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读到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先生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颇有意外之感，也从中触发出若干联想。
关于 “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
张老填报：“先父以前清通判在广东候补，历署会同、陵水等县知县”。而本人成分则是：“幼年随官在粤，延师授读。及长，由科举出身，历官京职。罢官（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政变后被革职——笔者注）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张老这样填报，显然并不符合要求，也说明他不解其意。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上述两项内容在表格中已经逐渐作古。但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却很难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根除。
关于“文化程度”
对此，张老只写了一句：“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今天看来，这样表示自己的文化程度，着实令人诧异。从这里，足见老一辈知识人对文化所抱有的认知态度是何等审慎啊！倒是今天这类表格中出现的用“大学本科”、“研究生”来标明文化程度，凸显出其表达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这恐怕也是中国语言功能某种缺失的体现。其实，更准确地说，这应是指“受教育程度”，而完全不是“文化程度”。
关于“参加革命及现在的经济状况”
张老写道：“解放前已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仅充董事，以鬻文卖字维持生活，今仍卖字，然甚微矣。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在人民银行存有□存款人民币。 ”（“□”处原表为空白——笔者注）放到今天，要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多用具体数字来表达，工资、奖金，等等。但手中持有的股票情况，又有谁在表格中能给说清楚呢？
关于“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
张老第一个填的是 “安徽人胡适”。他不合时宜地将胡适褒奖一番：“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要知道，此时的胡适已是被批判、声讨之对象，张老能凭着良心来证明他们的关系，的确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关于“有何著作及发明”
张老自述：“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而对自己的著作，张老均有直白的自评。如“《校史随笔》，一知半解，于史学无涉也”。 “《中华民族的人格》，鉴于当时殷汝骊（耕？）（应为殷汝耕，殷汝骊为其兄。1935年，殷汝耕公开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他联合冀东各地亲日分子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后出任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汪伪政权要职。 1947年12月，经审判，殷汝耕被处决——笔者注）之冀东独立，痛吾国人格堕地。正在校史，愤而作此”。《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二种，“不过写的书账，不敢言著作也”。而且竟对出版的“日期全无记忆”。至于说自己的专业技术，他也只是坦陈：“略知印刷业大概情形及所谓版本目录之学”。说到工作及其志向，他则实事求是，“暮年久病，焉能工作？即有志愿，亦空言徒托已”。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张老平和心境中的谦逊与洒脱，看不到一点儿功利与骄躁。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与今人最大的区别吧！
从这样一份原本并不起眼儿的干部 “履历表”，我读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读出了智者的境界与尊严，更仰慕菊生老（张元济，号菊生）那崇高而独特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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