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大学，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曾参与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并指挥长征，西安事变中，他代表中共中央与中国国民党签订合约，共同对日作战。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1952年7月12日，周恩来针对美国空军F-86喷气式战斗机8架，侵袭中国东北部安东领空，杀死杀伤和平居民49人之事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飞机侵略中国领空挑衅行为。1974年6月1日，病情日益加重的周恩来作了第一次大手术，从此住在305医院，直至1976年逝世。周恩来的小故事由名言大全网收录，欢迎阅读。

1.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2.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6.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7.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8.1934 年 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9.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10.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11.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12.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13.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14.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15.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16.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米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把米高扬置于学生的地位。

17.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 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8.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经历千年而不腐烂，这是一个应当严禁外泄的国家科研机密。周总理不为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用月土交换木炭的方案所动心，并且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传说，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19.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周恩来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俗话说，从小看大。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后来的学习他又善于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渐败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渴望中华腾飞，下面，我讲几个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20.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父亲又远在他乡，不得不像成年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含着眼泪葬送了两位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当了出去换钱维持生活。东西当净了，又硬着头皮向亲戚借钱。可有的亲友在周家兴旺时常登门拜访，如今周家败落了，却没有一个人帮忙，世态之炎凉使周恩来很有感触，真是“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

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人民间的贫富之分，使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的，从此，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12岁那年，大伯周贻庚托堂伯周贻谦把他带到了沈阳。大伯父一直单身在沈阳，大伯母远在天津，周恩来来到沈阳，大伯父非常高兴。他喜欢喝绍兴黄酒，常常让侄儿陪他喝几盅。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21.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22.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一开始他从淮安到沈阳很不适应。冬天，那里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23.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24.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时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致，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

敬爱的周总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当流行的圆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种长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头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有一回，周总理去广州，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胆子挺大，要跟周总理换像章。那时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获。周总理笑着说：“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给你。”一听这话，姑娘赶紧自己动手摘下了周总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给周总理别在胸前。到了晚上，周总理又把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摘下来，仍然换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戴在胸前，这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充分体现了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鞠躬尽瘁全心为人民，是敬爱的周总理伟大一生的光辉写照。这里，讲几个周总理生前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当中，与人民同甘共苦，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吃穿冷暖，把全部的爱献给人民群众的故事。

25.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非常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直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情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

26.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20日，生命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周总理，向应约前来的罗长青询问台湾的近况。谈话不到15分钟，周总理就昏迷了过去。1月7日11时，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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