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一

一天，一位顾客来到乔治·格雷厄姆的店里——乔治是伦敦一个很有名气的钟表商，在他的铺子里精心挑选了一块手表，但仍然不放心，就问乔治，手表的精确度怎样。

“先生，这块表的制造和对时都是我亲手完成的。”格雷厄姆回答他，“七年以后你来找我，如果那时候时间误差超过五分钟，我一定把钱退给你。你只管放心拿去使用。”

过了七年，当年的那位先生从印度回来后，又来到格雷厄姆的铺子里找他。

“先生，”他说，“我把你的表带回来了。”“我记得我们的条件，”格雷厄姆说，“哦，怎么了？把表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好？”

“是这样，”顾客说，“我已经用了七年，它的走时误差超过五分钟了。”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就把钱退给你。”

“除非你付给我十倍的价钱，”顾客说，“不然我不退。”

“不管你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食言的。”格雷厄姆回答。他把钱付给了那位先生，换回了那块表，留着自己校准时间用。

塔彼温先生是格雷厄姆先生授业恩师，塔彼温先生是当时伦敦——也许是全世界——做工最精细的机械师。有一次，一位顾客拿了一块刻了他名字的坏表找他修理，表上虽然刻了他的名字，但实际上却是假冒的。塔彼温二话不说，拿起锤子把表砸了个粉碎。看着顾客目瞪口呆，他拿出一块自己制作的手表递给他，说道：“先生，这才是我的产品。”一座时钟上如果刻上了他的名字，那就是质量优异、走时准确的标志。格雷厄姆先生一生有很多发明，他发明的司行轮、太阳系仪、水银钟摆等，后人一直都在使用，到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改进。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一座大钟，就是他制作的，经过一百五十年到现在还是性能良好，只是每走十五个月需要调时一次。由于塔彼温和格雷厄姆的工作达到了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他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二

在海上航行时，水手必须知道自己在赤道的南边还是北边，距离赤道有多远；还要知道相对于某个固定地点的位置，比如在格林尼治、巴黎或者华盛顿的西面还是东面，距离多远。为了航行安全，这是必须知道的。如果他有一个绝对精确的计时器，那么每天有太阳的时候，他就可以借助计时器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然而，当时这种高精度的计时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为了找到一种测量经度的办法，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国王悬赏一千克朗。两百年后，英国政府悬赏五千英镑，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种帮助海船测量它所在的经度，而且误差不超过六十英里的计时器，就可以领到这笔奖金；如果误差少于四十英里，奖金是七千五百英镑；少于三十英里，一万英镑。另一个版本是，书记员不小心把最后一项写成了两万英镑。

于是，世界各国的钟表工都觊觎着这笔奖金，费尽心思想把它收入囊中。但一直到1761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到这笔钱。恰好就在这一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了他的计时器，他要求对仪器进行检验。于是，在一次为期一百四十七天的从普茨茅斯到牙买加的往返航行中，哈里森先生发明的计时器被派上了用场，整个航程最后的误差只有四秒。随后一次到巴巴多斯的为期一百五十六天的环球航行过程中，这台装置误差只有十五秒。最终，两万英镑的奖金颁给了哈里森先生——这位已经为此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双手和计时器一样灵巧的机械师。

三

在纽约州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木匠对铁匠说，“给我做一柄最好的锤子，要那种你能做得最好的……我们有六个人来这里干活，我把锤子忘在家里了。”“我能做得出的最好的锤子？”铁匠戴维·梅多尔满腹狐疑地问，“你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会的，”木匠说，“我需要一柄好锤子。”

铁匠最后交给他的，确实是很好的一柄锤子，锤头的孔比一般的锤子要长，锤柄可以深楔入孔里，这样，在使用的时候锤头就不会脱柄飞出去。也许从来就没有哪柄锤子比这柄更好。木匠对这项改进赞不绝口，不住地向同伴炫耀他的新工具。第二天，他的那些同伴都跑到铁匠铺，每个人都要定制一柄一模一样的锤子。这些锤子定做好以后，又让他们的包工头看见了。于是，包工头也来给自己定了两件，而且要求比前面定制的都好。“这我做不到，”梅多尔说，“每次我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不会在意主顾是谁。”

梅多尔其实只要按照已有的工艺标准做下去，很快就能发大财；但在整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他总是在想办法改进每一个细节。一个五金店老板一下子定了两打，这么大的订单，梅多尔以前从来没有接过。纽约的一个商人来村子里兜售他的货物，看到五金店老板已经定制好的锤子，把它们全部买走了，还留下了一个长期订单。尽管这些锤子在交货时并没有什么“质量优秀”的标签，但只要在锤子上刻有“梅多尔”几个字，就意味着它的质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对一种商品来说，质量好、性能优越是最有效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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