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五个儿子为何都让人刮目相看

　　曹操性格上的繁复多变，在儿子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在中国五千年历史范围内评选最优秀的父亲，曹操大概也能荣幸入围。他的儿子们不仅能力过人，体现能力的范围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暂时忽略来自母亲一方的遗传因素，则从这些儿子的各擅胜场上，我们也可看出曹操本人基因构造的复杂。

　　曹丕作为帝王乏善可陈，一次大宴宾客，曹丕竟然还向臣下提了这样一个可笑又可怕的问题：“若君王和父亲都生着一种相同的顽疾，而你手上只有一副救命药，你是先救君王呢还是先救父亲？”这和某些女子老喜欢刁难丈夫的那个弱智问题何其相似：“若我和你母亲同时落水，你是先救母亲还是先救我？”但他讲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这样的话，身为九五之尊而能有这份自知之明，实属难得。曹丕作为文学评论家，简直有劈山之功，在他颇有散佚的《典论·论文》中，不仅说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靓语，让文人墨客感动至今，还曾以筚路蓝缕之德，通过对当世文人的评点，作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首次尝试。《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的概括，亦颇得要领。曹丕的文章虽无法与父亲较量雄奇慷慨，但也能自成一家。曹丕的观察能力颇为了得，诸如“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愚，入朝见嫉”，及“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节，鲜能以名节自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等提炼，皆切中肯綮，发人所未发。有此数语，曹丕也足可在中国文学史内随意出入，占据一个不亚于他在中国帝王史上的显赫位置。

　　有必要提一下“才高八斗”的曹植吗？他的辞赋里，有着最华美的藻翰、最丰润的意象，不仅时人咸瞠乎其后，放眼千年，亦难逢敌手。曹植还是忧郁的，自早年与兄长曹丕争夺太子权铩羽而归之后，尤其因擅走司马门一事遭到曹操蔑视之后，曹植的地位一落千丈，连妻子都被父亲杀害。“大难出诗人”、“文章憎命达”，作为幸灾乐祸的后人，我们反而从他的诗文中更能读到一些幽怨之气。生命的晦气转化为艺术的亮色，这是艺术世界中屡试不爽的规律，曹植体现得尤其充分。人们习惯于将曹植想象成一个文弱的诗人，牢骚满腹，只知整天与几位脾性相投的朋友饮酒谈天。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文武全才，这是曹操培养儿子的基本方向，曹植虽不及曹丕那么擅长击剑、摔跤、射猎，但沙场上的志向也是不输壮士的。如果当年带兵去合肥与孙权打仗乃是迫于父亲命令的话，后来屡次三番地向曹丕、曹丕死后又向魏明帝曹睿写出《求自试表》，则明显表达出曹植体内亦有一股效命沙场的胆气。

　　曹操有个一脸黄须的儿子曹彰，武艺惊人，也许竟可与许褚、典韦一流悍将比试一番。他不仅擅长射箭骑马，臂力过人，尤其还有一段“手格猛兽”的传奇经历。如果相信史书记载的话，曹彰打虎和后世的武松完全是两个境界：曹彰几乎是以一种狮子搏兔的气概，将老虎逗弄得俯首帖耳，没一丝脾气。曹操对这位“黄须儿”自也欢喜非常，但仍不忘提醒他：“你不知道念书，只知乘马击剑，此匹夫之能，算什么本事。”遂亲自圈选了若干经典，让曹彰读去。曹彰肯定蛮不情愿，私底下常对人抱怨道：“大丈夫当横行四海，效法卫青、霍去病，带十万兵驰驱沙场，焉能在家里作一介博士。”曹彰果然捞到了机会，作为骁骑将军带兵镇压代郡乌丸的叛乱，曹彰大获全胜。曹彰临行前，曹操曾这样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一旦违我军令，你可别指望我网开一面。”

　　曹操另有一个小儿子曹冲，他有可能是曹操儿子中最出色的一个，不仅最聪明（比“才高八斗”的曹植还要聪明），还最仁慈。曹冲天生夙慧，洞悉世情，极富同情心，曹操对他宠爱有加。曹冲的死，也许是曹操平生遭到的无数次打击中最惨痛的一次。当时曹丕在一边劝父亲节哀，曹操脱口说道：“这是我的不幸，你的大幸。”曹丕做皇帝后有一次仍心有余悸地承认：“假使仓舒（曹冲字）在，这皇位轮不到我来坐。”有件事颇能说明曹操的丧子之痛：历来不相信天命的曹操，为担心幼子墓中寂寞，竟然打起了“攀阴婚”的主意。有个叫邴原的人也有一女早亡，曹操请求将这一对不幸的童男女合葬。邴原拒绝了。

　　曹操的儿子虽个个了得，寿命却都不长：除曹冲外，长子曹昂很早就死于战场，曹丕不过活了四十岁，曹植四十一岁，曹彰死得更早些。曹彰之死，也与曹丕弄权有关，区别是曹彰没有启动刀兵，而是“愤怒暴薨”。

　　曹操的死，常被人奚落嘲笑，因为他死前语无伦次，毫无英雄气慨，竟然吩咐起自己的婢女日后该干什么，竟然考虑起“组履分香”之类细枝末节的事来。然而在我看来，曹操《遗令》是既不同流俗又独标高格的，其中闪烁着清醒、明智和至为难得的朴实。他肯定自己的只是“军中持法”的严明，明确指出自己平时的“小忿怒，大过失”，不应被仿效。他对自己的丧葬规格作出严格的限定：“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他要求“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

　　那是距今1780年前，一个盖世英豪在自己六十四岁弥留之时吐出的肺腑之言。

　　虽然曹操《遗令》中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埋柩之所：“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奇怪的是，关于曹操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又不胫而走，越传越邪。无风不起浪，我相信这一传说的始作俑者多半为盗墓贼，他们想必把西门豹祠附近的大小山头掘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沮丧之余只能编出这一传说来自慰。

　　真有意思！曹操的墓究竟在哪儿呢？曹操《遗令》中流露的究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真切情感，还是更深沉的权谋诈术呢？有人曾恶狠狠地写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发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立刻就有人代替曹操回答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无聊至极！

　　随他们去泄忿吧，我们不是盗墓贼。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回到梅子青青的时刻，重新聆听一遍曹孟德煮酒论英雄吧。“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这一番不避自夸的感慨，也值得我们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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