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是一本由侯旭东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3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宠》读后感(一)：后记
本书的雏形是2015年夏天完成的一篇论文，此文分两次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及2017年第1期。初稿完成后，曾提交给若干会议，就教于学界，并在2015、2016两年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古代国家论》课上讨论过。相关内容，亦曾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四川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史研习营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做过报告。代前言《告别线性历史观》曾刊于《理论与史学》第2辑。
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产生的原委。十年前转而关注早期帝国的日常统治，曾设想了若干可能的方向：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前面三个，多少都有所研究，唯独君臣关系，萦绕心头多年，却总感觉成果已多，无从下手，一直没能如愿。数年前重温《汉书》，《金日磾传附金敞传》提到的“园郎故事”印象深刻，埋下最初的种子，指引我关注君臣关系的多重性。2012年10月开始具体思考，再读《汉书》及相关资料，真正动笔则到了2015年6月，初稿完成于7月底，修改断断续续一年多，才最终定稿。
漫长的酝酿过程中，首先搜集整理了西汉诸帝的亲信（附录二），用心最多的则是思考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表述，一向受到鄙视的《史》《汉》《佞幸传》带给我很多启示。标题亦修改多次：“说近臣”、“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汉近臣与君臣关系”、“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统治：从金敞留侍汉成帝说起”等。想到“宠”，亦在“君宠”、“争宠”与“求宠”之间徘徊多时，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标题。标题变化背后是研究思路与侧重的调整：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第三部分按时间先后扼要概括西汉十二位皇帝与臣下建立、维持及废止信－任型君臣关系，有点缩微西汉史的味道，亦是在撰写、修改中反复斟酌后才确定的，也可算对例证法与李伯重老师批评的“选精”、“集粹”法的一种回应。
催生灵感的不止是史料，当下的生活，耳闻目睹之外，更多的来自网络世界，亦是照亮晦暗过去的光芒。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西汉距离我们已逾二千年，但很多方面，古人的阴影并没有褪尽。体察鲜活饱满的当下，有助于反观书本中零散单向的记述。其他学科的很多成果同样启益多多，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自我设限，视而不见。对本书而言，李德顺先生及李猛兄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刺激。
书中从新的角度对西汉一朝的统治机制加以概括，尝试在已往的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之外，提出一种新的思路。“代前言”中，借由《东晋门阀政治》，对田余庆先生研究中一些隐含的前提略作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不少看法是2008年以来带领同学比较研读四位杰出学者关于两晋历史的研究中形成的。书中所论，尽管限于西汉历史，亦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间接回应。遗憾的是，田先生2014年底遽归道山，求教无门了。认真思考前辈学者的研究，并努力有所推进，是对他们最崇高的礼敬，恐怕也是他们所乐见的。
2008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在学界产生一些波澜，至今未息。很多讨论围绕古代中国是否专制展开，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纠结于给古代中国贴上什么标签——数千年的文明史，任何简单的标签，总是有得有失，而需具体揭示其运行机制，如文章最后一段所说：“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从中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本书可以算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至于如何为古代中国定性与定名，与论者的出发点与视角密不可分，且不能简单地就中国论中国，还需要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世界各地的政治体，这已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书稿修订中先后得到吕文浩先生、陶沙小姐、孙正军、郭润涛与张春龙先生的惠助。2015年10月23日将此书初稿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第31次史学沙龙，得到与会的黄振萍、郭伟涛、曹天江、李倚天、刘力耘、祁萌、王彬、方诚峰、景跃进等先生的指教，此后，曹天江、屈涛、孙梓辛、陈韵青诸同学以及游逸飞、牛敬飞先生复来信提供意见与建议；11月22日将此文提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前沿论坛”，承蒙孟彦弘兄指教；12月5日又将此文提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经典学说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沙龙专场，得到顾江龙、仇鹿鸣、刘永华、张祎与陆扬先生的指正；12月11日卜司晨同学亦来信提示意见；2016年1月25日邢义田先生赐示意见，2月1日复得黄怡君小姐详细意见，多所是正，促进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2月15日收到应星先生关于理论的教示，对我进一步思考如何解释围绕“宠”产生的历史现象，颇有帮助。学棣张琦代为检核史料，正误纠谬；8月中，长沙会议上，阿部幸信兄提醒我注意增渊龙夫的研究；2016年岁末，刘乐贤兄来信指出史料上的疏漏。代前言草成后曾呈寄师友审正，先后得到孙正军、郭伟涛、屈涛、王彬、孙梓辛与邱逸凡诸君及彭刚、陈爽、游逸飞兄、胡宝国先生、方诚峰兄的指教，黄振萍兄先后多次来信提示中国学界在接受韦伯思想上的偏失，对明晰思考方向，助益颇多，谨此一并致谢。
2016年12月21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重返中国古代国家》课上讨论过书稿，同学们的疑惑与看法，帮助我再次思考与梳理自己的想法，特别要感谢郑紫薇同学的意见和建议。诚峰兄提议为更好理解“礼仪型君臣关系”，将《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一文收入书中。此文与本书关系密切，两者并观确有必要，但已收入出版不久的《近观中古史》一书，这里只好割爱。
本书能作为论文先行发表，得益于《清华学报》仲伟民兄的鼎力支持及邱永志兄的费心编辑。小文篇幅颇长，占用版面颇多，深感不安，伟民兄肯接受此文，感激莫名。代前言的刊出，则要感谢孟彦弘兄的邀请。
这本小书本属于进行中的早期帝国日常统治研究，按原先的打算，应与其他相关论文一道汇集成册。初稿完成后，引起了一些出版界朋友的关注，最终蒙北师大出版社谭徐锋兄厚爱，得以作为一本小书出版。徐锋兄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它的命运。
因身在日本，搜集图片不便。书中的插图多由郭伟涛、屈涛、孙梓辛、陈韵青与王彬诸君代为扫描复制，其间王子今与刘瑞先生提示了宝贵意见，一并谨志谢忱！
博士毕业正式走上研究道路，已整整20年，自己亦将步入知天命之年。这篇论文，是迄今完成的篇幅最长的，汇集了不少新思路与新想法，既尝试超越前人，亦希望超越自己，是得是失，还待读者评判。稍可自慰的是，犹有勇气与毅力超越昨日的我，没有跌入自我复制与循环的泥潭，希望将来仍能继续保持这份锐气。
能够安心学术，要感谢妻子富兵20多年的陪伴与倾听。厨房之外的家务均由妻子负责，耗费了周末大部分时间，每年难得的几次旅游成为少有的放松。作为第一听众，晚间小区散步是一天中难得的交流，一圈一圈环绕小区的快走与闲谈萌生、孕育了许多问题和想法，工作中的遭遇亦成为激发我回望过去的一脉源头活水。2004年搬到新家，与父母对门而居，十多年来的照顾，岂是一声“谢谢”所能道尽！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体会到岁月的流逝、时间的无情，希望二老幸福康泰！
最后，要将此书奉献给海峡对岸的邢义田先生。自转向秦汉史以来，无论是对传统问题的挖掘，还是新旧简牍的探究，时时受教于邢先生。认识邢先生近20年，当面请益的机会有限，电邮瞬间跨越海峡，成为传递教诲的最便捷方式。2010年春节假期，柬埔寨暹粒郊外无名小庙中的不期而遇，或是冥冥之中缘分的流露。2017年8月邢先生将从史语所退休，秦汉史研究的一个时代因此将画上句号，但愿后来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且更上层楼。谨将小书献给邢先生，感谢多年来的开示与提携，邢先生从此迈入人生新阶段，祝愿先生寿如金石，长乐未央！
侯旭东
2017年6月改定
于东京都多摩
《宠》读后感(二)：读《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此书是基于读《汉书·佞幸传》形成基本认识展开的考察。问题属于中央王朝皇权层面。若置于从西周至西汉千年尺度的国制重大变革脉络下，全书主干话题可以理解为是尝试解释从“封国组合型贵族制国家”向“皇廷中枢集权帝国”转变前期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的一些现象。西周天子与畿内大贵族子弟间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君臣”结构。康王时大盂鼎中天子与盂叙旧，称“汝眛辰有大服，惟余即朕小学”已经提及天子与贵族子弟（“国子”）们自幼同学。《周礼·旅师》之职即同时教养大子、诸王子、诸侯王子及卿大夫子弟（士、庶子），这些人之间的日常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是礼制规定的。很多活动要合作进行。如书中作为天子施宠重要标志的“骖乘”，行为传统可以追溯到周代战车礼制。一车三人，主君之外，一御者，一卫士（车右），皆为贵胄。三人关系，是君主近臣，亦为同袍，是政治地位的实现，也是正礼所规。虽然战国向齐民社会发展，但主要是国野区别的消解，并非世家黔首不分。贵族子弟的身份在西汉仍然存在。汉皇廷郎官，与周王廷国子十分相近。在武帝时代，内朝发展中，任郎何等重要，不需多言。这是一个延续贵族制资源以构建新皇权的有趣过程。而主要存在于皇帝与郎官间的“宠”这种关系，包含一个重要的维度是“亲”，这原本是礼制内的合理关系，到汉代开始被质疑，在随后的文献中越来越难以理解，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实在变化的反映。成见已深，书中行文使用“遮蔽”一词描述政治史研究中长期对此类问题简单判定的状态，相当准确。汉以前贵族制时代行政细节认识不足，汉政来路不清，自然易被障目。被遮蔽的，恐怕不仅天子郎官之间的问题，而是汉代政治中方方面面的可能性。此书第七章话题越出皇廷君臣范畴，使用新出简牍文书、日书材料，是否合于主线，能否提供新知，有待进一步细读。传统史料使用上，卤簿册尚有潜力，值得重视。
《宠》读后感(三)：把历史“概念化”
魏斐德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历史学是反理论的。这一观点说的人很多，很多历史学家都很得意于他们能够用史料本身来说话，排斥社会科学理论，并常常批评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社科理论为“两张皮”。但其实魏教授还有另一半话，他说历史学家要用历史的细节来充实社科理论的概念，用故事的丰富多彩来填补理论的苍白。历史研究虽然是“反理论”的，但却不能缺少“概念化”的思考，如果仅仅满足于“让史料本身说话”，那大家都去编史料集好了，还要历史学研究干什么。
侯旭东老师这本《宠》就对历史作了很好的“概念化”。他有非常清晰的方法论自觉。在代序中，他对“倒放历史”的线性历史观作了反思，摒弃了对制度演进有着潜在价值判断的偏见，将以往史学叙事中往往带着负面色彩的“宠”，理解为一种中性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并从动态的关系变动的角度去描述和分析这种关系。
此书的结构也反映了这种方法。在引言部分后的第二章描述了“宠”的各种表现形式，第三章则简述了西汉各个皇帝和其所宠的男人、女人、太监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部西汉简史。这两章主要是对“宠”的静态描写。第四章则跳出了线性历史的束缚，描述了“获宠”“失宠”的过程和机制。第五章则从君和臣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为何彼此都需要追求这种“信-任关系”。这两章可谓是对“宠”作为一种关系的动态描写。
接下去的各章才真正显示出作者的学养和功力。正如他在引言中提出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复数而非单数。“宠”表现了君臣之间私人性质的“信-任关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个人性。与之相对的是常规官僚体系中的“礼仪性关系”，那是建立在帝国范围内普遍性官僚制度基础上的非人格化的关系，但这样的“礼仪性关系”对官僚而言很难获得足够权力和利益，对于君主而言又是不可信任的——可以忠于坐在皇位上的任何人。随着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生地位的上升，还出现了一种理想上的君臣关系，君主垂拱而治，其实国家由儒生担任的臣下来治理，这种理想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信-任关系”和“礼仪性关系”之间的持续性的此消彼长。而且这样的关系不仅局限于朝堂之上，而且还可以在各级政府、乃至家族内部看到类似相同结构的关系。
第九章“家与国/私与公”的讨论是我最喜欢的。他从西汉的时代跳跃出来，从中国家庭的组织形态讲到国家治理的制度结构，从中看到一种同构现象，并用来解释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熟人社会”现象。他的创见并不在于提出这一说法——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开始，就有太多类似的论述。他让我惊艳的地方在于他如何去理解“熟人社会”的这种“信-任关系”。再回到代序中他反复强调的避免“倒放电影”的线性历史观无意识地对历史作出进化论意义上的判断——礼仪性关系优于信-任关系，公民社会优于熟人社会，“人民”优于“一袋马铃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人口流动有限的生存状态下，“信-任关系”才是原生的，常态性的，而“礼仪性关系”反而是随着大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叠加于其上的。因此，在日常政治中，二者的纠缠和张力是不可必要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不满足于“礼仪性关系”的僵化、陌生，而投身于对“信-任关系”的追求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前赴后继，兴衰不定，为这个庞大系统带来活力，黏合了这个庞大系统中诸多的松动和不谐。
他利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是西汉的史料，既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正史，也包括考古发掘的竹简文书等等。这就使他可以真正做到朝堂与地方的双焦点研究，在君臣关系和府君与小吏的关系中看到同构性，从而将”宠“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来理解。而在理论上，很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受到韦伯对中国属于“家产官僚制”的判断的影响，但是由于作者掌握的丰富的经验材料，他对“家产官僚制”又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和解读，是对韦伯的进一步超越。
我很喜欢这本书，第一刷用了几个小时，阅读感觉很好，读到后记才意识到，其实原来这是一篇已经发表在刊物上的长文。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作者对原文作了不少修改，尤其是后半部分，论述更为细密，结构也更为合理。再加上了一篇代序，作为方法论的自述，也值得一看。这本书的责编谭徐锋功德无量，鼓励侯老师把这篇长文改为了专著，使其不至于成为又一本“论文集”里的又一篇“论文”，而可以作为专著屹立于学林，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宠》读后感(四)：侯旭东老师中信书店谈此书的直播视频
侯旭东老师中信书店谈此书的直播视频如下https://douc.cc/20i6s3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以西汉为例，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认为后者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产生的言行是历史中极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书结合西汉历史，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来分析围绕此关系产生的言行：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关系而反复发生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种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西汉构成历时进程。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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