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2，“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的。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宗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他“半生长在谪籍中。 ”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

范仲淹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

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儿，钩心斗角有术。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

今天重提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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