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1972年7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那是我父母 * 期间被下放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失手怀上了我，本来是想堕胎的，但是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掉。
你看你，多危险，那时候的医务所要是条件还凑合，你就不能来到这世上了。 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经常拿这样的话来逗我。在意识到生命苦乐参半之前，我无知地为此出过许多身冷汗，误以为能来到世间是一件格外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的玩笑有时候会使我对如果我没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遐想不已。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会连续想上好几天。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需要照顾到的可能性比现在多了很多倍。
我脑袋很大，又是盛夏出生的，所以母亲生我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后看了一部详细描写生育过程的纪录片，看得我肝胆俱裂。作为一个崇拜女性的人，我因此在婚前几乎没有过不戴避孕套过性生活的经历。和我一起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老同学当中，有几个家伙还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地失手，让女朋友一次次地怀孕和堕胎，这使我意识到，尽管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骨子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截然地不同。
说到大脑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和现在流行巴掌大的小脑袋瓜不同，大脑袋大脸蛋还是很吃香的（即便不是唯一吃香的）。我胖多瘦少的前半生虽然没赶上唐朝那样属于胖子的梦幻岁月，但还是赶上了大脑袋受欢迎的最后十几年。按照我的偶像黄章晋老师的说法，我们的语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赞美这些年才流行的小脑袋瓜弄出多少类似 面如满月 这样的赞美大脑袋专用的辞藻来。
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于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清晰连贯的记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顺便查了查google和wikipedia，发现我来到世间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头几年里，这个世界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中美联合公报；中日邦交正常化；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 四人帮 倒台；中国政府开始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法国废除了死刑；比尔？盖茨创立了微软；CNN开播；曼德拉获释；教父、洛奇、猎鹿人、安妮霍尔、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奖；加菲猫和机器猫诞生了；齐达内、贝克汉姆、欧文、中田英寿、张惠妹、林志玲、周杰伦、章子怡、金城武、张柏芝、高树玛利亚也诞生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毕加索、李小龙、聂鲁达、汤因比、猫王、卓别林、铁托、约翰？列侬、希区柯克、蒋介石、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和他的马屁精郭沫若，都死了。
我能勉强记起来的第一个家，在和龙县和龙镇的一个大众浴室的后面（那时候父亲已经结束下放离开农村了），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平房。屋子里是朝鲜式的土炕，进屋就要脱鞋。需要脱鞋的地方除了灶台都可以睡人，所以一家五口人竟然不觉得局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住在这里的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大众浴室的女浴室洗澡。我很早就有了模糊的性意识，具体的表现是，如果被漂亮的阿姨抱，我就会显得很扭捏，但如果是没什么姿色的阿姨抱我，我就镇定异常。但奇怪的是，我对女浴室却没什么异样的记忆，虽然去过很多次，但只是隐约记得到处都是雾气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我的故事（2）我的奋斗罗永浩
这个房子的院里有根巨大无比的烟囱（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发现那根烟囱只是在记忆里巨大无比），冬天的时候，总是冒着白烟。对于这个房子里的生活，我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姐姐出去挑井水，我在院子里自己玩儿，突然邻居家的一头猪拱开院子的门进来了。我发现它趴着的身高跟我站着的身高差不多之后大惊失色，掉头跑进屋子躲在缝纫机的下面不敢出来，直到姐姐挑水回家。后来这个经历和我童年时期的其他大量糗事（怕狗、怕虫子、怕漂亮女人、馋嘴偷吃、长期尿床等等）一起成了家里人寻开心的保留节目。在整个国家都严重缺乏娱乐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家庭里通常对出糗负有责任的老幺，尽管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需要丢人现眼的任务。
第二个家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在和龙县印刷厂旁边的一个狭长胡同里。胡同尽头是一个公厕，我每次去大便的时候，旁边那家养的大狗都会大叫特叫一番。我非常怕狗，所以每次大便都很紧张。有一次在胡同里看到那条狗在吃屎，于是就很解气地鄙视了一会儿，但想到这么二的狗我竟然也害怕，又很泄气。
还有一次，在那个公厕大便后发现没带纸，只好分着腿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走回家。后来我发现不小心把屎拉到了裤子里的孩子，也都会无师自通使用那个姿势。那时候听说老一辈的人忘记带纸的时候，会随便找根木棍来解决便后擦屁股的问题，感觉难以置信。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家里人都是拎一张旧报纸去大便。讲究点儿的人家会用铁丝串一叠用剪刀剪过的大小适中的旧报纸挂在门上备用，好像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用劣质的印刷品擦屁股的（后来看到书上说，中国人传统上是敬畏 字纸 的，应该是古时候文盲多的关系吧）。小朋友们在公共浴室里嬉笑打闹互相 体检 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的*儿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当然有些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这是我对油墨的副作用的 初体验 。
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和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搡，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 生命是残酷的 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 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 ，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 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 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 真巧啊 、 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 、 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 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 叫你妈妈来一趟 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 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
我的故事（3）我的奋斗罗永浩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 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 。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 文豪 ），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 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 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 小区 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 县委大院 。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 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 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 败部复活 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 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 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 大院子弟 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 大院子弟的习气 和 大院子弟的优越感 （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 大院子弟 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 大院子弟 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 大院子弟 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 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 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 Pia-Ji （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我的故事（4）我的奋斗罗永浩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 胖子 ，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 胖子 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 胖子 ，多半在下意识里 除了装可爱 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 跳木马 ，其实是 跳人马 。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越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 木马 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 飞猪 、 长翅膀的猪 。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肉。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 萝卜饭 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 现代迷信 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 ，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我的故事（5）我的奋斗罗永浩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 健康食品 的劳什子，家庭主妇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 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肉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 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肉，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肉给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肉，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肉，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毒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 经常吃 的猪肉，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肉片、韭菜炒肉丝，总是一眨眼功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操作的洋葱炒肉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肉，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 大书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 大书 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 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 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 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
我的故事（6）我的奋斗罗永浩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 命运安排给我的阴谋 ，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 一张老脸，涨得通红 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阴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 、 和 这样的思想糟粕 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性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启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 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着中不可避免地带有 、 和 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 。后来发展进步为 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着中不可避免地带有 、 和 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 。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 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恶习 的扯淡，经历了 *真的对身体有害吗？ 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 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对身体并没有危害 。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老师的忠告 切莫将身轻许人 也变成了 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性关系 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
我的故事（7）我的奋斗罗永浩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作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操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 懂礼貌的好孩子 。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 碰上 老师，这样就可以 顺便 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 遇到 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 遇到 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 五讲四美三热爱 ，我对这个 五讲 和 三热爱 没什么感觉，但对 四美 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 五讲四美 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啰嗦，最后还撂了一句： 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 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 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 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
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 里根 的 里 是哪个里字吗？ 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
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的大道理。我偶尔 积极要求上进 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 拒绝进步 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 消解 。（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 消解 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着作权官司，在中国，着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 助长歪风邪气 ，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不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 *老愤青 ，于是 * 这个被认为是 脏话 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
我的故事（8）我的奋斗罗永浩
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 真的不吃了 、 刚在家吃完 、 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 。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
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入骨。
魏胖子的邻居家里，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 糊涂 ： 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 我本来想说： 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 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 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 这是我对 知己难求 和 吾道不孤 的最初体验。
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 敌校 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 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 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 敌校 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 这不重要 。
我的故事（9）我的奋斗罗永浩
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
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天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 哞 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 岁月静好 ，应该就是这样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
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 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 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 *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 十三太保横练 ，理由不是不跳跃地，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
搬家去 大都市 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 卫生间 。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
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 土暖气 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我的故事（10）我的奋斗罗永浩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 这可如何是好？ 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 商量对策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 生理卫生 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 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 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 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 很爷们 ，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他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 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 初 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 ，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我的故事（11）我的奋斗罗永浩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 来自五湖四海 ，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 夜不闭户 ，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 人心不古 ，感慨过 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 。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 真好啊 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的故事（12）我的奋斗罗永浩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 打败时间 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 哼 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着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 哼 一声吧。
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巴，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 罗永浩！ 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时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 她又叫你的名字啦！
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她才又接着讲课。
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 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
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20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
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我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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