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

憧憬浪漫爱情，却接受了包办婚姻（1）

被称为“热情如火”的诗人闻一多，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例如在原名《爱的风波》后改名《风波》一诗中，诗人描写“烧的这样狂”的爱情使人惊喜，又因怕把她失去而“放声大哭”；又如，在《幻中的邂逅》一诗中，把爱情描写成为“仿佛一簇白云，濛濛漠漠，拥`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在月光里浸着”的“娉婷的模样”，把诗人扰得“辗转空床，通夜无睡”。在《贡臣》一诗中，诗人把爱情比喻为“我的王”，甘愿作她的“贡臣”，为她贡献一切。诗人“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但是，“老等，等不到你的潮头！”

在散文中，闻一多对女性、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1921年5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写道：“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他还说：“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

但是，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和一个没有“恋爱的情感”的女子结婚！

1921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

原来，将近十年以前，即1912年，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高孝贞，她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是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订下了娃娃亲。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现在快毕业了，问题来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了，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太大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闻一多据理力争，无济于事，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在题为《十一年一月二日作》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诗人甚至想到了死：“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十一年”指的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这年1月2日，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了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应该指出，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讲话很注意分寸、礼节，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尖锐，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红豆相思”与“烛灭笔枯”（2）

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四十二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如第九首：“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又如第十二首：“我们有一天／想见接吻时，／若是我没小心，／掉出一滴苦泪，／渍痛了你的粉颊，／你可不要惊讶！／那里有多少年底／生了锈的热情的成分啊！”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我们弱者是鱼肉；／……供在礼教底龛前。”（第二十五首）“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第三十首）

但是，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这封信和以前写给弟弟家驷的信的情调一样，都是表达对家庭强迫婚姻的极端不满以及自己的悲哀。这怎样同就在上个月写的《红豆》组诗所表达的对妻子的刻骨相思，在同一个人身上协调起来呢？

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情感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的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划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隐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四十八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那便是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安逸和战乱的考验（3）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７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８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艰难岁月，相濡以沫（4）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既是恩爱夫妻，又是亲密同志（5）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砚说：“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方石料，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砚），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氵风），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了，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5、6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十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苦，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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