目染及在父亲公司的三年历练关系很大。郭先生的母亲是位修养极好的善良女性，如郭先生自己所说，自己性格中善良、正直等等高尚的特质主要受母亲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郭先生同时继承了父亲在商业上的精明和母亲在人格上的正直，这显然为他日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基础。
书中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段话：
第一个细节是在61页。郭先生说：“我一生坚信，忙碌是一种治疗。一个有工作的人会比别人早期，晚上又因为需要回复体力而比别人早睡，这样便不会浪费生命。感谢上帝，庆幸我们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愚蠢的电子游戏、没有现在报摊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恶俗杂志，那都只是为了迎合人类低下和庸俗的本质。”
第二个细节在89页。郭先生说：“在商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没有人教过我，但我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动，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不是忙于做这些事，我那活跃的大脑和精力充沛的身体也会把我推向其他方面。我总觉得智慧就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能有系统地学习固然是好，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你便能如呼吸一样，萃取到智慧。”
从这两个细节，可以看出郭先生成功的两个极重要的特质，始终如一的勤奋和谦逊好学的开放心态。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这本自传的风格。郭先生在将自己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的同时，更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和感受，不断进行强调，生怕读者错过。
至于郭先生的成功，究竟是个人性格使然，还是方兴未艾时代的造就，我想，每个人在读完了书后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无论如何，我想，这本书是值得再读一遍的。
《郭鹤年自传》读后感(二)：为什么说《郭鹤年自传》是是世界级富豪少有的自传？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口述、资深财经记者Andrew Tanzer撰写的《郭鹤年自传》（英文版新加坡Landmark出版，中文版香港商务出版），甫一面世，便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
因为郭鹤年在自传中的爆料内容，涉及不少国家级和国际级的政经秘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引起广泛的讨论。舆论为郭鹤年在世界政经领域的身份地位却愿意当一个爆料者而称奇，也为他在跨度近一个世纪历史中的详尽记忆而惊讶。
《郭鹤年自传》是世界级富豪少有的自传，并不避讳写出自己的致富之道，透露商场竞争的激烈过程，也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位九十四岁的百亿富豪并不打算留下一本平平无奇、四平八稳如庭训一般的回忆录给子孙，而是写出他一生经历和思索得出的大量对政治、经济、经营等等见解，不但有成功心得，也包含失败、挫折乃至自己犯下的错误的教训，甚至是许多名人隐之而不及的家族私密。
这位纵横四海的企业家，坦荡的作风与不畏权势后果的魄力，或许正是他一贯作风，也加倍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
郭鹤年一九二三年生在马来亚南端的新山，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父亲做小生意很快赚了不少钱但不会理财，他童年遇到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家道中落。二十几岁时，他靠着在伦敦的食糖市场赚到第一桶金，随后在马来亚开设糖厂、面粉厂等等，发迹成为东南亚富豪，并且移居新加坡，后来又为了税务较低而移居香港。
他比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甚至东南亚许多政经界领袖都长寿，也与他们共同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期间还参与不少事务，他的回忆录因此变得情节丰富，而他的直言不讳，更使得本书具有震撼性的历史意义，读者仿佛看见在一些关键时刻，历史如何受到扭曲，而他如何在其间奋斗求存。
生长于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少年时期马来亚被日本侵占，使得郭鹤年萌生浓浓的反殖情怀。
六十年代初他在伦敦从事食糖生意，与英国糖业贸易商嘉利高(C. Czarnikow)的高层会面，那位高层以教训的语气反对他在大马建糖厂，让他觉得英国殖民主义和垄断思想在那个年代仍然阴魂不散。
他早年也曾面对英资银行的种族歧视，说他们宁愿贷款给拾荒的白种人，也不考虑贷款给正当的本地商人，“肤色决定一切”。他还记得当年一家英资洋行的收款单上赫然印着：“欧洲职员签署后，收据方为有效”。
郭鹤年认为，殖民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祸根之一，对加害者和被殖民者皆如是。“英国公务员十个当中有九个都是好人，无论在学校教书或在路上遇见他们时，均表现如常，十分友善。但当他们走进专属的俱乐部或谈生意时，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二战时期郭鹤年曾任职日资三井公司，但他对日本占领军的残暴不满，战后他发现，日本虽战败，但日商负责人仍然以殖民主义者嘴脸对待他。
综观自传的叙述，郭鹤年的出生地马来亚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都不幸地笼罩着浓浓的种族情结，始终走不出来，英国人带着种族歧视的心态统治殖民地，而全书批判最严厉的，也正是他对马来西亚在独立后进一步走向种族保护主义的痛心。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马来西亚爆发“五一三暴动”，上千华人被打死，已经移居新加坡的郭鹤年刚好回吉隆坡开会，目睹暴徒四处火烧楼的疯狂行径。他感叹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的一代领袖，如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敦伊斯迈，“都是很优秀的人，深爱并关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些他所熟悉的领袖并没有太强的种族偏见，因此执政联盟中，无论是巫统或马华公会找他作大笔捐款，他“总是心甘情愿、愉快、大方地给与捐助”。
他特别提到东姑虽然具有人情味，会帮助朋友，但“从不利用裙带关系”，他有一次为朋友写信给财政部长陈修信，请求帮忙宽赦税务问题，陈修信为此大怒，把信拿去给敦伊斯迈医生看，说“你看看首相对我做了什么”，后者笑着把信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事情就结束了。郭鹤年说：“这是东姑帮朋友的极限。”
不少大马读者不免感慨，相对于后来的政治，那还真是清明的时代呀。
郭鹤年以诸如此类的事例来说明当时许多建国者都怀抱热情与使命感。因此他紧接着写道：“任人唯亲者则完全不同，他们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把领导人吹捧得膨胀自大。领导人便拿国家利益去分配给他们。一个国家的财产、项目和生意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将之配送的。”
他说：“任人唯亲的领导会以加快振兴国家为借口，来掩饰他的所作所为。他会摈弃所有基本原则，如无视公务员规章，简单直接地把项目交给某个华裔或马来裔亲信。国有银行被逼贷款给这些项目，一些亲信甚至为贪官污吏撑腰。”
郭鹤年指出，虽然在英国人时代已经给予马来人一些优惠，马来亚一九五七年独立后也延续这些优惠，但并没有过度的偏袒与倾斜。然而五一三事件却对马来西亚的体制造成巨大冲击。一些长期以“马来人地位低下受华人印度人压迫”为诉求的马来极端分子进一步在政治上挤压东姑等温和与开明派领袖。
五一三之后，郭鹤年看到马来西亚商界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他为了协助国家发展，应政府要求走入船运业，开设钢铁厂，在借助华人力量的过程中，马来领袖大致表现公道。然而五一三之后，马来领袖剩下一个逻辑：“马来人需要援助”。
一九七一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现任首相纳吉之父）启动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内缩小马来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国家部门下令非马来人开设公司，必须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给马来人，并且是要求低于当时的市值，但马来人在获得配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把股份套利，在华人买回来后，过几年再查访股份结构，发现马来人持股又低于百分之三十，又会要求再配股给马来人。
郭鹤年质问，这无疑是强盗行为：“难道有政府认可，就不算是抢掠吗？”他说，马来人急于缩小与华裔之间的经济鸿沟，却走了有害的捷径，副作用则是种族主义越演越烈。
为此，一九七五年，敦拉萨病危，副首相胡申翁接班在即，郭鹤年甘冒大不韪去见这位老朋友兼老同学。书中详细描述两人见面的过程，郭鹤年谨慎地陈述他的观点，希望胡申翁接班之后，以人格、才干和勤奋程度三大素质作为用人原则，而不是种族和宗教。
他以恳求的口吻对胡申翁说：“请你选用聪明的人，心存正道的人，那些正直、有才干、勤奋、坚毅不屈的马来西亚人，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简单方程式”。
胡申翁全程几乎没有出声地聆听，然后静默了几分钟，说“我做不到”。
书中毫不掩饰郭鹤年对这一局面的失望与痛心，他形容自己看到的景象，仿佛一列火车朝着错误的方向行驶，胡申翁没有足够力量去举起火车放回正轨。那是这位商业奇才唯一一次试图去影响马来西亚历史进程的努力。
马来西亚领袖除了早期央求郭鹤年协助建设一些大型国家企业，也找他作为与中国之间的传话人。
01
香港改变了郭鹤年
一九八零年代，马国政治部请他转达中国，停止马共的广播，并且以书面保证停止支持马共及其领袖陈平，郭鹤年当时已是亿万富豪，却毅然只身奔走，终于促成马国政府与陈平签署和平协议，马共走出丛林。书中有精采描述。
郭鹤年在这事件中也不无特殊情感，因为他的一位哥哥郭鹤龄便是马共成员，五十年代在丛林中死于英军枪下。
郭鹤年成年后把公司和家安在新加坡而不是新山，因为新加坡是国际商港，资讯流通，但他在七零年代移居香港，则是因为新马两国对企业征收的税率近乎惩罚性而且极其严苛，赚一元基本上只能剩下五毛钱，甚至让他觉得税务审计“有点像宗教裁判所”。而相比之下，当时香港的营业税只有百分之十七。
搬去香港以后，相比于新加坡，那又是更开阔的环境。他形容，全世界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都会去香港，资深副总裁会去新加坡，副总裁或部门经理则去吉隆坡，这是当时国际企业界的次序，而今天，首席执行官会去北京和上海。
移居香港改变了郭鹤年的事业和家庭，他毫不遮掩地向读者交代他在香港爱上现在的妻子何宝莲，为此他大哥、老同学和母亲都曾责怪他。元配谢碧蓉在获知之后经过一番深思，不愿离婚，慨然接受现状，“准备好与另一个女人一起拥有”，于是他就有了两头家。
七十年代在香港，郭鹤年最早的重要投资就是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之后就连续在香港大兴土木，并接着进入大陆。
02
兴建北京国贸的挫折
在大陆初期经历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碰壁和打击，包括兴建北京国贸中心项目过程中的波折和阻碍，他都仔细描述，并归纳出心得与读者分享。
在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大危机是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型肺炎爆发，当时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的入住率曾经只有百分之二。媒体充斥各家企业紧缩业务裁员的消息，但他拒绝考虑，因为那无异于将员工遗弃在沙漠里。
有趣的是，就在往建筑业越做越大的时候，郭鹤年才想起年轻时在马来西亚新山的家，还在从事种植和面粉加工业，没想过做房地产，有一天碰上一个印度人，看了他手掌就不断告诉他，“你会盖很多很多房子，不停地盖房子”。
自传也爆出郭鹤年与印尼富商林绍良之间的生意恩怨。
郭表示在林的邀请下合作生意，因为有感印尼市场庞大，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二十几年间，出钱却没有一纸协议，投资了全球最大面粉加工厂，但大股东是林绍良，运营好几年后才开始分红，却不如他预期的比例。
郭鹤年说：“我常常有被林氏坑骗的感觉，他们总是拿印尼政府做借口，甚至不用提‘政府’两字，一开口就说这是国父（苏哈图）的想法。林绍良为人较公道，尤其是对我，但他的三儿子林逢生长大后则不然。”他叙述事件到后来，甚至说出“林逢生试图设计欺骗我”。
而在印尼拓展业务过程中，他也认识了苏哈图，后者则是在划出地段发展时，示意企业家让他自己的子女加入成为合伙人。
虽然是郭鹤年的传记，但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是他的母亲郑格如。这位出身福州的闺秀年轻时被父母从大学里中断学业，盲目到南洋嫁给一个陌生人，才发现丈夫又吸鸦片又好赌，性格也不合，后来又有外遇。
郭鹤年不停强调母亲对他人格的影响，直到他中年以后，一旦有生活和业务上的疑惑，都会去请教母亲，而母亲总能在言语和思考中，以及从佛理上，为他找到解答的路径。母亲的教育让他在商业和公司管理上建立严谨的道德原则，也让他从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亲切感。
母亲晚年笃信佛教，常根据中文报章报道的社会悲惨和苦难者新闻，拿着剪报要公司助理去捐钱，并且要求匿名。郭鹤年这段叙述猛然令人想起新加坡报社早年经常收到一位“无名氏”的捐款。从来没有人知道那是谁。
郭鹤年虽然是在马来亚出生，却有很深的中国情怀。
文革期间中国大陆严重缺糖，派人秘密与他接触，希望透过国际商品市场进口，基于对中国的感情，郭鹤年开始一连串的部署，避免引起国际市场注意，私底下在全球食糖市场调兵遣将，不但解决了问题，还为中国赚取了一笔外汇。
03
难忘与邓小平见面
郭鹤年也曾与几代中国领导人见面，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
他在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与邓小平会面，是邓小平最后一次的公开正式会晤。邓小平当时说：“三十年后，中国将会成为亚洲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而亚洲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地区。”
郭记忆犹新，并指邓说这话时很谦逊。在他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位善良、友好、无私的人。但当邓谈到台湾问题时，郭第一次看见他带着一丝极度的挫败感。对于习近平，郭鹤年则称许他的反贪腐。不过，他指出，中国现正面对的两个最大挑战，分别是恢复道德教育与确立法治。
郭鹤年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人性格，经商手段快、狠、准，做事勤奋果断，对下属异常严厉，但采取把股份与下属共享的方式，而赢得下属的忠心。
他懂多国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福州话、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有助他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建立人脉。读英校的他，凭着娴熟的英文，六十年代初在伦敦打入商品交易商圈子，并了解英国商人的行事风格，借此掌握行情资讯，在国际糖期货市场大赚，奠定“糖王”地位。
纵横商场七八十年，足迹遍布全球，郭鹤年的经历当世已经没几个人能比。
三百多页的自传显然远远不足以涵盖他精采的一生，但已经令人手不释卷。他坦率与诚恳的自剖，还有对文化、企业经营、人才、资本主义乃至金钱价值等等观念的系统性看法，简洁而切入要害，引人深思，让本书有不同于一般传记的阅读价值。
04
郭鹤年小档案
1923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祖籍福建福州。曾就读新加坡莱佛士书院。
从事米粮及糖生意起家，1949年在马来西亚成立郭氏兄弟集团，六十年代在伦敦糖期货市场赚到第一桶金，有“糖王”之称。七十年代赴香港，以香港为基地，成立嘉里集团，并在八十年代进军中国大陆。旗下主要企业包括香格里拉酒店、嘉里地产、丰益国际（经营商品贸易、油棕种植及食用油生产等）等。
为大马首富，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排名115，净资产139亿美元。元配谢碧蓉已逝，育有二子三女；现妻何宝莲，育有一子二女。他有两个哥哥，大哥郭鹤举是大马外交官，二哥郭鹤龄是马来亚共产党成员，1952年紧急状态时被杀。
来源：亚洲周刊
《郭鹤年自传》读后感(三)：抓住时代
大概是周三拿到此书，郭鹤年先生口述，一个外国记者编著，回忆了一生的经历。颇巧合的是周五另一个华商大佬宣布休息，或许大家对李嘉诚比较熟悉，但对郭鹤郭鹤年先生年了解不多，通过本书，增加对郭鹤年郭鹤年先生及其商业帝国了解，从中得到启示。 本书是口语化写作，全部看完不过10小时左右。早先几乎都没听说过郭鹤年先生，虽然我们食用的金龙鱼食用油以其益海嘉里经常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然而农产品也只是其商业版图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回顾了郭鹤年先生从小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出生，此时正值英国统治时期，随后日军侵犯。马来西亚独立后，在食糖市场赚到第一桶金，开办炼糖场，面粉厂等等。有时帮助政府管理一些发展国民经理的企业。也借助在政府的人脉关系，在各个市场上开办贸易并取得成功。 农产品贸易之后是酒店开发，地产等等。
后半部分回忆了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也分享了一些商业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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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推荐一看，太累了，不想写太多了。
《郭鹤年自传》读后感(四)：一生涓滴意念，汇聚成江湖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 侥幸汇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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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地索求 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
……
——『山丘』
郭鹤年先生一手创建郭氏集团，旗下生意庞大，知名品牌“香格里拉”“金龙鱼”“嘉里中心”相伴我们的生活。他自传相当值得看。 他展现了直率，在这本出版于17年底的自传中毫不避讳政商关系，分享他的家国情怀，他对时政的观点，与政治领袖打交道的情况。 所以无论你是八卦也好，或者想汲取经商之道，抱着这样的目的需求，都可以从这本郭鹤年的自传有所收获。 郭先生的经商史有如一片宽阔海洋。70余载经商，历经二战、东南亚殖民地独立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早期。 他的事业地理范围辽阔，从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到荟聚亚太的明珠新加坡，到璀璨中华的眺望所香港，再到瞩目的新世界北京上海，这些亚洲城市，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汇聚点，稍有遗憾的是郭的事业未涉足东亚的日韩。 郭是最早跟中国做生意打交道的商人，也是改革开放早期最早对大陆下重注的华侨。邓小平同志人生最后一个外事活动是接见郭鹤年，对以郭为代表的华侨及海外同胞对祖国建设的倾力支持表达感谢。 郭在这本自传中对改革开放初期，投资祖国大陆的经历有很详细的阐述，其中郭个人的心路历程描述细致，娓娓道来。 多元化事业的成功经营，郭先生摘要记录，其中特别是自己早期的经商活动。历经艰辛，辗转东西，打造大米、食糖生意。这期间，他的敏锐的商业视角，营商的韬略，与欧洲人打交道的能力，自传中均有细致阐述。 早年的历史、生意经营的跌宕起伏经历，对生意伙伴、同行的评述，郭先生超强的记忆力几乎不得不让你肃然起敬。 对于事业起步期的经历，郭先生毫不避讳。郭在二战期间，帮日本人做生意，并且“吃里扒外”，经营自己的外快。这段历史，他看到了军事、政治与经济的紧密交织的关系。但郭在自传中对后期的生意，可能因为还在经营的缘故，反而涉及不多。稍有遗憾。 从事业的宽度与生意的长度看，他的生意多元却均闪耀成功光环。无论是亚洲糖王，还是酒店大王，或者是粮油大王，他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这些成功，是时势造英雄，更是商业英雄踩准了时代发展的点位，同步疾行。 郭先生也不避讳跟马来西亚、印尼总统的交往。郭的生意涉足民生行业（大米、糖、面粉、食用油），涉及土地地产（香格里拉酒店、嘉里中心），涉及国计行业（船舶），郭先生对商业跟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明确定论。 郭亦提及自己充当中国大陆与印尼沟通桥梁的历史；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时代印记。他还提及印尼国内的反华潮这段历史。有一个章节，是他与印尼即将接任总理的老同学的对话，郭的描述犹如一部精彩的史诗电影，自传中郭记录的对话，写实感强，历史从未这么形象生动予以呈现。 他亦补充专章提及现今中国的舵手，评价非常高。 如果只是以上这些记录，那这本自传最多算是精彩，最多是拥有历史厚重感，最多是有商人的成功经商经验；我认为这本书最出彩的部分是，字里行间透露的文化的家教传承。 你去看，当有非常重大事项要做决策时，郭哪怕心里已有决定，但他会求助了自己的母亲，询问母亲的意见，他遵循的是中国的传统的孝道； 你去看，郭对早年生活的记忆，他对母亲面对家庭变故的行动，母亲遇事后的言传身教，郭的血液里浇灌了中国女性高尚、坚韧不拔的家教； 你去看，郭记录早年被母亲痛打的记忆，记录早年兄弟关系，郭从小学会了为人处世之道。 这些文化至柔部分，跟郭骨子里的经商天分、对商业世界的观察思考、勤奋拼搏这些刚强结合，刚柔并济，共同塑造了郭鹤年这位横跨东南亚的商业巨子。 我们都身处这个充满危与机的时代，为何是郭鹤年、李嘉诚等这样的人走了出来？郭鹤年的经历，既有时代的因素，更多是他自己的积累。这部自传，相信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所以，与其说郭的成功史，是一部厚重的东南亚华裔的奋斗史，一部商人的经商史，不如说是个人的奋斗史、成长史，也是华人社会的文化社会学著作。 所以推荐这本郭鹤年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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