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传统》是一本由[美]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6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典传统》读后感(一)：49版和85版的一些出入，并几只小虫
首先要说，此书真是佳作佳译，实在难得。力荐。
译者从85年修订后的本子译出；我手头正好有49年版的英文本，读的时候中英文穿插看的，并不是严格的校读。发现了一些两版不同的地方，列出来。偶尔发现的几只小虫，也列出来，不妥之处请指正。以下页码按照 中译本页码/英文本页码 列出。
32/41 原文struggling not without success to be classical，译作“虽然力图接近古典拉丁文但没有成功”，似乎看漏了not？
46/59 修订版中，初版的daughter改成了granddaughter。“疑似有不敬之词”这句感觉漏了点意思，原文的disgrace不见了。当然意思大方向无偏差。
105/128 修订本为Nestor，旧版Homer
122/148 the dead paynim修订为the wounded paynim
171/204 the Rape of Lucrece这里的rape就是指强奸，跟Pope 卷发遭劫记那个rape不一样。搜了一下译作“失贞记”和“受辱记”的都有……
223/265 Gilbert Murray修订为Sir Richard Livingstone
236/281 名字 de callieres 中译丢了de？
250/299 Elizabethan London 译文“维多利亚时代伦敦”
333/399 Cincinatus “辛辛那提市”之后两行“钦钦纳图斯”，感觉应该统一？
392/470 对Loeb系列的评价，从旧版的dull but correct改成very unequal
413/497 原文operating table当为“手术台”，不是运算表
427-8/517-8 修订较大，有兴趣的读者可对照原文。
《古典传统》读后感(二)：泛欧洲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传统影响
作者/张治（学者，厦门）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前两年开始翻阅美国学者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所作之名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1949初版)，没多久后听说王晨要翻译此书，我就决定偷懒先不读原文了。王晨是目前青年一代翻译西方文史书籍的最佳人选。令人惊喜的是，不过2年时间，这部中译本便问世了。既然有这么认真、勤奋的译者，这部中译绝对可以成为读者信赖的文本。
有关西方古典文化传统对后世之影响的研究，已有许多重要的著作。仅在最近5年间，光是与海厄特此书正题同名的，就有《脚注趣史》作者顾安敦(Anthony Grafton)等人主编(2010)和麦考尔·希尔克(M ichael Silk)等人主编(2014)的两部。此外还有列入布莱克韦尔古代世界指南的《古代传统指南》(ACom panion to ClassicalTra-dition，2007)。“顾本”由近500则词条编排组成，“希尔克本”与《指南》各成系统(前者以题材和修辞风格分章，后者以时、空以及当代各学科主题为线索，不涉及文学)。过去还有以“遗产”、“影响”为题的专著，近年则多以“接受”为题，更强调受影响一方的主体性。尽管如此，海氏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这部“旧著”，从中古论述到乔伊斯，涉及多种近代语言文学的原典文献，尤其是对很多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作品加以情节概括和整体评述，故而仍有无法淘汰的价值。2015年，牛津刊出了重印本，书前附有哈罗德·布鲁姆2013年新作的序言，称道此书向他“展现的重要文学传统的整个庞大轮廓”。
不过，即使对我这样只是偏爱阅读一点儿西方经典文学著作的人来说，有些章节的吸引力都多少显得欠缺了。涉及大作家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第4、5与10、11四章，因行文风格和篇幅规模的限定，信息量都不够大，只能点到为止地举些例子加以议论。作者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拉丁文学著作尽量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认为那些继续用拉丁文所从事的著述和写作算不得本民族文学，于是在彼特拉克处介绍了他的拉丁文史诗《阿非利加》，但薄伽丘的《异教神谱》便缄口不谈。第8章论述古典诗歌影响尤其明显的文艺复兴时期史诗，便先言拉丁文史诗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近年哈佛出版的ITatti文艺复兴丛书中，单是意大利作家以新拉丁文写作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便有不少。其他国家诸如Melanchthon、JeanSturm、FancianoStrade、Salm asius、Gilles Ménage、JohannesSecundus、Thom as May等，都是继续用拉丁文写作的杰出作家。Thom as May就写过卢坎(Lucan)史诗的续篇，绝对可以放在海厄特所云的“模仿”与“赶超”(后者往往也就是一种“反模仿”的“模仿”)两类。由于资料所限无法做到周全是可以理解的；完全不予考虑，我想从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对的。有些欧洲国家编写的中古拉丁语辞书，都是从本国文献着手，比如《不列颠文献的中古拉丁语词典》(D ictionary of M edievalLatin from British Sources)、《波兰中古及近世拉丁语辞典》等俱是。有文学创作、有独立形成的语词，很难说这些新拉丁文文献就与该民族的现代文学渊源关系不大。
第14章有关古今之争的话题中，海厄特带有几分嘲讽的口气提及有些人物的言论。比如盲目崇古的威廉·坦普尔爵士，他将伊索寓言和法剌芮斯(Phalaris)书信集当成最优美的两部古代著作，海厄特说此言论主要的价值在于，引起古典学家的反感并向世人论证这两部文献都是伪书。这令我们想起某些国内人士也将伊索寓言当成希腊古老的文学作品来推崇，以至于出了这么多的译本还不罢休。证伪的功劳应当归于当时英国头号古典学者理查·本特利，海厄特却又不满他心高气傲，把弥尔顿史诗名篇《失乐园》改得面目全非，“把自己时代的标准和自己贫乏的想象力套到了弥尔顿的诗歌上”，又说这些“自负的教授们”，“他们相信，虽然那位诗人看不见，自己的视力却很好”。正是本特利对《失乐园》“焚琴煮鹤”式的批改，才引起诗人蒲伯的反感，在《愚人志》(1742年)中对之出言不逊，海厄特此处失察，居然说是因为蒲伯先有此诗，而后本特利“作为回应”(put this dow n)才批评了其《伊利亚特》“与荷马无关”。本特利自己晚年曾被人问及蒲伯攻讦他的原因，谓“我非议其‘荷马’，遂为自负小子所衔恨”，那句话乃是《伊利亚特》英译本才问世(1720年)后不久便有的。颠倒了次序，显得这位学问宗师倒是小家子气了(参看Jam es H enry M onk所著《理查·本特利传》，卷下第372页)。
我在此番阅读中最感获益的，是有关巴洛克文学的几章。“今天，巴洛克艺术和文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程式化、对称和僵化。巴洛克时代的人们看到的则是热烈的激情同坚定、冷静的控制之间的张力”。巴洛克作家在诗文写作中所讲求的对仗堆砌，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历这个时期刻意追求技巧的经营设计，为现代诗文的自由写作提供了“天然的工具”。由此而言，我们过去对巴洛克文学的雕饰堆砌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惟写作《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吴兴华与读书笔记中涉猎大批巴洛克作家的钱锺书能够被海厄特引为知己吧。作者在末章结语中，提及令他神往的深具古典传统之魅力的近代作品，“比如西班牙人贡戈拉天马行空的抒情诗，意大利巴洛克诗人马里尼著名但被人遗忘的《阿多尼斯》”，正是钱、吴二氏所重者。如此说来，有清一代曾复兴起来的骈俪文学，或许本该也是能对于汉语文学的现代化具有贡献的一种尝试，而并非与新文学背道而驰的“选学妖孽”或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
人民大学的“洋教头”雷立柏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最后有个说法，虽然不是很精确，但是比较有趣。他认为海厄特此书如同《欧洲文学与拉丁中古》一样，都突出了欧洲文化的共性。我看如果是说欧洲文学具有共同渊源的话，这个共性倒也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由共同的渊源，发展出个性差异颇大的不同近代民族文学，且互相又有较量、影响和补充。这才显得丰富和繁盛。因此，此书倒不在于突出了共性，而是从泛欧洲的视野中纵横捭阖，出入于多种语言之间。这是《古典传统》一书令人着迷之处。
开篇已言此中文版的翻译绝对是可以信赖的，偶有几处疏忽造成的一名多译现象。古罗马讽刺作品Satyricon，先后被译作了“萨蒂利卡”与“萨梯里孔”；特洛伊系列小史诗家的残篇作品Aethiopis被译作《厄提俄皮斯》，H eliodorus的同主题传奇，则被译作《埃塞俄比亚记》。我以为中世纪骑士传奇Amadis de Gaula应该还是译作《高卢的阿马迪斯》较好，至于英人以为其人有本土血统，改称作威尔士的阿马迪斯，倒是不必就此而改其名号的本义。为路易十四之子“大王储”(Le Grand Dauphin，即Louis de France)准备的那套经典丛书，似乎不该译作“王太子系列”。法语中Dauphin一词兼指海豚与王位继承人，可丛书原本每册都附了一页“阿里翁与海豚”的版画，当有取譬之意，故而我建议还是译作“海豚丛书”较好。抛开这些不谈，这部中译本值得向喜爱西方文学之传统的读者们大力推荐。
《古典传统》读后感(三)：全书结语，一篇人文主义布道词
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沿着希腊和罗马传统在文学中开辟的长河，我们从它与近代欧洲生活的第一次交汇开始，穿越了黑暗时代的森林和荒野，领略了因为得到它的滋润和美化而更加柔和的中世纪风光，进入了一片鲜花盛开和硕果累累的盛夏世界，那就是极为多产的文艺复兴时期；到了巴洛克时代，河堤被小心翼翼地加固，两岸铺上了大理石并安放了雕像；而在随后的革命时代，河流再次冲破束缚，沿着出人意料的新河道向前奔腾——有时难以捉摸地蜿蜒着穿过一位恋爱中的年轻诗人的丰富幻想，有时伴随着富有旋律的咆哮冲垮了古老的传统，泛起巨浪拍打着基督教的圣殿；然后，它在新的水道中有力而优雅地前行，穿越19和 20世纪的文学，最终来到了我们自己的时代，顺着这条永恒之流而下的牧神和英雄、宁芙和神祇的不朽形象赢得了现代心理学家和剧作家们赞美和惊叹的目光。
我们无法刻画它的每一次转向，追随它的每一次变道，甚至最多只能记录下它许多次泛滥中的一小部分。某些与它的干流稍有距离的国度可能同样令人神往：比如西班牙人贡戈拉天马行空的抒情诗，意大利巴洛克诗人马里尼（Marini）著名但被人遗忘的《阿多尼斯》（ Adonis），或者对龙沙推崇备至的波兰人科察诺夫斯基（Kochanowski）的荷马式悲剧和优美的颂诗。许多现代作家也不得不被忽略，因为虽然他们同样感受到了希腊—罗马传统的影响力，但与同时代某些作家相比，他们的表达有欠创造力或者过于怪异：比如英国的罗伯特 ·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美国的意象派诗人 H.D. ，德国的施台方·格奥尔格。
此外，探究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思想在近代欧美生活中的流传过程可能同样非常有意思：比如这种思想对伏尔泰产生过多大影响，如何塑造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而希腊人的逻辑和形而上学又如何成为了西方人理性思维的必要工具。或者，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新颖而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思路，揭示出有多少伟人把年轻时读到过的古典英雄作为自己人生和行动的榜样。比如，查理十二世（Charles theTwelfth）把自己看成亚历山大大帝，杰斐逊希望成为西塞罗，而拿破仑则把自己缔造成恺撒。
许多现代世界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没有被提及，尽管几乎或完全没有留下能够显示古典传统直接影响的文字，但对他们而言，发挥了挑战和激励作用的古典文学仍然极具价值。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一下 19世纪的一位德国作曲家，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俄国小说家。
在谱写《尼伯龙根的指环》期间，瓦格纳把整个上午用于音乐创作。午餐后，他会坐在花园里阅读古希腊悲剧——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文学作品能够让自己的能量和激情保持在之前的高水平上。不仅如此，他显然还把自己的歌剧看作现代版的希腊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一样，《指环》同样被称为三联剧（此外还有序章），而歌剧四个部分中的诸神、英雄事迹以及忧郁的悲剧性宿命感则显然受到了希腊戏剧中庄严形象的启发。
惠特曼曾号召缪斯女神离开希腊和伊奥尼亚，而他自己的诗歌也在体裁和感情上大胆地背离了传统。不过据友人梭罗（Thoreau）回忆，惠特曼喜欢乘坐公共马车在百老汇大街上来回兜风。他会和车夫一起坐在比马匹稍高一点的位置，扯开嗓子朗诵荷马史诗，任凭头发和胡须在风中飘扬。 事实上，这时的他看上去一定与荷马非常神似，后者如果听到的话一定会对其抱以友好的微笑。
托尔斯泰从 42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在有能力阅读原文后，他在写给友人费特（Fet）的信中表示：“我终于确信，自己对于人类语言所创造的全部真正而纯粹的美一无所知。”他还发明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体系，用它教自己的孩子们希腊文。最后，他还下了这样的断言：“不懂希腊语就是没受过教育。”
我们还可以探究教育本身。人类文明在过去 12到 15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越来越彻底的教育。直到 19世纪末，教育的核心仍是拉丁语（有时也包括希腊语）诗歌和散文。我们非常希望以古典课程为主题撰写一部出色的教育史，同时不忘在书中向许多优秀的教师致敬，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希腊—罗马文学的帮助，他们培养出大量卓越的诗人和成果斐然的思想家。这些教师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耶稣会修士，他们的学生包括莫里哀、笛卡尔、塔索、伏尔泰、卡尔德隆、孟德斯鸠、高乃依、布冯、狄德罗、戈尔多尼（Goldoni）、波舒哀、勒萨日（Lesage）、齐亚布雷拉和乔伊斯。第二大群体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教师，从苏格兰人布坎南到意大利人斐奇诺，从多拉到伊拉斯谟。紧随其后的一个群体常常被我们遗忘，尽管我们本该怀着崇敬和赞美记住他们。那就是将自己的孩子引入希腊—罗马的伟大书籍与美丽语言之殿堂的父亲们。他们唤醒了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后者越过了干燥的沙地和顽固的藩篱，并陪伴后者一起学习。当这些孩子成为名人后，我们常常会错误地称赞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皮特、卡索邦、勃朗宁和蒙田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更多地来自这里，而非赐予肉体存在之恩。 这才是真正的父亲，他们不仅缔造了孩子的肉体，也帮助塑造了他们的灵魂。
不过，本书的主题是文学。因此，我们必须略去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只有对近代西方文学做出直接贡献的哲学、艺术、教育以及其他希腊—罗马精神的成果才会被提及。
没有人可以宣称，本书所描述的是推动文学洪流的唯一力量。还存在其他许多动力。首先是每位作者的个人经历——不仅是他的情感生活，也包括他所在时代的政局，他的经济状况，他所生活的城市、宫廷或农村，他的朋友和敌人，他推崇的艺术品，他信奉或摒弃的宗教。历史进程是另一股强大的动力，战争、王朝和革命可以造就或摧毁一整代艺术家的美学模式。各民族普通民众的想象力也是动力之一：比如鬼故事、歌曲、舞蹈、笑话、谚语、寓言和谣曲，它们很多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且一直是文学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不过，源自希腊和罗马的那股动力始终是强大的，它永远富有成果，经常扮演着关键角色。本书试图展现的正是它的强大和富有成果。这一点还可以反过来证明：假设各种欧洲语言中所有受到古典作品直接启发的一切书籍、戏剧和诗歌被毁于一旦，那么不仅几乎全部的最优秀作品将不复存在——如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悲剧以及大部分19世纪最优美的诗歌，而且欧洲文学的某些领域将会整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只留下零星的骑士故事、短小情歌、书信集或是戏仿剧，就像城市被地震吞没后只剩下地缝边缘的几朵小花。
由于许多现代思想家的错误，上述事实经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被无视。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已经死亡。当被问及死亡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他们会给出各种答案。有人认为是 1776年，有人说是 1848年，还有人表示是 1917年；许多人甚至认为是基督教纪元的开始。他们都承认过去的某些元素仍然存活着，但对 于具体比例莫衷一是。他们错误地把成为历史的事件与人类个体的肉体死亡等同起来。人会死，但人类会继续活下去。如果历史事实仍在活跃地产生影响，那么它就没有死：因为它的生命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中。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语言的目的是被阅读和言说。它们是通过语词传递思想的方法，无论这些语词是口头的抑或书面的。只要能继续传递思想，它们就没有死亡。因此，仍在继续向新读者传递新思想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不是死语言。希伯来语的例子则表明将不再被言说的语言视作死亡是多么错误，它在七度经历征服者的打击和践踏后存活了下来，仍然被人阅读（尽管很少被言说 ）。真正的死语言是那些今天无人言说或阅读的语言，比如伊特鲁里亚语和克里特语。
另一方面，欧洲文明的基本事实之一是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后来它分裂成希腊语部分和拉丁语部分。通过连续的因果作用，该事实造成了目前东西欧的政治545分裂——它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以及希腊（和斯拉夫）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由来已久的宗教分裂。我们不可能无视该事实的持续影响。通过对它的理解，我们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比如，我们可以不再将俄国视作亚洲国家，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得到罗马帝国希腊语部分的影响而半开化的欧洲社会，然后（在蒙古人统治下）被孤立并停滞不前。它的真正血脉在欧洲，来自东方的有益影响少之又少。许多个世纪以来，它都通过拜占庭接受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之流；它已知最初的统治者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最终经由俄罗斯的大河而非地中海的航路与拜占庭建立了联系。后来，这种联系被切断了。在种族和语言上与俄罗斯极为相近的波兰则通过罗马接受了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影响，并继续受其滋润。而尽管保留了拜占庭式的基督教和希腊—斯拉夫式的字母，俄国还是再次被孤立了。无论多么遥远，所有上述事件都是仍然存在和继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事实。理解它们有助于解决它们造成的问题。
不过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学。文学遁入幕后的速度甚至比历史事实更慢，在压力下发生的改变也不如后者剧烈。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兴趣和理念的书仍然是有生命的，即使它们写于许多个世纪前。意识到这点后，你的思想将会进入一个更加宽广的宇宙。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为当下而活，他们读的是报纸，看的是最新的电影；而前者所生活的现在则要广阔得多，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永恒中，大卫的诗篇、莎士比亚的戏剧、保罗的书信和柏拉图的对话充满魅力和力量地展现着自己，而正是这种魅力和力量在它们被写就的那一刻起便使其不朽。
本书旨在消除这种错误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它指出，西方国家许多最好的诗歌和散文可以被纳入从希腊流传至今的连续传统，而这一传统也是西方人精神生活连续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传统还可以被视作连续的教育发展历程。希腊—罗马文明没有随着帝国的衰败而消亡。它带给我们教诲，帮助教化我们，在不同时期提供了不同的课程。
首先，它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一样为我们的俗语文学提供了素材。我们复述了它告诉我们的神话和传说：特洛伊的陷落，赫克托耳先生、海伦女士和埃涅阿斯先生的故事，恺撒和庞培的历险，弥达斯和菲罗墨拉的奇异故事，普拉莫斯和提斯贝的爱情。
其次，随着民族逐渐成长，它又开始教授语言——新的词汇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工具，更是思想的载体——并传授了让人们日益开化的头脑有用武之地的哲学思想。这些是中世纪获得的最重要礼物。
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提供了两门新的课程。为了表达不断涌入的新思想，它教给人们悲剧、喜剧、颂诗、随笔、哀歌、史诗和讽刺诗等文学体裁。同时，它通过古典雕塑的身体和古典作家的思想向人们展现了个体生命在最高层次上为自己而活的新理念，“人文主义”因为对自身最可贵力量的认识而变得崇高。
成熟后的各民族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独立的群体，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和欧洲历史的继承者。人们开始进一步回溯自己的源头，将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的过去作为自己的思想框架。这时，古典传统为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罗马的共和理念和希腊人创造的民主得到了重现。
在今天这个文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我们再一次开始聆听传说。这是我们对人类思想更深刻探索的一部分。就像成年人在回忆起孩提时听过的某个故事时意识到了其中的深意，我们在重述希腊神话时也发现它们是唯一能够照亮灵魂中许多黑暗角落的光源，并从中得出对我们生活至关重要的数以百计的意义。
在整个过程中，两条基本事实一直存在和发挥着影响。首先是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异教文化的冲突。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两种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间的冲突：应该彻底摒弃过去，还是接受和改变它，使其能够为我所用？这正是我们在书籍之战中看到的冲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两种对待世界和人性的不同态度间的冲突：一方认为它们彻底是恶的，其堕落无法通过人力挽回，另一方则认为它们包含了不少好的东西，可以得到改善。基督徒苦行者对人性的谴责经常会引起另一些人同样激烈的反击，他们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的，并赞美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出了其中最好的部分。在这场冲突中，真理并不完全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属 于那些撷取了异教文化的精华，将之与最崇高的基督教思想混合，从而完成了对其改造的人。
另一条事实是文明的本质。我们中的许多人误读了它。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大多一刻不停地想着赚钱，或者为某个集团乃至民族赢得更多的权力（同样以物质作为衡量标准），或者在阶级、国家或大洲间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不过，文明的主旨并非金钱、权力或占有，而是人的思想。对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或者拥有无限财富和享受的世俗社会而言，即使其每个成员都享有自己所能受用的全部食物、服装、机器和物质财富，它们仍然称不上文明。那里将是柏拉图所说的“猪的城邦”，不停地吃喝、求偶和睡觉直至死亡。
希腊人是精明的商人。罗马人建立了一个拥有庞大权力和财富的帝国。但如果仅此而已的话，他们可能已经像亚述人那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他们仍然具有生命力，并通过我们发挥着影响，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文明意味着教育。文明是思想的生命。诚然，它的存在离不开物质保障、肉体健康和恰当分配的财富。但这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思想的健康生活。我们正是通过思想才成为了真正的人。而其他的则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比如游戏、食物、庇护所和争斗。
文明意味着教育——这不仅针对儿童，也针对成年男女的一生。这类教育中最丰富多彩和最有意思的方法之一是文学。希腊人知道，戏剧、歌曲、故事和历史不仅是一时的消遣，由于其内容能够提供持续的养料，它们还是思想的永恒财富。这是并不十分富有或强大的希腊的发现。埃及比它更加富有，波斯则比它强大得多。但希腊人是开化的，因为他们懂得思考。
他们把这个发现教给了罗马人。罗马人知道许多希腊人从未掌握或者掌握得太晚的东西。他们降服了好战的蛮族，建造了道路、港口、桥梁和灌溉系统，并制订了法律。这些也是文明。但接下去还需要什么呢？希腊人的回答是“灵魂的食粮”，并把它送给了罗马人。
罗马人又把接受自希腊人的精神食粮传递给了整个西欧。这种食粮得到了基督教的净化和加强，而后者在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更多来自希腊精神的养料。随着西部和东部罗马帝国的先后灭亡，它的物质财富和权力荡然无存。不过，希腊和罗马的精神力量留存了下来。它战胜了蛮族征服者，然后完成了对他们的教化。它帮助造就了我们。
现代世界和古典世界的真正关系在更大规模上重现了罗马和希腊的关系。这是一种教育关系。罗马是富有而强大的，它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被用于感官享受——酗酒、竞技、宴会、游艇、昂贵的家具和华丽的服饰。不过在希腊人的教导下， 许多罗马人也开始利用自己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来让每一位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拥有更有力和更敏锐的思想生活。他们至今仍被人铭记。我们记得某些伟大征服者和暴君的名字，比如恺撒、尼禄以及击败汉尼拔的某人（他叫什么来着？ ）。而除了那个用夜莺的舌头做菜，在黄金打造的热水池中戏水的可笑形象 ，罗马的百万富翁早已被人遗忘。我们仍然铭记和赞美的是那些善于使用头脑的人：比如那位自学成才的律师。在登上事业巅峰并出任国家最高公职后，他又用自己富于说服力的语调为人们解读了许多最艰深的希腊—罗马哲学思想；或者那个将罗马人的全部历程写成希腊式英雄史诗，为但丁、弥尔顿、丁尼生、雨果和其他许多人带去灵感的乡下孩子；或者那位出生在贫瘠的南方，被节俭的父亲送往希腊的奴隶之子。他回国后开始了文学生涯，首先写的是鞭挞贪婪富人的讽刺诗，后来转而创作表现有节制的欢乐和深刻爱国主义基调的诗歌，为数以十万计的现代人带去了愉悦，令他们为之着迷和受益。他们就是西塞罗、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希腊人中，被我们铭记的包括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而那些富有、强大、奢靡和野心勃勃的人则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思想和艺术得以长存。
罗马人通过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天赋变得强大，随后又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思想生活的重要性。我们通过自己的科学和工业天赋变得强大，而如果想要让这种力量物尽其用，利用它为我们赢得长久的福祉，并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某些永恒的贡献，唯一的办法就是理解和传播一整套崇高的精神理想。其中一部分正在由我们自己创造，有许多来自基督教，还有许多（特别是艺术、哲学和文学领域）则源于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价遗产。人的真正职责并非罔顾需求地扩张权力和积累财富，而是丰富和享受他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古典传统》读后感(四)：《古典传统》：美之教化，教化之美
《古典传统》：美之教化，教化之美 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者吉尔伯特·海厄特的著作《古典传统》出版于1949年。这本“后古典”的文学史包罗万象，它从黑暗时代一路带领我们穿过文艺复兴、巴洛克时代、革命时代，最终落脚于现代主义思潮诞生的年代，以清晰的脉络和晓畅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古典语言和文学在近现代欧洲文学中的影响和发展。 上世纪50年代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这样评价此书：“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书，它有颜色，有气味，有温度，也有教化的力量。”2015年此书再版，哈罗德·布鲁姆为其做推荐序，在评述海厄特的结语时他写道：“令我感动的是其中希腊与罗马之间，以及二者与我们之间的‘教育关系’。”对一本比较文学史而言，被屡次与教化的圣光联系在一起，似乎很耐人寻味。但读完全书，我们便会明白这两条评论的意思。《古典传统》是一个充分自证的文本，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指向同一个理想。 请布鲁姆为海厄特作序或许是出于二者在美学观上有颇多呼应之处的考量。和日后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以美学体验为标准编写欧洲文学史的立场相类，海厄特的《古典传统》以古典元素为线索重写了欧洲文学史。后者致力于追溯文本的美学源头，淡化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文本的影响；而前者则将这些因素彻底排除在文学史的写法外。 海厄特与布鲁姆的相通之处还体现在更多层面上，比如经典文学在他们的体系中都是“记忆艺术”，一种读者对作者的记忆以及——更重要地——作者对作者的记忆。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第一章“经典悲歌”中写道，“记忆即使在被逼迫的情况下也总是一种艺术。”这与海厄特对古典文学教学的看法一脉相承，后者在《古典传统》中一再提到填鸭式的古典语言和文学教学虽然令人反感，却并非毫无用处，丁尼生、拜伦、雨果等伟大诗人都从中获益良多，甚至因此奠定了其日后作品的深度与广度。 不过布鲁姆显然没有继承海厄特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对“记忆艺术”的描写之后紧接着写道：“审美价值可以被认知或体验，却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人。”对于这个命题，《古典传统》的写作本身就是海厄特之反对立场的最佳体现。这本论著被众多书评人以或褒或贬的语气描述为“本科生手册”（undergraduate handbook），因为它的正文语言非常朴素，没有艰深的术语和长句，且对于对象文本基本仅做细读阐释而鲜有理论展开，让期待从中读到丰富的理论性分析的人难免失望。而在行文风格上，该书甚至有散文化的倾向，几乎每章的最后几句，如不是抒情动人之词，便是饱含激情之言，正应了文首那句“有血有肉”，却似乎少了学术说理的严谨。你可以说这是因为《古典传统》只是古典学的入门读物，是一本教材级别的文学史，但我相信它的辩证性正反映着海厄特对“教化的力量”的信仰。 《古典传统》写于1935年以后，于1949年首次出版，此时该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已完全退去（而此书也以现代主义的诞生和成型为终章），随之淡化的还有这场运动中“精英主义”和“反大众文化”的暗示。在这样一个节点，海厄特的写作具有珍贵的双重价值：其研究领域和对象本身界定了它的专业性和精英性，而其去专业化的语言和说理方法又使它能够渗透进大众教育和文化之中。 在海厄特那里，审美的价值并非如日后布鲁姆所说，是无法广泛传授的；相反，他试图通过写作、出版、教授以及传播这本书来完成他在书中提到的教育理想：让希腊和罗马的精神力量征服和教化“蛮族”，并造就后人。正如俄勒冈大学教授康柏莱克（Frederick M. Combellack）在1950年的书评中所言：“尽管‘鼓舞人心’（inspiring）是个很庸俗的词，但我还是想用这个词来形容此书……如果它没起到激励（inspire）人们阅读大量文学作品的效果，我会很惊讶的。”被一个为专业学者视作“庸俗”的词形容，也许正契合了这本书的初衷。 如此看来，《古典传统》所携带的这种对教化的信仰，甚至具有佛学意义上“说一切法，度一切心”的境界。《圆觉经》有云：“不重久习，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意为不应特别敬重道行深厚的人，也不应看轻刚刚修学的人，因为任何人都有觉悟的资质。这正是海厄特的乐观主义所在，他推崇古典之美，更相信教化之美，二者相互延续，甲之不死，乙之不灭：“只要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仍然是将能量、思想和激励带给学者和诗人的载体，它们就不是死的语言。”这是希腊—罗马作者对近现代欧洲作者的教化，时至今日更是所有伟大作者对他们读者的教化，此种教化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这也解释了海厄特在书中对当今学术界的嘲讽——“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博士生以自己和他人都不感兴趣的东西为主题发表论文，当日后知识水平更加成熟时，他们很少会重温这些论文。”海厄特犀利地称他们的论文为学术大厦中毫无用处且妨碍学术工作的“一块砖”，并毫不客气地指出“烧砖块无法培养出建筑师”。在这段批评中，海厄特所表达的不满不仅针对古典研究的碎片化和式微趋势，更是针对普遍意义上正统古希腊式的、纯粹的审美教育之缺失（他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文化研究带来的争议）。因此，说《古典传统》是一本“本科生手册”其实是个微妙的隐喻，它代表本科生（undergraduate）站在了那些被海厄特嘲讽的研究生（graduate）的对立面，以从“源头”教化为目的屹立不倒。 布罗茨基曾说：“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海厄特在《古典传统》的结语中也将审美拔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他对古典之美和教化之美的理解和传播让我们开始期待：从前希腊的荣光和往日罗马的盛况能照亮人类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2015年11月30日［总第747期］，《美之教化，教化之美》，有删节）
《古典传统》读后感(五)：伊卡洛斯与代达洛斯
或许，《古典传统》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整地消化；而理解完正文后面提供的接近200页的注释更需要具备相当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和足够的天赋用以领略冰川背后的广袤极地。在我第三次读完《影响的剖析》和《西方正典》后，我愈加敏感地感受到到在译者转译的文字背后海厄特和布鲁姆们遣词选字的深度，每一个词都暗示着巨大的思想和现实地碰撞，而透过这一切，我们几乎可以拼接一张碎片还原整幅广袤无垠的海洋地图。
按照我的读书习惯，我应当在每页停留下来，用纸和笔记录下作者提供的吉光片羽所带来的启示；然而我贪心了，当你进入一座黄金屋时（原谅我用了这么粗俗的一个比喻），你极力控制自己不要被金光灿灿的一个角落引诱过久，于是你不断腾挪视线，想穷尽整个宝库...你最后收回视线后，你的脑海留下巨大的空白，你深感渺小与无力，你没有足够的箱子和马车拉运全部的宝物，即便是一小片金块的光芒足以让你受益终生。下面是一些合上书后还残留在视线背后的光晕，尽管挂一漏万：
1.海厄特提及德国，认为它的文艺复兴晚来了整整200年；我随后在书角记下了：中国的呢？即便作为一个自足体，为何新文化运动未能继续发展下去？古典传统试图以古希腊·罗马为轴线打通整个西方的脉络，为何我们的教育未能提供让这种尝试足够的土壤，有些努力一直停留在我们视线之外，我们被五光十色的世界迷惑地看不起脚下，看不清大地。
2.关于雪莱、济慈、莱奥帕尔迪、乔伊斯、莎士比亚、贺拉斯、品达、荷马、维吉尔、但丁、蒙田。。。。我们始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中国的先秦、魏晋、唐宋呢？当海厄特惋惜西方17-19世纪的古典教育未能提供给拜伦、雨果足以施展全部才华的条件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传统诗歌的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更改、更改自童年接受教育伊始，来自读古典作品教育的痛伤？而《斯通纳》里安沃克无处不在。。。
（本来想记下的更多，但限于时间就此停住）
这是第二次阅读《古典传统》，八个月前囫囵吞枣翻完了第一遍，而这一次用了近二十个小时也深感草率，文中一些边边角角的信息也足以让我们深谙个体的微小。
在五个小时前，我坐在31楼的咖啡馆和朋友聊起正在读的书，我感慨如果每天下午的五个小时可以分割成五十个小时，时间或许会更让人变得可亲。
《古典传统》读后感(六)：海厄特和他的《古典传统》
作者/王晨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吉尔伯特·海厄特所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部希腊罗马文明衰亡后的欧洲文学史，从黑暗时代写到20世纪初，涉及史诗、传奇、戏剧、散文、抒情诗和讽刺诗等体裁的著名作品，对欧洲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和流派做了梳理。就像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即使编制参考书目都是“一项浩大和西绪弗式的工作”。要在600多页的篇幅里清晰地描绘古典文明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材料的取舍剪裁必不可少。因此，了解一些作者和本书诞生的时代背景，也许对理解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有所帮助。
海厄特是苏格兰裔的美国古典学者，但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位著名人文教师。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海厄特还致力于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他的《教学艺术》（The Art of Teaching）在教育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古典学失去了在教育中一直以来不容撼动的至高地位，受到化学、物理、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等的打压，许多古典学的苗子被分流。“二战”后，科学主义在美国教育中大行其道，海厄特和盖奇（Gage）曾展开过人文和科学主义之争。《教学艺术》的序言中写道：“我相信教学是艺术而非科学，在我看来，将科学目标和方法用于个人是很危险的。”他在本书中也表示：“艺术研究不仅需要相机和千分尺，也需要品位和想象力。”
上面的背景介绍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与其说《古典传统》是学者专著，不如说它是人文教师写给美国本科生的一本手册，以唤起他们对古典文化的兴趣。这从书中的通俗语言和洋溢的热情可见一斑。出于这样的考虑，海厄特放弃了枯燥的学术语言，经常加入生动的比喻和热情的鼓励，比如第24章结语几乎就是一篇优美的布道词。原书还在目录中对各个段落进行了概括，便于读者查阅（译本限于篇幅未保留）。
但本书没有包括古典文学史，而是像副标题所显示的，把希腊和罗马文明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作为主线。虽然作者表示，就大部分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但古典文明毕竟早已终结，其文学传统的生命力只能体现在新传统中，用各国俗语写成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只有当古典文化渗入普通人的精神之中，它才能对现代世界产生最深远的影响”（309页）。按照这个原则，欧洲人用古典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被排除在外，吸收和借鉴了古典作品精神与内容的俗语文学才是介绍的重点。在选择材料时，结合得好的例子获得了大量篇幅，比如对莎士比亚作品所受古典影响的分析就占了整整一章，而结合得不好的例子则被一笔带过，比如谈到16世纪的德国文学时，作者表示：“我们看到的只是几位用拉丁语写作的人文学者——其中最有名的是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此外还有若干拙劣地复制业已过时的中世纪文体、被严重扭曲的古典理念和民间体裁的俗语作家。再有就是一大群足够虔诚，但欠缺真正品位和教育的宗教作家。”考虑到本书的通俗性要求，作者略去了结合的大部分过程，只将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
于是，我们看到古典文化一改遥远和神秘，以各种形式呈现在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比如爱伦·坡的《渡鸦》借鉴了阿纳克吕翁派的诗歌，济慈《夜莺颂》的开头可以听到贺拉斯的回响（《长短句》14.1-4）。莎士比亚的《暴风雨》（5.1.33-50）与奥维德笔下美狄亚的祈祷（《变形记》7.197起）何其相似，而诺夏特尔图书馆收藏的卢梭素材本中可以找到50多页关于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的笔记和记录，那是他在撰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留下的。
除了文学，海厄特告诉我们，古典元素也大量出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由帽和桂冠的原型都来自罗马，国民自卫军的军刀上镌刻着罗马诗人卢坎的句子：“不知道获得宝剑是为了无人受奴役。”（ignoratque datos，ne quisquam seruiat，enses.）拿破仑在投降书中自比忒米斯托克勒斯。美国纽约州卡育加湖周围的一些定居点被命名为荷马、奥维德、维吉尔、奥勒留、加图、西塞罗、汉尼拔……
不仅是模仿，欧洲文学也对古典传统做了重新诠释。古典神话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被他们无限灵活地改编。比如庞德就有从三脚猫的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和其他各式方言的诗歌中挖掘出鲜活画面的不俗天赋，而纪德、科克托和阿努伊等法国作家取材古典传说，创作出带有当代道德和政治意义的作品。
海厄特还在书中对古典乃至人文学科在现代的衰退进行了反思。从革命时代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个世纪里，古典学知识的传播和深度都有所发展。不仅对希腊和罗马的认识前所未有地深入，而且比以往更多的人开始对希腊和罗马有所了解。但一方面随着自然学科的兴起，另一方面随着把训练孩子们赚钱和动手能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实用”学校大量出现，中学和大学中的古典教育在“一战”前那两代人中间开始出现了滑坡，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严重。此外，古典课程糟糕的教学方式也难辞其咎，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实例，比如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描绘1866年他在一所加拿大学校所接受的古典教育时说：“老师的唯一目标就是填鸭，他们塞给我们的不是古典作品而是句法和韵律……于是我们恨透了色诺芬和他的一万名远征军，荷马令我们讨厌，李维和西塞罗对我们来说只是名字和作业……数以千计的人和我有过类似经历，不过我记得，我们当时对优秀作品还是如饥似渴的……在迷雾中攀登帕尔纳索斯山真是悲剧！”被败坏了胃口的奥斯勒后来投身科学，成为著名的医生。科学方法和知识的扩张还导致了古典研究的碎片化。大部分学者更喜欢小范围地研究单个作家，或者单个作家的某些方面，或者社会和文学史的某个狭窄领域，或者晦涩、非主流和无人探索过的话题。论文就像一块块砖，被全无目的地制造和倾倒出来，仿佛只是为了盖满每一寸地面。
在《古典传统》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试图改变上述弊端的努力。海厄特不是填鸭式的老师，而是作为向导，带领读者从黑暗时代启程，沿途领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景致，沐浴了巴洛克和革命时代的风光，直至进入我们的世界。作者较少使用说教，而是以文本材料和人物经历为评论基础，但与其说他是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不如说他的风格更像人文学者，时常可见其对文学作品道德意义的评价，就像他在结语中所言：“人的真正职责并非罔顾需求地扩张权力和积累财富，而是丰富和享受他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作者也考虑到读者中可能有专业的研究者，于是为他们准备了详尽的注释和参考书目，比如对《贝奥武甫》的一条注释横跨3页。出于强调古典与俗语传统的结合以及通俗性的考虑，作者在正文中对材料做了取舍剪裁，造成厚此薄彼，这些参考书目多少弥补了遗憾。
虽然本书出版于1949年，2015年推出了哈罗德·布鲁姆作序的新版，可见它并未过时。当年海厄特的初衷是用本书推动人文教育，今天这个目标仍有意义。古典文化不仅为后世文学提供了高度发达的风格技巧，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成了反抗狭隘和暴力、支持学术和科学思想的基石。意大利诗人德·波西斯（Lauro de Bosis）不仅创作了悲剧《伊卡洛斯》，更以这位古典神话人物的方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我们通过科学和工业变得强大，而如果想要让这种力量物尽其用，利用它为我们赢得长久的福祉，并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某些永恒的贡献，唯一的办法就是理解和传播一整套崇高的精神理想。其中一部分正在由我们自己创造，有许多来自基督教，还有许多则源于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价遗产，特别是艺术、哲学和文学领域。
（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黑死病》、《骑士之爱与游吟诗人》、《论欧洲》、《拷问法国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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