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是一本由宫崎市定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一)：古代政治制度演变

《宫崎市定中国史》是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宫崎市定所著。谈起宫崎市定本人，考察过二战前的中国北京和东北；被日本应召入伍，参加过二战；曾经留学在法国，游走中东地区、美国等地，最后回到日本任教。在这位历史学家的一生中，一直在研究着亚洲文化，他著有《亚洲史概说》《科举史》等一系列关于古代历史的研究。

本书是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研究，他把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与很多研究学者的三分法有所不同，他的四段内容分别为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代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从结构上，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并以政治制度的开端到结束而写；从内容上，包括从形成城邦开始，讲述着每个朝代的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著名事件以及灭亡。同时，看到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演变过程，从无制度—建立—完善—高峰，最后灭亡，走向共和。

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开始与古罗马相似，都是从城邦开始，一点点演变成为国家。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被称为“邑”“邦”“国”，在原则上是农民集中起来的城郭城市，也是最初的国家形态，后来都市国家成群地出现，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主权，原则上不从属于任何他者，也不接受他者的从属，从而开始了政权战争，国家逐渐地变大变强。如春秋时代的历史，就是前代已形成的强大都市国家间的霸权争夺，其形势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诸国争霸的过程有相似之处。初形态的中国属于奴隶社会，同时带着部落民族的特色，大禹因为治水成功成为部落首领，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而夏殷周时代属于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时期，部族国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实行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宗法制对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享有特权影响深远。本以为分封制可以扩大并巩固统治，然而这样的做法造成了诸侯混战，西周的后期，诸侯争霸。西周灭亡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短暂的“君主制”，官僚制，这阶段出现了一位圣人孔子，他传播着的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成为最先进的强国，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国家。秦国在整个封建制度中的重要位置，它是起始点。无论哪个王朝建立，都会参照秦国的制度来改进并巩固自己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秦王采用皇帝制，“皇帝”一名称作为中国君主的称号，在两千一百余年间被继承下来，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皇帝一词也与儒教思想一致，《孟子》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着中国思想的特色。同时，秦国实行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行政机构上，废除了古代的分封制度，推行了郡县制度，这都为了巩固政权，但是在秦始皇实施的政治中，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他实行焚书坑儒的暴政，后代的文字狱也因此形成。

西汉巩固了秦国的专制主义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加入到封建社会中来。刘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有了封国制度的存在，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又建立了中朝和设立刺史制度。

隋唐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隋文帝改革了管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完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度，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在唐朝，中央机构继承了隋制，并完善了科举制度。

北宋加强了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权等大权，皇帝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等，消弱了地方官的权利，同时大力发展了科举制度。

元朝发展了封建制度，忽必烈实行了汉化政策，接受了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同时在地方建立了中书省，行省制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的变革。因为元朝本身来自草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封建的高峰期在于明朝与清朝。明朝，形成了内阁制，设立了锦衣卫，加强了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在军队方面，实行卫所制度。可是，明朝大行文字狱，摧残知识分子，维护皇权。清朝，建设了军机处，内阁，理藩院等机构，为了加强皇帝的统治。同时大兴的文字狱，为了满族贵族统治的威望和控制人们的思想。

另一方面，专制封建制度的特有的弊端，宦官专权和朝臣党争就在当中。作者在唐朝专题中特别讲述了这两方面，宦官专权和朝臣党争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腐败和王朝的灭亡。

随着西方文化的一步步进入，鸦片战争，使得闭关锁国的中国门户打开，加快封建制度的清朝衰落，迈向死亡，中国又开始了新的篇章—“共和”。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二)：宫崎市定《自跋集》

（虽然更应该发在《自跋集》的页面，不过还是放在这本新书名下，当做有关宫崎先生的小小的补充资料吧。

译本问题还有很多，请大家多多指教，鞠躬。）

1991年10月至1994年2月，岩波书店刊行《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四卷，并别卷一册。年逾九十的宫崎为每卷撰写了明白晓畅的跋文。1995年5月24日，宫崎去世。一周年忌日，岩波书店又将二十五篇跋文并自定年谱、以及砺波护的解说文结集出版。腰封宣传语曰：“从与《论语》《史记》的邂逅到诸位先贤的学问、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学界的论争，所涉话题丰富。年过九旬的著者对历史的霸气与热情丝毫不减。”内容的确畅快精彩，不论是对自身学问的回顾、总结与阐释，还是各种自由奔放的吐槽。若再加一句宣传语，可以是：“一册在手，迅速了解宫崎学问及性格”。

宫崎全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完成了其“通史”及“世界史”的构架，处处可见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及卓越的通史眼光。前十七卷为中国史，其中第一、二卷为概论通史，第三至十七卷可对应其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的时代区分说。这是对内藤时代区分说的继承与再阐发，并适用于他的世界历史分期说：第一为古代都市国家的形成、解体，到古代帝国成立的时期；第二位古代帝国灭亡后，分裂倾向很强且无秩序的中世时期；第三是伴随文艺复兴，各国民众产生民族自觉、形成新文化的时期；第四是伴随产业革命的成功，世界再度面向统合之机，地域区分趋向消灭的时期。

第十八至二十卷，有关西亚史、东西交通史，可反映桑原骘藏学说的影响，以及留学法国、游历西亚对其学问的刺激。世人常将宫崎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者，但宫崎却表示，内藤的确是天才，但兴趣太广泛，未能更专精于学术，终生不减对政治的关心，是为遗憾，自己的研究方法更接近桑原。他十五岁读初三时，学校东洋史教科书便是桑原的《中等东洋史》。本科刚毕业，桑原命他翻译乔治·雅各布的《东洋在西洋之影响》（Der Einfluss des Morgenlands auf das Abendland ,日译「西洋に於ける東洋の影響」），并未学过德语的宫崎依靠辞典逐字查阅，很痛苦地翻完。后来回忆，此书对其研究影响至大。他的工作、研究处处受到桑原的关照，感情上自然也更接近。然而，内藤对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他自己的陈述，本科时对宋史的关注、终其一生对时代区分论的论证阐发，皆可证明。不过内藤的汉学素养及对中国的感情（《内藤湖南全集》所附月报中有一段“湖南的喜恶”，极有趣：讨厌的，悟性差的蠢人、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愚直道学家、细腻的日本画、岐阜提灯、侘、寂、茶汤民艺、美国的机械文明、追逐时尚者、社交舞、登山、运动、恋爱至上主义者。喜欢的，凡中国的东西皆喜欢），与宫崎确非同道。宫崎对中国的态度冷静疏离，对中国文化也无特别感情，与老一辈浸淫汉学的研究者很不一样。对中国史有兴趣，是因感到其独特的魅力，而欲探明独特之所在。“而中国近代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其独特性，埋没于世界历史。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各国民都失去了独自发展历史的可能”。中国近代化之后，当然还有独特性，只是人们往往对太近的东西本能地感到无趣，因为置身时局，更难判断，更难选择立场。

第二十卷为日本古代史，但所关心者，仍是日本与世界的联系、世界史上的日本、东洋史上的日本。他对日本古代史学界意见很大，认为自己中学以来所学习的日本史教科书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正邪的知识，认为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太深，研究视野狭窄，壁垒分明，以致此卷文章多见讽刺、不满之辞。事实上，如今不少东洋史学者也有这样的态度，甚至这也是他们最初选择东洋史的理由之一。第二十二卷为中日交流，其中，宫崎本科毕业前夕的纪行文《从上海到广东》很有意思，这是他参加文部省学生视察团，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第一站在上海，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跟老师一起拜访了康有为，“这是我直面留名史书的大人物的最初体验”。在中国为期三十七日的旅行，虽走马观花，行程匆促，却是他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风土文物，对其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十三、四卷为随笔，别卷为政治论集。

宫崎少年时热衷作和歌，立志当政治家，至少是政治记者，“因我出身贫乏之家，故有逆反心理，很向往繁华热闹的社会”。但后来受京大地理学出身的浅若晁建议，才考进东洋史专业。而当年的爱好与志趣，多少仍投射到日后的学问中，比如他习惯于历史分析中对比当下，也喜欢预测时局。

他在《中国史》（即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大陆译本）第四篇《最近世史》中，畅谈民国以来的政治历史，今日读来，可凭后见之明对照其洞烛先见，耐人寻味。当然，也不乏奇巧的结论，比如将江青的失败归结于“提倡的新艺术运动将古典越改越坏，凭自己的小聪明将传统的古典故事改造得迎合新时代，所以京剧等等也变得完全无趣了。这是剥夺大众娱乐的结果”。可惜这精彩的一篇，在早年台译本中被大幅删改，面目全非，而2015年大陆译本为免纠纷，索性全从阙略。

回顾宫崎一生，深感其精力充沛，眼光敏锐。思考、著述不辍，从二十四岁到去世前不久，七十年来一直在写各种论文、随笔、普及读物。进入大学前就规划之后的研究题目，中有塞外民族思想与中国的对比，是他日后长久关注的所在。外语方面也有特长，高中时去天主教堂跟随神父学习法语，本科时学习俄语，留法时又学习阿拉伯语。重视外语，至今仍为东洋史研究室的风气。又感慨其人生际遇，虽出身普通，却自小志向明确，且善于听取前辈师友意见，善变通，少固执。虽两度投身军旅，却幸与战场擦身而过，二战结束，也得全身而返。当时死于战场或苏联收容所的研究者不在少数，如小川琢治的幼子滋树，又如内藤湖南弟子、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松浦嘉三郎（1896-1945）。

据砺波护回忆，宫崎对全集的设计，只有一点坚持，要求在书脊以简单明了的几个字概括介绍全卷内容，方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之前《桑原骘藏全集》《内藤湖南全集》都没有的。想到他从前感慨旧书市陈列的图书像卡片一样紧密排放，必须抽出打开才能看到内容，“谁都没有翻过即被旧书店主人带回去的可怜的书，也很多吧”。（《古本屋盛衰记》，1975年）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三)：宫崎市定中国史

我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想知道日本人是怎样看中国的。跟我们自己看自己还是不太一样。鲁迅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的政治有很多道德色彩，什么好人坏人，忠臣奸臣。这个是我反对的。宫崎市定跳过了道德观念，用记忆的方法几乎写了全本书。由于看过的通史比较多，觉得写的一般。在我心中，吕思勉的通史是最好的。虽然说中国人看自己的历史就像照镜子，但照镜子和真实的自己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用外国人的看法做参考。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划分不是按照革命史观，而是用于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他们的古代史是从商朝讲的。这个我也是赞同的。因为文明的进步是由工具体现的，殷商是我国青铜器时期。三皇五帝的传说太过于虚假，很难让人相信其中的真实性。虽说司马迁当年调过研，文字在商代以前还没有通用，所以我是支持的。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很多国家都延长了自己的历史。孔子的门人也写过三皇五帝，那时他们还只是部落，尚未形成国家，夏朝的考古并没有像安阳那样重大的发现，所以感觉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史从商代还是可行的。我们也可把商代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日本很多人认为宋亡之后再无中华，明亡之后再无华夏。他们的学术界就是这么划分的。其实我觉得这只是那个朝代所代表的文明终结。而不是历史的终结。日本人讲东西还真是刻板理性到死，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有错误。这也可能是中国史上见解不同的原因吧！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四)：宫崎市定，我史学观的唯一导师

宫崎市定老先生是我史学观的唯一导师，因为读了先生的观点，我也成了坚定的疑古论者。宫崎先生的作品在国内出版的并不多，但每本都是经典之作。

日本史学家笔下的中国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学术界代表前卫思想的著作，这种情况发生逆转还在是京都学派已经没落的多年以后，也就是最近的十几年间，中国史的主阵地重又回到了天朝。不过，像以宫崎老师为代表的疑古论，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更宏观的内亚视角，这些先进的观点如今都已经被国内学者所广泛知晓（虽然谈不上广泛接受），这足以体现日本的中国史学，或者叫东洋史学的地位。

当然，宫崎先生独有的诸如中古中国存在都市国家的论点，四分说，经济景气说等都不一定在国内吃得开。首先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并非疑古论，毋庸说认为夏商周是“朝代”的观点仍是主流，因为天朝仗着有考古的优势，总是习惯把考古学、史学、神话学混为一谈，穿凿附会的观点很多，怀疑精神贫乏，况且郭沫若他老人家“封建”学说的遗毒太深，中国人不轻易接受将夏商比作古希腊式城邦国家体系的说法。

至于时代区的四分法，争议就更多了，还是拜郭沫若所赐，国人总是习惯以“封建社会”为出发点去考虑时代特征，而不是以更西化的视角从文化、经济等层面去综合考虑。

既然国人的出发点总是以军事、政体为优先，那么宫崎先生的经济景气说自然也不会得到多少重视。其实看过日本讲谈社编撰的《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人很喜欢讲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尤其是有宋一朝，而国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宋、辽、金、蒙古之间的战争和民族矛盾上，这不能不说是国人好战的本性及有点狭隘的汉本位思想使然。

另外像中国古代也存在“文艺复兴”一说，那对于向来不甚关注古代艺术成就，对西方艺术更是漠不关心的中国史学者们来说，完全就不在理解范围之内的，所以也无从评价这一学说的真伪对错。

最后，也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宫崎先生等人的著作告诉史学者们这样一个道理：历史是由人写成的，应当有鲜明的观点，而不是史料的堆叠。其实，这也是评判一部历史著作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诚然，京都学派，乃至后期的东京学派如今都已经式微，中国史的研究主阵地又回到的中国，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衷心希望国内出版界多多引进日本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史著作。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五)：读宫崎市定《中国史》的一点杂感

1.宫崎市定在论述整个中国史的过程中，运用了两个视角来分析中国史。比较明显的可谓“景气史观”的经济史视角，比较隐晦的可谓是朴素的异民族与中原文明社会的交往史。

2.在关于“景气史观”的论述中，宫崎市定论述了中国在由都市国家演变为领土国家的上古史时，因黄金的丰富而货币经济发达，与西亚的贸易更促进了这种情况。而在魏晋至隋唐的中世史中，由于政治的混乱，经济上对土地的投资加大，从上古的货币经济变为中世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的政治反映，就是中世的贵族制。到了唐宋变革之际，近世的宋代确立了气候财政国家的基础，自然经济又一次转变为货币经济。然而宫崎市定虽然这么认为，但是古代经济史真的是否如此？还是很让人存疑。

3.在关于异民族和中国史的关系上，宫崎市定不但关注元清，对于北朝隋唐也颇为关注；但是对于辽金夏，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

4.对于继承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说，宫崎市定将辛亥革命后定为最近世史，概因为此时西洋文明的影响在中国大于了中国的传统文明。其他的如上古史的都市国家概念，中世史的土地投资，近世史的庶民文化等概念，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5.以小词条的方式论述中国史还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不断出现的关于年代时间的错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

6.总之还是可堪阅读的书，其作用就像有的豆友说的：借用别人家的灯火照看自己家的摆设而已。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六)：镜子中的自我

日本学者的治书，总是让人欣喜。一方面，作者往往有着一家之言，不人云亦云，这就给书赋予了更灵动的生命——没有人想看内容完全相似，只是行文不同的书；另一方面，作者往往很严谨的讲述自己的观点，完全不突兀。这本《中国史》也有着典型的日本风格。

从旁人的角度反观自己，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像国内认为的历史，在国外也是这样么？特别是曾受中国影响甚为深远的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这就像从镜子中寻找自我一样，有些不同，但又很有意思。

宫崎市定说，历史是一定带有著作者本身的偏见的。这一点十分认同。如果完全追求客观，也许历史就仅仅是某某年，某某人做了某某事这样乏味。历史远不是这样简单的“线”，而是不同线互相交织，形成的“网”。从不同的侧面，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和事都会变得不同。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我们书写我们认为的历史。

从内容上看，或许自小受到的教育，和外国人看待中国的视角不同，有很多与作者的观点有出入。另一方面，也囿于外国人的局限，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很多描述，也只是泛泛而谈。这一点，确实让书有些失色。

但作者有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想在国内的历史作者之中很少见到。作者把经济与历史结合，通过经济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进程。我想这是很有价值的。所谓的治乱，都是经济的景气与不景气。从这一点来看，作者抓住了重点。当然，有人会说，经济的景气与否，与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从而经济的状况，是政治制度的果，所以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我想，我不会纠结于这一点。对我来讲，增加一种经济的视角，看待历史，就是很大的收获。

书的最后，作者在跋中明确的说，写这本书，充满了自己的主观色彩。搜寻头脑中的记忆，记忆鲜明之处，就是多着墨的地方。我想，以自己的主观见解，作为书写历史的最基础依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作者在开头所说，写历史，是充满了作者偏见的。反过来，正是因为每一本历史书，写的都是作者的角度看到的历史，观察历史的角度才会多样。这样，我们离历史本来的面目，才会更近吧。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七)：《宫崎市定中国史》浅谈

首先，日本人所写的中国史，有许多不同于我们传统认识的观念，且不论正确与否，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其二，其五分法的确相当有见地，我认为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其三，作者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虽一句话带过，并对具体人数有所保留，但作者还是表现出了谴责；第四，作者的“景气史观”贯穿全书，但可能是通史著述，限于篇幅，论述不够充分，导致在相关历史事件中用此来解释原因有些许牵强；第五，本书有不少错误，译者有许多都已注明；第六，作者在自跋中已言明，本书乃是其根据个人的记忆所写，是宫崎市定的“中国史”，是其所理解的中国史，其中省略了大量军事文化的内容，作者认为它们不重要，或是限于篇幅，把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保留了下来，虽然有些遗憾，但作者感兴趣的内容作者才可能写得生动翔实，若是为了所谓“完美”而让作者硬塞进去这些内容，岂非滥竽充数？第七，本书的个性十足，许多观点都有创建，对对中国通史有兴趣的人有较大的开启思维、视野的作用。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八)：东洋的眼光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以宋代来说，据说在北宋初期，政治运行之良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背后则有着前所未见的好景气的浪潮。由此必须想到的是，在好景气的时代，政治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多少有些失败，也不会留下痕迹。在这样的时代，就算昏庸的君主在位，其缺点也不会被大肆议论。而如果与此相反，碰上了不景气的时代，不管在政治上怎么努力，都难以挽回形势，结果大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舆论则将责任算到君主和大臣头上，抨击他们无德无能。于是产生了治世因名君而生、乱世因昏君而始的历史法则，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治世便是好景气，乱世则是不景气的别名。而景气与不景气，很难由当时君主个人的政策所左右。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自古以来对君主的传统评价，未必十分得当。比如清朝的康熙帝，有时被赞为不世出的名君，但其实未必如此，看起来他只是很普通的人。只是他在位时间很长，并且正逢明末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国际贸易持续黑字，经济上也受到空前好景气的恩惠，可以说碰上了好运气。而且在其治下，清朝的纲纪早早趋于紊乱，幸亏继位的雍正帝整肃了官纪，建立了清朝独特政治机构的基础。世人对这一事实不加注意，总是将康熙、乾隆连称为清朝的鼎盛期，却经常忘掉其间最为重要的雍正时代。”

这段话简直振聋发聩，可谓是宫崎市定经济史观的突出写照。

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受益匪浅，有三点特别突出的感受：

第一即是所谓的经济史观，开头的引用足以。

第二是关注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或许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固有的地理区域的印象不那么生硬，亦或者源发于作者对经济发展的极度关注，国内而言，书中多次提及了华北VS江南，淮北VS淮南，以及不同产盐地的划分；国际方面，强调了中国古代与西亚的联系，特别是技术和货币的交流。这些角度，联系当今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日益萎缩的国际贸易，令人深思。

第三是作者多元的学术背景下独特的见解。比如“五代的华北军队中，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军人很多，但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他们也保留着浓厚的共和思想，认为君主不应代代继承，而是每次更换时进行推选。因此，与罗马王政末期的君主自日耳曼军队中推选一样，五代的军人皇帝亦多由军队内部的舆论动向决定。但从中国传统的立场而言，这是革命，也是篡夺。”作者生于日本，留洋多年，以一个东洋和西洋复合的眼光看中国的古代史，实在是精彩纷呈。

真是一本书，救活了我对历史的热爱。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九)：很受启发

民国时期，日本“京都学派” 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名噪一时，陈寅恪先生曾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句，胡适先亦曾有言：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宫崎市定作为“京都学派”第二代传人，也早就为学界所瞩目，60年代，商务出版社曾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及其著作《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后者现在竟被有些人捧为《狼图腾》的思想渊源），近几年宫崎说水浒、说隋炀帝的两本书也被译介过来。可惜，日本岩波书店出的《宫崎市定全集》，三分之二内容与中国相关，还有大部分尚未翻译过来。

宫崎先生的文章考证严密，文字浅白生动，很有感染力，这本《中国史》也是写得跌宕起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的视野中考察，谈文化，也重经济，虽有时过于强调了少数民族作用，总觉得对中原的心态把握有些隔膜，但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十)：（转）对历史的态度，决定研究的水平

承进/文

原载《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宫崎市定与京都学派的中国研究）

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岩波书店出本了宫崎市定的全集，凡25卷，其中涉及专门的中国史的有18卷之多，研究从上古到近代，可惜绝大部分内容我国都没有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宫崎的一切研究都是日本“京都学派”观点的反映，尤其是“中国通史”的论述，深受“京都学派”中国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谈这方面。

“京都学派”最著名的学问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以文化论为基础，将古代中国分为“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世（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宋至清），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宫崎市定平生所学，就是完善与巩固此理论。内藤湖南理论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宫崎的贡献是用更精密的研究以证明此两条的可靠，且在内藤理论有所不足的经济史方面加以补充。因此，尽管在授业方面，京都的另一位大师桑原骘藏对宫崎的指导更多，但宫崎真正继承的是内藤湖南衣钵。

不过，尽管内藤的理论赫赫有名，但即使在日本国内，质疑他的人也很多，如“东京学派”，二者之间的争论保持至今。而后者最为质疑的是内藤关于“中世”贵族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贵族制”仍是皇帝掌控下的官僚制，秦汉以来并无轩轾，而内藤学说力主“皇帝受制于贵族”，是不对的。然而，双方的争论多集中在“上古”与“中世”，对于内藤近世的分期，也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分歧就不大了。而内藤对唐宋分期的理论也很自信，他从政治（贵族变独裁）、经济（有限的实物经济变为全面的货币化）、文学艺术（骈文变古文、彩绘画变黑白的山水画、贵族舞蹈变为平民杂剧）等方面来论证唐宋的变局，可谓面面俱到。宫崎对其理论的发展则是在“近世”中增加了“最近世”，即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他的依据是比较西方的近世，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可套用中国的宋代，但文艺复兴后仍有如法国波旁王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直至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出现“最近世”，而中国的元明清具备路易十四时期的特征，直至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至于唐宋的变局，宫崎所做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补充资料而已。

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制”的产生，我所学有限，不敢置喙；关于唐宋的分期，这是史家的定论，也无异议。但对于宋以后的中国“近世”，我则有不同看法。元代是第一个全面征服汉人的异族王朝，且拒不汉化，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亚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后来的明、清，皆是继承元代的政治遗产，与唐宋少有关系。总之，唐、宋之间固然有变革，但宋、元之间的变革也同样不容忽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是建立在文化史与中西比较的基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大视野，那我也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方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个人或家族的专制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经济上，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商业，发展到依靠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发展到独立自由的公民个体。从以上三方面看，宋代比起古代，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进步，如果唐宋变革理论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社会自由”也可以成为它的论据。不错，宋代的皇权是集中了，但又有哪个朝代的士大夫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连宫崎都认为具备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元、明之后除了技术上的提高，经济体制是不是倒退呢？再有人的自由方面，从元代的“四等民”的划分到清朝的满汉分治，又哪一点继承宋朝的风气呢？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例如，汉人的中原即使沦陷，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仍能创造出发达的文明，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南宋与金，无论女真人如何努力汉化，但同时期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皆远不如南宋，如此可以推下去，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又打通了东西方的藩篱，但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是不是超过了宋代呢？他们所继承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辽、金制度还是宋制呢？因此，我认为京都学派分期法的“近世”理论有所缺陷，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远远超过宋朝，而影响最大的是以征服者自居的统治之术，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人自此变得驯服，使宋代好不容易摆脱门第羁绊而赋予士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由此被消灭了。这种气息无疑是古代式的，但却是中国真正摆脱“中世”专制社会的可贵资源。

作为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好处是旁观者清，可以跳出自我美化的民族情结，站在整个东亚的角度上去审视中国历史，因此他们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是隔膜的。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正是其“脱亚入欧”口号最响之时，而当时中国的状况，即便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这样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也难免使之心怀轻视。何况日本从未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使之忽略一个习惯在奴役下保全自己的古老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日本在近代的进步，又会左右他们看待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眼光。宫崎是“晚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总体上是客观的。但其所宗的是“京都学派”的正统，不可能不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其消极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少数民族的缺点，我想，当年日本欲进入大陆以支配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自然不会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破坏；二是忽视对中国古代王朝在专制方面的研究，仅仅以“腐败”而概括，没有触及到“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或许他们看来，习惯“被统治”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很缜密，但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批判尽管很犀利（如桑原骘藏），但总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源头。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

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革”，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

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小学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的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去迎合当时的窠臼。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又怎能指望他们能够向宫崎一样天马行空地论述？天才又具风骨的陈寅恪，也只能“著书唯剩颂红妆”地发泄心情，他有多少学问就此而埋没在时代悲剧中呢？

真正的落后来源于不自由，就像“宋元变革”给我的启示一样。直至今天，宫崎市定的著作仍没有全面被中国大陆翻译，未必是因为它过时，而是他将中国放在世界史上加以检验而形成的观点，会让被“民族伟大”所教条的中国人感到不爽；而他参加过日军侵华的经历也会给人口实（实际上他只在上海派遣军呆了一年，没打过任何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前言中，中国学者对宫崎的史学极尽批判谩骂，即使那个年代为保身必须如此，但搞历史的，为何不给自己的历史留点余地呢？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倒是翻译了宫崎的《中国通史》，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民国部分全部被改写，变成了“蒋公的颂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不如宫崎市定也就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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