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背后的利益》是一本由陆建德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5-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一)：自由
关于本书，话题谈论比较深入与沉重，所说有政治、文化、评论，作者陆建德先生生于杭州，复旦毕业后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工作于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文学评论》的主编，而本书内容分析了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三位18世纪的英法哲人普世思想，从而对国内近代的某些思想分子观点进行追溯，剖析着“自由”观。作者的留学背景，加上工作背景，对于东西方不同时代的观点的相同与不同，他们的产生追溯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本书与其说是一本文学评论，个人觉得更像是一场思想与文化甚至政治的讨论与探究。
书中开始所说的三位哲人思想家，我们都能耳熟能详，对于他们的普世思想皆有所耳闻却未能深入了解，作者的第一章中便从他的观点剖析了这三位哲人的思想。社会契约论中开篇宣称“人生而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者的观点亦是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趋势等一系类引人深思的问题，然而本书便是从历史与现实中不断的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喜欢自由，但是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我们有时要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为了某些人认为的不妥的东西就筑起高楼，也许我们某天早上醒来，发现我们生活于层层高楼与枷锁之中。
这本书为评论类，有着独特的文风和观点，无论是否认同其政治思想与文学观点，却亦是值得一阅与之探讨的书。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二)：修订版序言
之前的版本拜读过，这次看到陆老师在旧版之上重做了修订又新增了文章。非常期待。先放上新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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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后的利益》是十年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的一本集子，书名来自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见本书《自序》）。 这次再版，首先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尤其是耐心等候修改稿的刘绚女士。我添加了三篇文章，前两篇（《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和《自我戏剧化的风致》）作于2013年，均系伯林书信集的书评，另一篇《“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是近日才写就的。两三年以来，我对20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关注，发现一些学潮所打出来的高调旗号遮盖了利益之争，所争的是为数可观的庚子赔款受赔国“退还”款的管理、使用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李石曾口头上“反帝”、“爱国”（章士钊称他“浮慕爱国运动之佳名”），真正让他心痒的却是财权。
我曾在与本书同名的一篇文章（收入上海书店2013年出版《击中痛处》）里对书中四个板块的主旨做了一点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我还是再想强调一下，我从来不相信“唯利是图”四字可以概括人类一切精神活动，依然对超越一己利害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即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ness”）恋恋不舍。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话题，绝非认定杨朱之学乃普世真理。思想背后也有兴趣、忠诚和宽厚的待人之道。”
大概是在1995年，我在《读书》杂志批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称之为“无人问津”的“走气啤酒”，显然是太乐观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之后，人们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那瓶超大啤酒牌子响亮，在当时的北京还新鲜得很，瓶盖刚打开，泡沫喷涌而出，四周一些豪杰正欲畅饮。我当时特意推荐来自市场营垒的两种观点：英国《经济学人》1992年9月12日的社论《为中央计划一辩》和世界银行1993年8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份报告。前者认为，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人口爆炸、金融危机和影响到公共财政能力的税务犯罪，中央政府还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后者严厉批评“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权力集中是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我以为中国还是一个治理程度较低的国家，政府执法能力弱，民众和官员守秩序、讲公德的习惯尚未养成，再加上生态脆弱、资源短缺，一旦听任所谓的“经济人”在并无规则的市场上“放任”，整个社会就会付出太多不必要甚至无可挽回的代价。于是我生出不少焦虑，提笔质疑特殊品牌（不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伏尔泰的椰子》），揭穿“‘经济人’的神话”（《虚拟的“经济人”》），希望国家用财政政策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之类的公共事业（《国家利益所在》）。现在看起来，中国近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贸易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与成绩相伴随的遗憾是我们并没有理解，有些方面的权力集中反而会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举例来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国内税务局（IRS）和食品与药物署（FDA，隶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机构，所管事务与国计民生切切相关。设立这些统一事权的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国家和社会治理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前几天（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发表的一份题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取一个全球的视角》的研究报告（第一作者艾拉?达布拉-诺里斯）认为，富裕阶层减轻赋税负担，得到大量实惠，未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经济增长，让中下阶层得益；顶层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反而略为下降。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份报告是对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的有力驳斥。现任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抨击“涓滴经济学”的文字广为人知。他说，这一理论“体现了不加掩饰地、天真地信任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仁慈”。这种天真的信任使我想起亚当?斯密在讨论竞争力时所提的问题：究竟是劳方的高工资还是资方的高利润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了竞争力？他指出，商人和制造商如自己得利（高利润）引起恶果，他们默默不语；一旦他人得利（劳方高工资）而产生负面效应，他们就大喊大叫。可见“市场规律”等观念也服务于具体的利益，斯密并没有高估商人和制造商的仁慈。在今日，这种对资方、富人的怀疑也贯穿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不过仍有学者不愿放弃“经济人”、“理性人”的提法，想把它们作为讨论问题（比如儒家学说的世界前景）的普适性假设前提。阿玛提亚?森曾逻辑地论证，不属于任何社群的孤零零的“理性人”堪称“聪明的傻瓜”，在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不适合“理性人”的“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一说。
重读本书第一部分的那些文章，也有想改动的地方，比如《贵族何以得到敬重》。有人批评这题目（“肉麻当有趣”），大致不错。我引用的伯克描述“自然贵族阶级”的那段文字确有美化十八世纪英国政治以及精英阶层的嫌疑。我在别处专论伯克的文章里也曾提起十八世纪英国贵族主导下的腐败，伯克本人也喝饮过“腐败的汤碗”。但是我又以为，英国的精英阶层有其出色的一面，比如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乐于提供公共服务，代议制的成功离不开这一先决条件。英国议员在20世纪之前不取报酬，而民国初建时政府借债度日，参众两院议员（多达八百余人）每人月薪高达五百大洋，竞选也是抢“饭碗”。要改变“步步高升”、“做官发财”这种集体无意识，还必须花更大的气力，认真了解别人，从而认识自己。有一次我在上海浦东党校学习一周，当地一位干部跟学员见面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学校外面，左边是锦绣路，右边是前程路，大家来学习，以后出了校门就是锦绣前程。我举杯祝大家进步！”他说完之后得到一片掌声，大家同声说“进步”，开始是微笑，有点腼腆，后来无所顾忌地大笑。
这本集子里居然有五篇文章与以赛亚?伯林相关，不大说得过去。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对这位英国犹太裔思想家的著作和人生经历抱有特别的兴趣，原因之一是我当时就读的剑桥达尔文学院与伯林创办的牛津伍夫森学院来往密切，每年都举行院际体育比赛。1976年至1982年，达尔文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的古典学者芬利教授（Moses Finley，原姓Finkelstein），我是1983年秋入学的，芬利教授夫妇还出现在温馨的欢迎酒会上，与几位新生逐个交谈，非常友善。（迎新酒会分几次举行，规模都很小，便于进行个人间的交流。）1986年6月的一天，芬利夫人病故，第二天芬利教授竟也因脑溢血紧随而去，达尔文学院的全体成员都非常悲痛。芬利教授是犹太裔，出生在纽约，五十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拉特格斯大学解聘，不得不移民英国。伯林是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跻身美国权力走廊的核心小圈子，芬利则完全没有耶路撒冷的情怀，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那套“自由”话语的态度可想而知，两人在政治上几乎是对立的。我没有用文字纪念过芬利，这才是最说不过去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很多事件，根源大多来自巴以冲突。这几篇伯林文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也许能给读者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萨义德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和汤姆?波林一些有争议的诗作。2014年9月，以色列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修筑犹太人定居点，美国予以批评，称这一举动将破坏巴以和平进程，并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撤回这一决议。我国读者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大有欠缺。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够。19世纪末，很多日本人不必统一思想就自觉地协调行动，他们的战略意识和合作能力绝非晚清一心走仕途的读书人和图谋造反的秘密会社成员所能及。甲午战争一爆发，日本就挑拨汉满关系，号召十八省汉族豪杰“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邹容的《革命军》作于日本并不是偶然的。此后日本不断寻找在华代理人，如黑龙会给予中国反政府组织有力的支持。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无理要求早在辛亥时就酝酿了，名义上光明正大的护国、护法战争中都有日本政界、军界人士忙碌的身影。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听从李石曾的建议，一天之内将整个清室逐出紫禁城。这是“思想革命”的壮举，但清室善后委员会有近谋而无远虑，少数人因此获取了巨大而且又不受监督的权力，“善后”则无从谈起。溥仪出宫，一心要“解决满洲问题”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正好将他牢牢掌控，不到十年，满汉果然分立。
本书有几篇文章（尤其是《“地之灵”》）涉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主性问题，与主题“思想背后的利益”有一点关联。十年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以根系于一地同时又不受其局限的公共感情激扬文字，建造我们自己的 “心智的堡垒”。现在我倒想学学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学术自主性和文化自觉之类的表述，听起来很对，却难以界说。刻意自主和自觉，不一定就有利于昌明学术，砥砺思想。为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冠以中国之名，很容易掉入本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心智的堡垒”应该是无形的，因开放而不断自我更新，生长壮大。以壁垒保护心智，预设一个简单化的立场，视野不免受到局限，分析也难以透彻，面对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论从史出。抛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非但创新谈不上，就连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可能随之转移。
实事求是说了大半个世纪，真正要使之内化为一种看待、评价事物的心灵习惯还是很难的，因为事实和道理有时候并不在自己的一边，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强词夺理的小鬼。且以《“政府与布衣讼”——治外法权影响下的苏报案》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的《万象》杂志，我当时掌握的史料有限，根本不知道会审公廨控辩双方所请的英国律师如何交锋以及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表现。这十几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近代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国际背景。王敏的《苏报案研究》让我眼界大开。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英美外交文书和苏报案的英文审讯记录。辩方的策略是章太炎、邹容那些煽动暴力、涉嫌诽谤的文字仅仅表达私人观点，两人绝对无意将它们公开发表，至于这些信件和“家庭作业”如何被人拿去印行，一概不知。两人就此得到轻判。事实并非如此。控方律师如能稍下功夫，即可通过华人翻译从涉案文字自身证明被告的写作目的是公开发表、出版（如章太炎在《革命军序》希望“屠沽负贩之徒”受其鼓动，驱除异族）。王敏这部著作披露了大量以前不为人知的细节，现有各种关于苏报案的叙述（包括我那篇过时的文章）都应该据此做一些调整，甚至重写。书中还有不少关于两位被告在民国后被神化的记载。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还邀请王宇清编写话剧《邹容》，目的是塑造一位政治形势所需要的“青年之神”。该剧结尾处罔顾史实，虚构了邹容狂吻青天白日旗的场景。大陆方面后来也有一部与实际情形出入颇多、概念先行的电影。作者在结语中写道：历史记忆往往受到文化价值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在特殊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历史，其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如何，而是历史应该如何。“革命时代需要塑造革命英雄主义人物，也需要反动的、邪恶的反面形象，于是章太炎、邹容被完美化、革命化、神圣化，清政府、列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丑化、妖魔化，这样，通过去除、强化、附会和添加，历史事件苏报案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和真实的历史失去了对应的关系。” 录下这段文字，《“政府与布衣讼”》一文就不作修改了，责任在我，请读者海涵。
陆建德
写毕于2015年6月26日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三)：《思想背后的利益》：呼唤发出自己的声音
《思想背后的利益》：呼唤发出自己的声音
陆建德所著的《思想背后的利益》近日由中信出版社修订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读书评论的合集，它的风格，应该是典型的《读书》杂志的文风。这种风格的特征是，它往往借由一本重点介绍的书，综述着书中的观点，指向着作者感兴趣的中国当代问题，表达着作者对书中观点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看法。《读书》杂志是入世的，正因为如此，才是这本书没有被列入象牙塔里成为兜售观点的运输车的原因。
一度时期，我曾经是《读书》杂志的忠实订户。这本杂志薄薄的一册，价格却是同等杂志里最贵的，但是我很痴迷《读书》杂志的文风，喜欢杂志里那种娓娓而谈而又内含意蕴、笔力遒劲的语言叙事风格，现在看来，我更多的是学习了杂志里的那种有力、清晰、通达的文风，并有意识到地融入到自己的文字中。不过后来，我感到这本杂志观点上越来越不知所云，特别是在我喜欢的文化板块的论述中，越来越学究气，远离真正的文化原本，所以，便断然离开了这本杂志。
《思想背后的利益》里的不少文章都取自《读书》杂志。这本书里的篇目，如果放在《读书》杂志里的众多文章之中，一定会混迹于林林总总的观点，而为整本杂志各抒已见的综合性作出单篇文章的贡献，但现在汇总到一本书里，还是感到了一本书中，其实有着作者的集中的兴趣交汇点。
《思想背后的利益》里涉及的方面，用作者的话来说，分成四个板块，但是这四个板块，都有一个隐性的目标指向当下以霸权主义面目招摇过“世界”的美国。如果比照网络上通行的流行标签为作者贴一个“站位”的话，我觉得应该说作者属于当今的所谓“左派”。其特点大致有如下：
一、反对美国在世界上到处动用武力，书中的四个板块的文章，不管是十八世纪的欧洲还是当下的西方思潮，甚至是民国时的反清旧案，作者都能联系到当下的美国的霸权行径，指出历史上美国在欧洲人的眼里如狄更斯等作家眼里就因为暴发户的性质受到诟病，而之后在书中几乎占了一半篇幅的巴以冲突为核心的思想分析体系里，更看到美国在这一被称之为世界热点问题之中如果摇唇鼓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书中文章对当时发表时美国正在热火朝天侵占伊拉克等历史事件都作了迅即而尖锐的抨击。
二、反对摧毁一切的暴力冲动。作者的潜在的语境里，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最大的灾难，就是它的旧有文化与传统的崩溃，正是出于这样的思索角度，作者甚至重新去理解张之洞等人长期被诟病的“中体西用”的合理性，力图论证出这种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现有政治体认与文化体统的思想，能够减少社会的动荡与民众的伤害程度。在作者的最后一块板块里，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一直被我们奉为“正能量角色”的邹容“挟洋自重”、煽动暴力颠覆的行径进行了再认识，本质上仍是作者企图减缓这种看起来快意恩仇的革命波澜所带来的难以止息的漫长的后延波及效应，实际上，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作者对当下现实中国的敏感问题的思考焦虑与对应的警醒呼吁。
三、反对不择手段的市场经济。在书中《虚拟的“经济人”》中，作者回到“经济人”一词在它的疑似提出者亚当?斯密（作者认为其本人并未提出“经济人”的说法）的思想体系里的真正内涵，指出“经济人”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紧密关联，而我们当下高喊“经济人”的斯密崇拜者却如同盲人摸象一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作者在这一段落中，直指中国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大名，显示出作者在雍容大度的学者气度之下的那一份无视豪强、勇猛果敢的勇气与豪气。作者在相关的文章中都在当时的语境下对诸如教育商业化等现实进行了坚决的抨击，现在看来，作者的观点不能不说是深谋远虑的，作者在对经济学中的“放任自流”、“唯利是图”的诸种观点的批判锋芒，对照今天我们国家政策所作出的调整来看，是经得住时间与现实的考验的。
贯穿着这些在当下中国始终争论不休的热敏问题，作者在书中一直贯穿着一根红线，就是一名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自己的声音会湮没无闻，很多学者成了别人学术的传声筒，某种利益的代言人？作者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没有忘记讨论一下并呼吁一下发出自己声音的问题。在这里，我也作一点综合，没有自己的声音的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不知究里，糊涂学舌。作者在第一板块中，回到了三位十八世纪的英法哲人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那里，重新寻找对“自由”、“经济人”、“道德”真正的本义的“求经问典”，这种本义包含原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设定时的氛围界定等等，以此去最大程度地接近当初设计出来时的本义。作者不得不在文章中屡次痛心地指出，那些今天这些理论的崇拜者，往往并不懂得原词义的本真意义以及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制约问题，作者力图从正“名”这一个中国文化体系里始终居于重要位置的角度，去修正当下为什么会出现“歪嘴和尚念错经”的原因。
二是慑于强权，发声困难。书中占据了一半的内容涉及巴以冲突相关主题，作者介绍，这与他曾经在国外求学时研究的课题有关。前言中作者认为：“困扰当今世界的很多事件，根源大多来自巴以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向历史回溯，可以看到，在上古世界史上最浩大的跨地域的一场交锋，即“希波”战争，基本可以等同于今日在当今世界占据着交锋主线的冲突本质。历史，几千年虽然风云流变，但核心主线没有变更。这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的脉线与走向。作者在其中的介绍萨义德的《不屈不挠的博学》中，清晰地介绍了在世界强势话语权为美国操纵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的判断，是何等的困难。书中写道：“知识分子以什么手段与握有全球话语霸权的权势交涉？”（P289）可以看出，萨义德在巴以问题上，是如何的像小媳妇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但是他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碰到美国主导的话语霸权的反弹与回射。比如“他似乎想说犹太民族也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建构、制造出来的，但终未说出口。”（P295）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发出了诘问：“作为个人，我们低头不语，期候小惠，还是像萨义德那样，以战斗性的修辞，以不屈不挠的博学，发出自己的声音？”（P298）。
三是造谣惑众，另有用心。作者在最后一个板块中对邹容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核心人物多有微词，主要是不满于邹容等人挟洋自重，急功近利，其中，作者不惜暗指这些“既依靠外国势力使政府蒙羞，又指责政府的行为有失国家尊严”（P362）的晚清激进知识分子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妄图在新的政体体系中，谋取自己的一身之地，获得旧体制下无法获得的自身利益，文中末尾作者引用了“1913年，一位杰出人士感叹道，少数豪暴狡狯者在所谓的民政、民权中得利，广大人民则不得安居，刀兵水火，天灾人祸。”（P365）。这个名人是谁？作者在最后一句中点出此人仍“李大钊”。其实对应于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揭示，一场推墙倒屋的颠覆性争斗开始后，那些造反的白甲人士，都有着种种的动机，他们甚至为了自己的隐性的与嘴上高喊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如本书中尖锐地提到邹容等人依靠洋人提供的保护伞作为暴力行动的屏障，以及“辛亥革命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在内斗时为谋取外援一次次试图拍卖中国在东三省的利权（P364），都可以看出，在瓦解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后，种种利益趋向，便会借光明正大的理由，化身为种种蛊惑人心的动听的“声音”，对社会与国家进行一次次劫掠，最后“声音”的鼓荡浩劫之后，留下的却是社会的凋弊，列强的快意，百姓的无奈，这是李大钊以及鲁迅都清醒地看到的。这也是这本书始终徘徊在历史深处的沟壑中而作者的指向却一直瞄准着当下中国的原因，我们在作者一遍遍申诉的这些焦灼而热切的期望中，感受到作者对国家稳定、民众安宁、社会平稳的执着关注，感受到作者内心里那一份不断提醒人们警醒走岔的温暖情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温暖的书，一本远比心灵鸡汤更有助于我们如何思考社会、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架构的动情的劝解的书。
“思想背后的利益”，按照这一主题，作者书中的文章里的不同时期的人物与事件，在仔细地深入烛照之后，都可看到一个“利益”在看似公正的“思想”背后蠢蠢欲动。伏尔泰对于英体制的曲意溢美，英学者伯林在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背后的出尔反尔，避重就轻，萨义德在陈述历史真相时遭遇到强权话语权的压制不得不隐约其词，还有我们中国邹容等人更是编织话题，服务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作者点出了这些看似公正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并不纯粹，也并不公正，甚至他们连学术的“自由”权也并不完全拥有，他们要受到内心的那个隐秘的由“利益”操纵的自我的强烈影响，只有比对他们的不同的思想，识别他们现实中的行径，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话语的真正指向与内心的欲望所在。也必须看到，作者在揭示思想的真相时，是站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这个时点上，服务于当下的中国现实的。作者不希望看到一个动荡的中国的历史再度重演，所以，作者的“利益”是放在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的基础上的，正是出于这一个出发点，作者对那些搞乱中国、不择手段、故作耸人之词的风云人物进行了重新审视，我想，作者臧否人物，是有着更为博大的国家利益为基调与基点的。有这样的考量，这样的度向，作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本书看下来，也觉得有欠妥之处。这本书是修订版，原来曾经出过，作者补上了一些文章，但为什么不放弃原来的书，而另外编成一个集子呢？现在看来，整本书的内容，还是相对而言较为偏狭一点，内容局限性比较大，对核心问题，多是从一本书来展开，其中还有部分章回是讨论了纯文学的理论探讨问题，与整体的政治性论述多有隔断。作者应该在更广大的空间里，超越本书中的几个局限性的视角，对政治、文化、经济展开更深层次、更贴近中国当下的论述，这可能让我们获得更整体性的思想收益，而不是本书中的碎片式的论点荟萃。希望作者能够在今后的作品中，以综论的形式，展开更全景的政治文化解读，跳出目前“一本书”引发的联想式的“读书”体文本模式。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四)：文学批评的一次哲学尝试
一
首因效应，在阅读时也时常应验。比如本书，第一章篇目的排布绝对是最大败笔。作者在修订版序里讲“第一部分的那些文章，也有想改动的地方”，在我看来，何止是需要改动，完全可以删去不录。第一章的篇目，几乎篇篇都给读者带来非常糟糕的阅读感受，把作者塑造就时而尖酸刻薄、时而猛抱大腿的文人形象，进而失去了继续阅读的兴趣。
且看，在第一章《三位十八世纪英法哲人》中，作者论及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分别采取海贬、小贬、推崇的不同态度。在讥讽伏尔泰时，讲他用论敌的名字给家中四只猴子取名，并发泄肝火。观作者在此篇的笔法，并不比他笔下的伏尔泰高贵几分。谈卢梭时，鉴于卢梭八卦不够，就提其“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过于理想化，并拿20世纪初的事件证之：不必对卢梭的思想列炬张乐。轮到亚当?斯密时，则引自己为斯密难得的知己，感叹他人对斯密的《国富论》多有误解误读、甚至曲解利用，国人更对其《道德情操论》几乎一无所知。作者试图通过腾挪各种史实与八卦，展现自己纵横捭阖、阡陌交通的学术功底，奈何洋洋洒洒、夹叙夹议的文字下来（通常占全篇的十之九），可能是本人愚钝，偏偏看不清他自己的立论（在每篇末尾出现的寥寥数语）。还时常因其过于摆弄文字，弄巧成拙，不乏难以分辨正话反话的情形，颇有亦真亦幻、粉变黑黑变粉的气质。
再往下看，建议作者重修议论文写作。如《贵族何以得到尊重》一篇，先讲贵族阶级的规范，再大讲特讲斯密参与贵族的教育，是贵族教育的得益者（但这一事实仍改变不了他公益的高贵品格），最后得出：“亚当斯密本人当家庭教师的经历说明，18世纪的英国贵族重视教育……传授知识与培育道德、养成性格须臾不可脱离。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实在是需要很大的脑洞才能补完。如《国家利益所在——亚当?斯密论普及教育》一篇，更是三观微妙得很，以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亟需加强和改进破题，后废笔墨讲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过细的分工对劳动者的能力和道德品质造成摧残，转而得出缺乏教育是精神退化的直接原因。紧接着，以英国的基础教育对比我国清末以降基础教育的落后。再以“英国援助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成绩显著”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得出我国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不咋样，全因成人世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不咋样。这弯拐的，也是醉醉的。
第二章谈及美国“自由”的几个篇目，不如还是放在第一章中，坏就坏一锅。作者看不上美国所谓的“自由”，讽刺起来不留余力：“美国自由”有酒精的效力，在它的作用下，一种罕见的疯牛仔病正在破坏世界和平。嗯，这点上，作者又将自己和狄更斯对美国的批评列为一类。
综上，作者更像一位初入政治场域的新手，想表现的心是好的，但段数明显不够，争辩起来立场不够鲜明、论据不够充足、言辞不免有失风度，落了下乘。
二
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全部，前提是耐心往下看。
作者有英国留学背景，回国后研究的方向是外国文学，擅长的则是文学评论。因此，到第二章开始讲英国文学评论时，其风格、思路、条理与第一章中判若两人，专业素养得到了正面的展现。对比之后不难发现，作者可能不是心胸狭隘的尖酸文人，而更加可能是一个有点天真的理想文人。“不过他待人苛刻并不是出于恶意，有时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自我中心的专注”，这句利维斯替维特根斯坦的辩解也适用于作者。不少篇目最后频繁出现诸如“感谢XXX译者”、“希望中国学者写的外国文学史不再紧紧跟随国外的步伐和时尚，我们应为‘人类精神上的奥赛德’提供材料和驱动力”此类的呼吁，别扭之余，也感赤忱。由此，也就原谅了作者第一章中倾向性过于明显的写作风格了。
但情感上的原谅并不是作者需要的，认为中规中矩的历史陈述才是文学批评的正道也是对作者的误解。在《弗?雷?利维斯与 伟大的传统 》等文中，作者重点借利维斯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志趣所在：“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作者承袭了英国文学评论史的优良传统，不相信所谓的“纯文学”和文学的超然独立性，“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认为“纸上的词语”创造“观念”、反映思想感情和道德理念，因此，文学评论始终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应该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划清界限。对照作者第一章的篇目，一位“反资本主义的批评家”跃然纸上，一位稍显模糊的追求“Good”的理想主义哲学家也跃跃欲试。那么，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文学史，更关注作家作品之中的道德取向，更介意作者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章中，讲俄罗斯文学的篇目，也是放到第二章更加合适。作者以“俄罗斯文学中的政治”为例，再次强调了文学的一元主义。“在俄国则不然，艺术家的人格必须是完整的，他们站在公共的舞台上发言，肩负了引导民众的神圣责任，人格上的多样性、矛盾性是不存在而且也不允许的。”这样的评判标准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某人作品没问题，但人品有问题，政治立场有问题，仍会受到来自各种层面的不断质疑。
总之，弗?雷?利维斯诸君，即是作者态度。
三
作为本书书名以及被认为是作者创作重点的有关于以赛亚?伯林的几个篇目，作者用了一种历史陈述的方式，介绍了伯林生平，强调环境对其思想的影响以及思想对其行为的影响，以这种双向影响，引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观点。可惜的是，囿于文学评论的局限，跨刀至哲学层面，作者的批评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触及本质和灵魂。
本书书名，出自以赛亚?伯林，腰封上也写着他的著名立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以赛亚?伯林所言不虚，但我们要注意到伯林作为一位价值多元论坚定的支持者，素有“狐狸”之名，“不可能把某一个价值或观念放在绝对的位置上”。 学者周濂：“伯林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中对中国普通读者影响最大、同时也是误读最深的一位。……但是如果细读他的文本，你会意识到伯林的观点要复杂得多。”因此，任何以伯林之名坚称某种立场的行为，都是对他的误读或者利用。在这里，伯林与其学说是本金，一些人则在此基础上空手套白狼获得个人的利息。
本书书名，英文作《Interests Behind Idea》，其中，Interests意为利息，Idea即使是在哲学语境中，也只是理念、观念。因此，尽管大家习惯了用引申、隐喻等语法来彰显此Idea的高大上，也给变不了本书更加贴切直白的中文书名应该是《观念背后的利息》这个事实。并且，如此定义之后，一些仿佛笼着面纱的Idea也会破除理解的障碍，变得清晰，一些容易引发曲解和争议的Idea也会大白原形。当然，我们还需要在Idea与Interests之前补充一些环节以完成整个逻辑，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是谓利息的本金。
观作者言辞，过于执著于利息的物质含义，直白的讲，他有点钻进了钱眼里。且看他笔下的各位作者、思想家、资本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热衷于曝光他们在物质方面的牟利故事，以论证他们在人性方面的不足，动机就存疑。这与他引以为态度的“利维斯”式文学批评，又出现了不圆融的情形，是一种较浅层次的“反资本主义”。
原本，还想借“思想背后的利益”来辨析一下哲学领域关于“何为好的思想”以及“Good 在哲学中的丰富内涵，但见作者的批评止步于此，就作罢了。反而是几篇陈述历史式的文学评论值得一读。文学与哲学还是存在分野的，只能说作者这次文学批评跨越至哲学批评的尝试遇到了失败。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五)：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决定脑袋
读《思想背后的利益》
对于文雅之人来说，听到“屁股”二字时是要捂住嘴巴或者鼻子的，表示对不雅文字的抱怨，对不雅文字背后的思想表示厌恶。但对于说出这二字的人来说，他并非想表达自己的不文雅，相反，他应该是想借用这两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对于某种现象的愤怒或者是纯粹的自我宣扬。屁股决定脑袋，更多说的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从事的工作，会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在《思想背后的利益》书中，作者用了一个更文雅的字眼来代替屁股：利益决定想法。
言论行为的背后是思想，而思想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决定想法并不难理解，为了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形成下一步行为的想法，这个观点能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例如自由美国中的蓄奴现象，民主欧洲的排外现象，等等。这个想法也告诫我们应该在看待社会现象和分析事件经过的时候，应该对于当事人双方进行利益的考量，从其所处的利益方进行分析对比，方可得到一些相对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从现象反推回来似乎就会困难一些，因为掩盖、欺骗与误解等不可避免，很多内在的利益诉求最后都能用堂而皇之的光明正大来实施；因为桌面之下的暗箱操作，很多人会“傻”到被骗了还帮人数钱。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英国，帕莱斯顿）。所以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并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人和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容易解读其所作所为，更能理解其良苦用心。伯林用“利益决定想法”来评论马克思，其实也是在世人（包括他自己）的言行作注解，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其实也贪财成性，卢梭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后来被误解之后才流传开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似乎比《国富论》更能代表他的道德要求，种种现象流传到今天，因为宣扬者的利益诉求不同，被宣传的内容却一直被沿用，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国，关于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当时的激进言论所边缘化，《苏报》案涉及的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中的言论纷争，最终都落到了利益身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借读书通史明理，正是我们读书的一大好处；对现实无力改造，也是读书人的一大无奈之处。历史的教训，就是历史本身并不从中汲取教训；米兰?昆德拉提出的“问罪学”，似乎是要人类对于自己过去犯错误的一种反思，甚至是对自我需进行一场宣判。然而，从利益角度来说，反思也许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但是宣判则会让利益纷争进入零和博弈，究竟要不要进行反思和宣判，我觉得还是得由既得利益者去决定。
乡村土狼 2016-1-11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六)：对经济发展的深思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就走上了快车道，到今天为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巨变。无论是GDP还是进出口总量，经济总量，都排在世界前列。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呈现出了大国的出行，然而在这巨大的成就背后，隐藏的确实一些列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这些问题短期内看不出造成的后果，然长此以往下去，后果将十分严重，有可能国之不国。并非我危言耸听，现在的中国就像一株栽种不久的树苗，根系尚未发达就开始疯狂的开枝散叶，之后树越是繁茂，越是加速了它自身的衰亡。
中国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问题呢，几千年前的孔子就阐述过一个道理“学而不思则罔”，中国现在飞速的发展经济，并提出过一系列的口号“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要为经济发展让路”，中国开始了一切向钱看的模式。任何公共事业都要与钱挂钩，教育事业不在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盈利成为主要目标。医院也没有了救死扶伤的精神，没钱就让病人滚蛋，令其自生自灭。就连本该为民谋福祉的公务人员，也开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经济已经令中国变成了一个金钱漩涡。环保事业也不再有人关心，污染成为新常态，环保局被讽刺为徒有虚名部门。到现在中国应该放慢经济的脚步想一想了，之后的路该如走下去。
本书中，所谓思想背后的利益，其实指的就是思想的价值。作者从十八世纪的英法哲人思想一直讲到了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从这两百多年间的不同思想家的观点找出一条思想的利益链——如何才能做到和谐发展。
亚当斯密就曾经分析过，分工的细致程度是与社会发达程度成正比的。过细的分工将对劳动者的能力和道德品质造成摧残，因为发达商业社会的劳动者一生消磨于简单重复的操作。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其实并不难。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主义社会公共事业的跟进，不能让社会公共事业远远落后于发展。无论是教育、医疗、环境还是交通等，都要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并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考验到政府的执行力。
本书中引用了很多《国富论》、《道德与情操》以及《21世纪资本论》等书中的段落，论证细致，逻辑严谨，的确是难得的好书。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七)：揭秘思想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本《思想背后的利益》是陆建德先生的旧作的修订版，旧集子2005年曾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过，市面上已经难寻踪迹。这次新版，对喜欢陆建德作品的读者是一次福利。这本书的书名来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这确实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重新检讨了伏尔泰、卢梭和亚当?斯密这三位十八世纪英法哲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一些抽象概念，特别是“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和“市场”等这些我们很多学者都经常在用的术语。我们现在把亚当?斯密作为 “看不见的手”的创立者，这没有什么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本人并不是一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没有无条件地主张社会上的一切都交由“看不见的手”去支配。在斯密看来，商人和制造商如果自己得了好处引起恶果，他们就不声不响，他们只是在他人得利产生恶果时才大喊大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市场规律”等也服务于具体的利益。
思想背后的利益也是词语背后的利益，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有两篇文章谈到美国如何把自由抬高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使之等同于自己的绝对信仰和切实利益。美国在独立时已经比较强盛，亚当?斯密对此还作过经济学上的分析，在他看来自由获得土地是殖民地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而美国的自由话语建构中包含有很多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当然它是成功的，因为很多美国人相信它，“美国梦”毕竟吸引和激励了很多人。但我们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 “自由”不是一种简单、绝对的状态，它与权利、义务、法律和安全等重要因素相联系。
在这本书里好几篇文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是令人头疼的难题。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说是与巴以冲突分不开的。作者不疑处存疑，很多分析启人思考。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作者对中国近代激进主义进行了溯源，不少文章可以给对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很多启迪。
陆建德先生的文章，有生动的故事，有深刻的说理，值得阅读。
《思想背后的利益》读后感(八)：利益分析——思想评价的另一重视角
这本书原是陆建德先生的读书评论集，旧版是2015的，这次是增订再版。这个集子对于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以赛亚·伯林、桑塔亚那等西方哲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刻评述，也对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源流进行了深入剖析，书中对于普世价值、自由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真知灼见，极有说服力。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书名。
书名来自于书中他对于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同名评述——在这篇述评的最后，陆建德先生引用了一句伯林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原话来作为结尾：“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这句话并不难理解，人类固然有非功利的、不为日常生活所局限的思想追求，但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思想背后必然隐藏着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社会的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团体和阶层，是所处社会的塑造品，是既得利益的奴隶，所秉持的观点和思想虽然可以超越个人，超越阶层，甚至超越社会，但却无法超越其背后代表的利益——它必然有某种利益诉求在里面，即便不是为坚持者自己。如若不然，这种观点和思想将会失去受众，也就无法存在和传播。所以说，思想作为利益的代言人，一直都是与利益共生的，我们看待一种观点和思想，不但要理解它的政策主张，更要去分析其产生背景、源流嬗变，以及背后的利益，才足够全面。
而既为利益，就存在着交换的可能性，所需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兑价。当然，思想所代表的利益只有在遇到合适的土壤，与现实发生契合并转化实际的行动之后才能够实现，思想者就需要寻找认同自己的主张并能够加以落实的人。古人说，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大概都可作此理解。而一种新思想、新主张的落实一般都伴随着权利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又往往又根据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目标选择所需要的思想，以促进自身利益的实现。当权者就更是如此，必然要选择能够巩固其地位、强化其统治的思想来作为主导思想大力推行，一种或者多种。两者一但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就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事实上，这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也是历史中的常态，根本就不是新鲜事。孔子周游列国，待价而沽，就为了兜售自己的理论主张，诸葛亮躬耕南阳，善时而动，也只为等待明主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回到作者非常推崇的伯林，他本人也为思想利益论作了极好的注解——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他是犹太人，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始终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和犹太复国运动，利用自己在英美政治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嘲讽、攻击、打压对犹太人及以色列的批评言论，制造幻象，引导舆论，老练地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为以色列的立国和发展壮大做出了或明或暗的难以估量的贡献——他的思想所代表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利益。
当然，伯林此论也教给我们分析当下流行思潮的方法，对于任何一种理论主张，我们都要认真剖析其背后利益（这所谓的利益分析与阶级分析似乎出自同一娘胎，但前者更加灵活，也更能适应当前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社会现实）。从国际上说，美国不遗余力的向全世界兜售它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些时候甚至不惜一战，真是为世界人民操碎了心，但它真的就是为了世界人民的福利吗？有哪一个国家在美国的指导下完成了超越呢？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埃及到叙利亚，它推行的那一套价值观并没有带去福音，而是无尽的混乱和苦难。说到底，这些东西不过是它对外的武器罢了，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服务的，它是根据美国的需要而非其他国家的现实状况而量身设计的，只不过在西方人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将其包装成了“无比正确”而已。到底正不正确还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考量才能有答案。如果我们不根据独特的国情加以甄别就盲目接受、全套照搬，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只会比上面列举的那些国家更差，而非更好。
回到我们当下也同样如此。对于那些所谓的公知们，大肆鼓吹的自由主义，天天大喊的普世价值，张嘴闭嘴的自由人权，我们也应该仔细加以甄别，认真分析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当时的背景、嬗变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利益，批判的加以接受，绝不能人云亦云，只是学到了几个自己也未必很明白的词汇就将其奉为救国治国的良方，高呼革命之类，这必然会走入歧途。我认为有些价值是所有人类都共同追求的，但是其内涵又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统一标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自由、民主、平等等皆是如此。比如自由，有绝对的自由吗？自由是因为不自由而存在的，我们向往自由，却生来即身处不自由的困境，这困境则与所处的社会的历史、文化、法律、道德、宗教等等有着层层叠叠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自由”之说呢？其实，对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伯林当年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价值不是普世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第个时代和文明，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和思考以及行动的方式。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仍然与他为以色列利益服务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很多人对伯林的这番言论选择了无视。
读完陆建德先生这本书，感想良多，却不知从何入手来写评论，昨晚躲在床上也仍在冥思苦想，迷迷糊糊中脑海中好象划过一道灵光，以为找到了思路并有惊世骇俗之词句……今早醒来，脑海中仍是空空如也，只能就此写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句子凑些字数以交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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