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或许是我们这几代人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们这几代人最好的道德教育。

或许教科书上电视上学校里向我们灌输的那些爱国精神、那些道德规范没有多少孩子真的听进了心里，但金庸的武侠早已为我们塑造了榜样的样子。

郭靖也好、杨过也好、乔峰也好，我们会知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知道“马革裹尸、以身许国”是伟大的。

令狐冲也好、胡一刀也好、韦小宝也好，我们会知道“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知道“义之所至，死生为轻”是了不起的。

当然，我们会长大，会知道世界并不是那么快意恩仇的，我们也不是那么强大，可以纵心所欲策马江湖的，

或许，我们会妥协，会胆怯，会自私，会最终碌碌一生会无所作为。

但最起码，我们心里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坚守的，什么是应当尊敬的。

即使自己不敢去做，至少不会嘲笑那些勇敢无畏的人傻。

即使自己不敢去做，至少会在心里默默为那些正直而无私的人鼓掌。

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善恶，什么是良知，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操守。

这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我们这几代人心里埋下的种子。

它或许不会发芽，但它守护了我们的内心。

金庸小说在整个华语文化圈的影响力是和四大名著一个级别的。

只论当代作家的话，完全超出所有人一个身位，连稍微接近的人都没有。

其中的人物、事件、地点、道具、武功秘籍等等一切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已经完全跟我们的流行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你说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这些名字，大家脑中会直接浮现出人物样貌性格，就像我们说孙悟空、猪八戒、宋江、李逵、诸葛亮、关羽、林黛玉、刘姥姥那样。

说桃花岛、光明顶、黑木崖，说降龙十八掌、倚天剑、屠龙刀、六脉神剑，根本不用做任何解释。

对金庸小说的解读、分析、扩展、甚至同人作品，汇总成「金学」毫不夸张。

哪怕不喜欢武侠、或者不喜欢他作品的人，也不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对此一无所知。

金庸先生人虽已去，但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已经融入文化血脉里，永远不会消失了。

但凡有文艺界的巨匠逝世，必定伴随着全网的哀悼。此后，便总会有爱唱反调者阴阳怪气地抬杠：你又没看过他的作品，矫情个什么劲？

但对于金庸，这种质疑是站不住脚的。朋友圈里悼念金庸的人，几乎都看过金庸的作品，大部分甚至是看过他全部15部小说。

金庸拥有的读者数，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按照金学研究者的说法，金庸作品销量保守估计3亿册。甚至有人说，金庸作品的销量仅次于《毛选》和《圣经》。这大概只是传闻，但提出来便足见金庸的受众之广。

但比这更不可思议的，是金庸读者覆盖的层次。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国家元首、曲高和寡如知识分子都爱读金庸。邓小平也是金庸的忠实读者，他睡前常常会看金庸的小说半个小时。

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金庸曾提到，1970年越南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左冷禅，另一个骂对方是岳不群。可见，金庸的小说人物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文化原型。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观。中国人常说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仿佛雅和俗有绝对的壁垒，人的品味是固化了的阶层。但是，金庸的小说却能做到雅俗共赏，并有持久的生命力，从1950年代到现在依旧经久不衰。

对此，金庸认为外界给他的评价过高，武侠小说本身就只是一种娱乐和消遣。他写武侠小说也只是为了娱乐大众。

我个人认为，金庸倒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自己都没预料到，他的小说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

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纯属偶然，当时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毕，必须有新的作品顶上。在编辑的百般劝说下，连小说都没写过的金庸赶鸭子上架，报了个《书剑恩仇录》的题目，但内容都没想好。到了发稿日，金庸也只是“胡乱”开头1000字，思量着把工友打发走再说。

此后，金庸写武侠小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抱着娱乐读者，提升报纸销量去的。脱胎在香港的市井文化和商品经济里，金庸的小说天然就带着娱乐大众的基因。

然而，金庸自年轻时就博览中西小说。他的武侠小说既脱胎于古典小说，又有西方小说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关注，带有民族古典记忆的同时又有着现代精神。

金庸说，武侠小说虽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当时（古代）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情感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

这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超越了类型小说，跻身伟大作品行列的重要原因。在梁羽生以前，武侠小说摆脱不了快意恩仇的模式，情节不外乎复仇模式、抢宝模式。艺术上极度缺乏生命力，因此饱受诟病，甚至被当作某种精神污染。

金庸的小说同样没有跳脱复仇模式、抢宝模式的套路。比如《碧血剑》是袁承志的复仇，《倚天屠龙记》则是抢宝，《射雕英雄传》有复仇（郭靖刺杀完颜洪烈）+抢宝（九阴真经、武穆遗书）的复合。

但不一样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着重点不在情节的猎奇，而是人物心灵的刻画。并且，金庸独创的三维叙事模式——历史+江湖+个人成长，使得他的武侠小说有了历史的视野和格局。在这个体系里，历史坐标对江湖格局及人物的成长都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而金庸虽构建了历史背景，但人物却超脱了儒家文化的束缚，具有了现代精神。人物与历史也形成了微妙的互动。两者角力后形成的人物命运也发人深思。

契丹人萧峰以自己一死换取宋辽罢兵，这是现代的国际主义精神，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杨过与小龙女的师徒之恋，在当时的社会属于礼教的禁忌。但杨过不仅仅视礼教于无物，甚至完全不在乎小龙女曾被迷奸的事实。这是很多现代男子都不具有的博大胸怀。

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中，金庸又对中国人传统的正邪二元对立提出质疑。代表名门正派的左冷禅、岳不群不过是打着正义的旗号，背地里进行龌蹉的政治斗争。代表名门正派的六大派里，很多人同样是道貌岸然。他们表面正人君子，背地里却行淫人妻子，杀人越货的勾当……

因此，金庸小说里的江湖，抢宝及复仇的情节，只是为大历史背景下的人物搭建的舞台。本质上，它探讨的是深刻的人性、社会及历史问题。

关于金庸小说影响力的根源，并不是一篇文章能讲完的。要不然，大学课堂也不会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作一门课程和学问来研究。

而我甚至认为，金庸只是误打误撞写了武侠小说，但写伟大小说却是一种必然。如果当初不是报纸的武侠小说专栏催更让他走上这条道路，他也有可能以其它的类型小说达成伟大的文学成就。毕竟，类型只是表，金庸在这个类型的布景里想要表达的人类、社会及历史问题，才是真正的艺术内核。

正因如此，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历史小说，武侠的元素远远不及前面14部小说。严家炎、陈墨都拿它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比较。倪匡甚至说，《鹿鼎记》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的好小说。这虽然夸张，但足见这部小说的不朽成就。

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入选了九位小说大师，金庸排名第四，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在老舍、郁达夫、张爱玲等之前。

人们终究会承认金庸作为文学巨匠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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