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回家，和家里人闲聊，在某名牌大学做副教授的二哥，又说起他买了第二套房子的事，话语之间，很有些得意。我看着他说这些，觉得很是陌生。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代人在老去，又一代人在成长，我的二哥，如今是我家里最成功的人了。尽管他并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大富大贵的人，但显然已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上层一员。如同许多主流社会中的人，他是体制的获利者之一。而我这个曾被他启蒙的70后，一路辗转，漂泊几个城市，我逐渐成为家里最沦落的人，成为年迈的父母的“老大难”。

从某种意义上，我理解二哥。每个人都活在现实中，都很难保持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激情，时间何止是杀猪刀，它简直是埋葬人精神的坟场。

前几年，在北京的时候，由于从事出版工作的原因，我和知识界的许多名流多有往来。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公知们，在市场化媒体时代，曾被民间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也获得许多粉丝的追捧，从世俗的角度而言，他们都是成功者，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日渐的沉沦、迷失于现实的利益，不再保有知识人起码的诚实，常常以玩世的名流姿态做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言与行，酒色财气、饭局吹捧、哗众取宠、名士高蹈，各种表演中透露出腐坏与腐朽的气息。

当下，那些曾经显赫的知识界名流，大都选择了自我放逐，而不是有责任的担当。很多时候，我看着他们，心头涌起无限的悲凉，我无意于谴责他们，只是默默提醒自己和同道：既然我们无意于他们的成功，那么，就不要复制他们过早的精神死亡。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了，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边缘性、拒绝成功的诱惑，远离各种权力，改变、前进，这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与之相反的是，成功、利益、声名、中心、主流等等则是瓦解知识分子的陷阱与毒药。

大部分活在这个土地上的国人，都很早就受到规训。我们从小被灌输要做人上人的成功者，考好大学、找好工作，资源背景、利益网络，成为个体锱铢必较的目标，鲜有人去关心个体是否快乐、愉悦和幸福。成功学的毒素弥漫于家庭和社会的每个角落，在这个人口庞大，资源匮乏的国度，人人都被规训为资源的攫取者和掠夺者，社会沦为不折手段竞争的战场，无数被异化的心灵挣扎于日常性的表演舞台，一个被权力之手操纵的互害社会以令人绝望的腐烂陷溺、裹挟着人们。

人的生物性常常会蚕食个体精神的纯粹性，人的本质必然是精神性的，是属灵的，人在社会中的成功并不代表人的本质的实现，最可见的事实是，越是获得所谓的成功，其心灵就越容易被世俗的尘埃所蒙蔽，人离其本质就越远。人本身的限度和自身的脆弱性决定了人与神的距离，尤其是在极权语境下生活的人，所谓的成功，常常充满了肮脏与异化、苟且与扭曲。

对于知识人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精神的死亡。不再反思、不再质疑、不再创造，存在如同行尸走肉。在真正的知识人词典里，不应该有成功这两个字，当一个知识人自以为成功后，他其实已沦为真理和自由的敌人，他已经自我矮化为现实的奴隶、利益的蛆虫，他的眼中已不再有动人的光芒，灵魂的窗户一旦关闭，精神之光就被阻隔于千里之外。

自居边缘，远离主流，告别成功，为道义而活，这是反对者的命运，也是必须承受的磨练。若逆道而行，即使活得貌似光鲜璀璨，也不过是华丽的侏儒，精神的自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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