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曾多次身临险境，每次都在保镖的护卫下化险为夷。在他的保镖中，加拿大籍犹太人保镖莫里斯·科恩的经历尤为传奇。1922年，支持中国革命、敬仰孙中山的科恩毅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保镖，并起了个中国名字——马坤。由于他善使双枪，且枪法极准，因此得了个外号——“双枪马坤”。凭借这对双枪，马坤多次救孙中山于不测。
犹太裔保镖忠心耿耿
1911年3月，孙中山在美洲宣传革命，并向支持者筹款，以支援筹备中的黄花岗起义。由于孙中山一直遭受清政府的海外追踪，在伦敦曾蒙难，所以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安全十分在意，到了加拿大后，便要为他寻找保卫人员。
这时，有人向孙中山推荐了25岁的加拿大籍犹太人科恩。科恩生于波兰，在伦敦贫民区长大，19岁定居加拿大后，与一些中国华侨有联系。他同情革命党人，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为革命者购买、运送过武器弹药。
科恩矮胖身材，为人忠诚，且枪法精准。经过考虑，孙中山先生决定挑选他作为临时护卫。在科恩的护卫下，孙中山一行从加拿大西岸出发，经中部到达东部城市多伦多，接着又前往美国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地，从3月中旬至5月底，历时两个多月。
在旅程中，科恩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做得非常认真，同时，他也被孙中山热诚宣传革命，献身民族救亡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科恩后来回忆说:自己遇到了真正的伟大人物，每一个有血性的人在同孙中山先生有所接触后，都会追随着他去革命的。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科恩还深切感受到，中国是少有的能接纳犹太人，不曾对犹太人肆行迫害的国家。这样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情就更为深刻了。
短短两个月的相识，科恩对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敬仰和崇拜，决意为这位伟人做任何牺牲。
孙宅门口的有趣家伙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遭到陈炯明叛军的袭击，科恩得知后，立刻从加拿大出发横渡大洋赶到中国。
当年12月13日，科恩如约到孙中山的家里，孙中山对他也更加信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副官，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马坤。
直至孙中山去世，他身边也就一直有这名外国警卫忠心耿耿地相伴着。
到孙中山家里拜访的人会发现，孙在屋里常穿一件传统长袍，主客入座后，孙会叫人上一些中国烟草和烟纸，还有一些水果和一壶茶。而在外面的过道里，马坤持枪而坐，准备应付任何麻烦。
孙中山的一位拜访者罗威尔回忆说:“我在门口碰见了一个叫坤的有趣的家伙，他总是坐在前厅里的长椅上，裤袋里还塞着一支大号的左轮手枪。这使得他的裤兜鼓出一个大包，看上去怪怪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马坤已熟悉了他的工作程序，了解了不同的访客，倾听他们在孙中山书房中的动静。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客人来(有时一天会来几十位客人)，我就开始观察他们的脸和穿着，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这些人下次来访时能认出他们。”
当然，也有放松的时候。白天，全家人会在后院中玩一场槌球游戏。晚上，孙夫人和孙中山坐在一起读书闲聊。作为一个影迷，孙夫人偶尔还组织放一场电影。
马坤非常尊重孙夫人，他像保护孙先生那样仔细地看护她，宋庆龄女士也很喜欢他。
1923年，孙中山在赫纳岛上挑选了一栋水泥石大楼，建起了新的基地。马坤和其他三名保镖就在顶楼孙的屋外放哨。同样给孙先生当过保镖的方良回忆说:“他们4人总躲在孙中山住的3楼上，他们整天待在那儿，天天如此。连一天都没离开过他。他们非常强壮，没有人能战胜他们。”
偶然负伤催生“双枪马坤”
除了保护孙先生外，马坤还帮助训练保镖。他们通常进行有目标的实战训练，马坤还教这些人自卫术和拳击。马坤对这些人提出忠告:“先用拳打你的敌人，如果这种方法无效，再用枪。永远不要先使用枪，不要随时拔枪。无辜的旁观者可能正在周围，如果你拔枪，就将会伤着其他人。”
总有大批的访客到指挥部拜访孙先生。访客从船上下来、上岸，然后走上码头进入院子。如果访客携带武器，必须在门口上交。
游记作家哈得·弗兰克写道:“我们在广东的几个月里，总司令几乎很少在没有夫人陪伴，或身旁没有马坤持枪保护的情况下出现，即使在半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至少是高度警戒，马坤先生寸步不离。星期日早晨，当我们有幸去孙先生的官邸拜见时，他的加拿大影子(马坤)站在对着孙博士书房出口的楼梯角落里，不仅监视我，还有我的妻子，好像非要证实她不是来阴谋伤害他的主人才行。”
在一次小规模的冲突中，一挺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擦伤了马坤的胳膊，幸运的是，现场的一位医生给他作了治疗。
这次负伤使马坤暂时休息。“打在我左臂上的子弹常常让我思考，假如子弹打在我右臂上，我又右手持枪，我将永远不能打枪了。我们一回到广东，就又弄来一支枪，也是一支斯密特手枪。我把它放在左手拿着方便的地方，用左手练习打枪。不久，我发现我擅使双枪，而且两只手的射击速度几乎一样快。”
此后，他拥有了两支重型45毫米口径的手枪，一支别在裤袋里，另一支放在枪套里。他时髦的双枪配备，引起西方社团关注。他们送给这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犹太人一个绰号——“双枪马坤”。
承续中山先生事业服务中国
孙中山把北上看成了一生辉煌的顶点，但是此刻他已是病魔缠身。 孙中山逝世前，科恩因事暂时不在北京。当听闻孙中山病逝的噩耗时，正在加拿大的马坤匆忙赶回中国，他直接去探望了宋庆龄，然后赶往孙中山灵前痛哭不止。
“当我看到孙夫人时，我泪如泉涌，我感到世界的末日到了，我十分无奈。”马坤后来回忆说，“我感到自己的一部分也被留在了那里。我只有痛苦地悼念着他，并感到我的生活现在是如此的空虚，和他相比，我的生命是那么渺小。”
此后，科恩继续尽忠于孙中山的事业以及家人，他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务过。
孙中山与犹太朋友的友谊在中国也影响深远。
二战前夕，随着德国纳粹在欧洲大陆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孤立无援的犹太难民们发现几乎无处可去，而当时的中国不顾中德关系受到影响，仍然接纳了数万名犹太人。
美籍波兰犹太人索科尔斯基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发表了《孙逸仙主义》一文，以作纪念，表达了他自己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感情，文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孙博士去世后，他的人格差不多具有宗教性的意义。”
1939年3月，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以保护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中国政府内部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由于海岸被封锁，抗战十分艰苦，政府无力顾及落实此事，但是政府以及普通民众也都一直对犹太人进行真诚的帮助，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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