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派》是一部由圣地亚戈·迈特执导,多洛莉丝·房兹 / 奥斯卡·马丁内兹 / 埃斯特班·拉莫思主演的一部剧情 / 惊悚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帮派》影评(一):女权者的荆棘之路
如果说女性题材的文学艺术领域存在政治正确一说,那关于性侵犯及其相关议题目前最“政治正确”的方向大致有但不局限于:受害者victim(更政治正确的说法是幸存者survivor)去污名化;强调施害者的主观动因而非受害者的客观条件(例如衣着、职业甚至生活作风);强调侵害关系独立与施害者与受害人间关系(例如婚内性侵犯、熟人/朋友性侵犯等)。而Lady Gaga在今年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自弹自唱的一首Till it happens to you,作为一部反映美国校园性侵犯事迹与受害者访谈的纪录片“The Hunting Ground”的主题曲也带起了一股“受害者们勇敢站出来”的风潮,尽管歌词基本属于咆哮式地反复抒情,并无太多发人深省的字句,但因为搭上了这艘女权主义政治正确的巨轮,赢得一片赞声。
而当在女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蹒跚一些的国家和民众还在努力消化这些21世纪的政治正确时,一小撮艺术家们(当然是艺术家们)已经开始摸索着探讨与此相关的,更尖锐、更挑战传统社会认知甚至被视为绝对禁忌的一些问题,而阿根廷导演Santiago Mitre在他2015年的电影La Patota(中译名帮派)中,就试图探讨了“遭到性侵犯后怀上了施害者的孩子怎么办”这一问题,更具体一点来说是“年轻有为的委内瑞拉官二代(父亲是知名大法官)美女律师在遭到自己志愿支教地区乡民的有组织的性侵犯(俗称gang ban)并怀孕后怎么办”。该片目前已斩获电影节奖项无数,包括第68届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第6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大奖以及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但在民间的评论却出现严重两极分化:IMDb上仅有的两条观众评分从超赞(excellent)到毫无意义(pointless),而仰仗本土电影节得以观看此片的中国观众在豆瓣上也勉勉强强只打出了6.7分,且影片短评集中攻击了女主不分黑白是非的圣母(bitch)形象。更直观的体验是,在三里屯影院观看此片时,邻座的中年大叔从头至尾一直痛心疾首地低声臭骂女主角“神经病”,同行观影的朋友多半也对此片的“三观”发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攻击。
与此片中女主人公Paulina在遭到性侵后不久便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却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甚至能够一脸平静地走进性侵者工作的伐木场,告诉这个不久前对自己施以暴行的男人“等你下班了我想找你谈谈,我会在事情发生的那片小树林等你。”而此时此刻,电影内气炸的是一直以平等的姿态与女儿对话并试图尊重和理解女儿每一个决定的法官老爹,电影外气炸的则是观众席上的男女少老。而几乎是探讨了同样问题的本年度奥斯卡热门影片“房间(Room)”却几乎没有遭到价值观层面的攻击和诘问:女主角Joey在青少年时期遭到诱拐后常年遭受性侵犯和非法囚禁,而在她漫长的囚禁岁月中,Joey生下并抚养着她视作生命动力的儿子Jack。而电影则描述了Joey在Jack的帮助下有幸逃出生天后如何面对来自社会、家庭方方面面的压力。
尽管两部电影讲述了几乎是同一个核心事件,影片中各个角色的权力结构、其所坚持的立场以及影片更深层次期望传达出的信息却是完全不同的:“帮派”中女主角Paulina出身上层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怀着坚持“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理念去到祖国的偏远山村支教,而性侵者则只不过是偏远山村中一位目不识丁、亟待“被拯救”的伐木工人,因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性侵害关系中权力结构关系。不论是从社会、经济、文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Paulina在社会中所处于的权力阶层都远远凌驾与她的施害者之上。而在“房间”中,Joey与她的施暴者Old Nick之间的权力关系则是传统性侵害关系中典型的结构:施害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是物理力量)绝对凌驾于受害者之上。而此片中Joey自被诱拐之日起也基本被迫沦为Old Nick的“奴隶“,而这样的受害者与施害者间的权力结构设置也是相当符合大众一贯认知因而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的。
其次,尽管两位女主角都生下或将要生下因性侵犯而怀上的孩子,且两者看似都主动地做出了选择,然而只有Paulina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Joey的行为则更类似于别无选择的选择。“房间”的巧妙之处在于淡化了Joey“自主选择”的过程,从而使影片微妙地避过了一些极富争议的问题,更多展现给观众的是母子间相依为命的温馨互动,以及两人重新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然而刨去演员们的入木三分,其传递的核心信息并无新意。而“帮派”则走了一条更为险峻的路:电影不仅详细刻画了Paulina自主自愿地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突出了她不惜先后与男友和父亲闹翻的强硬态度,这种“我选择将强奸犯的孩子生下来”的态度随即颠覆了大众的传统认知,甚至吓跑了一些还在路上的“女性权利倡导者”。
“帮派”的导演甚至狡猾地安排法官父亲诘问女儿“如果强暴你的是你的男朋友那你还会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吗?”荧幕上的Paulina一脸正经地回答“当然不会了,那还用问?”而观众席上已经有性急的观众喷出一口老血,心念要是自己有这样的女儿非吊起来打不可。
然而细思之下,Paulina却绝对是世间罕有的认真践行女权主义核心理念的斗士之一:女性权利最终奥义之一便是agency,即女性要有选择的权利,更要有做出这个选择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资源去支撑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以及所做出的最终选择。简单举个例子,如果某位穆斯林女性出于丈夫或是父亲的胁迫不得不戴上面纱,那她对于是否戴面纱这件事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而如果一个穆斯林女性并未受到任何他人意志的干扰而单纯出于虔诚的信仰自愿穿波卡戴面纱,那这位女性则拥有选择的权利。然而agency的核心不在于有选择,而在于支撑女性每一个选择背后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倘若穆斯林女性因为没有受到与穆斯林男性同等水平的教育、无法享受类似的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甚至因为从小到大都不曾接受过任何有关自主选择和自主决定的训练,而突然有一天她们被凭空赋予了选择戴或不戴面纱的权利,那这种情况下的选择亦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
然而Paulina的决定是由她自身所处的社会权利阶层所支撑的:作为一名律师,作为大法官的女儿,如果Paulina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甚至是自己和家族所拥有的权利就足以使所有的施害者们失去他们原本已经卑微不堪的人生,而也只有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才真正赋予了她理性思考的余地和做出选择的权利。Paulina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个伐木工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做出这种将招致严重社会后果的暴行,然后再决定是否报警甚至是不报警,而那个孩子,在她眼里更像是另一个毫无关联的独立事件。
毫无意外的是,不论是“房间”还是“帮派”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的父亲们都作为传统观念的捍卫者登场:Joey的父亲在女儿回家后几天都无法看Jack一看,因为这个小男孩既是他的孙子,又是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强暴女儿的人的儿子。而Paulina的父亲尽管甫一出场就亮出左派身份,也十分“大度 ”地接受了女儿不追究性侵犯者们的决定,却仍然在女儿坚持要生下这个“强奸犯的孩子”后不顾女儿的意愿要将此事追究到底。两位父亲都兢兢业业地表演出了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父亲对女儿理所应当而又痛心疾首的爱。
百老汇话剧Heidi’s Chronicle中,女主角Heidi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起起落落的女权运动后,于落幕前黯然伤神地说“I thought we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我还以为我们都在为这个事业一起奋斗),然而当她回头时却发现当意气相投的好友们早已离经叛道。女权主义事业也好,任何从“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事业都好,全部都是走着走着人都散了的荆棘之路,而坚持走下去的人,一路上都会留下鲜血的芬芳。
《帮派》影评(二):[帮派]浅窥性侵,独解民主
曾拿下2015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大奖的[帮派],此次卷土重来,成为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编剧三大奖项。
本片聚焦四大亮点:手持镜头、两性角度解读性侵、民主教义、诘问上帝。毫无疑问,现实主义题材成为本片的一大基调。敏感话题与开放性的镜头遥相呼应,将电影打造成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帮派》影评(三):有实际行动的圣母心难道不比键盘侠要好吗(假装是长评的短评)
一个人的做法反映了这个社会的问题。Paulina的做法确实很难被人所理解,不过个人认为她不是所谓的圣母心。从影片一开始就能看出她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放弃更为容易的光明前途去为底层人民普法,那么这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坚持用教化的方式去对待强奸犯,她认为用暴力去对抗暴力是恶性循环,只用教育才能根治。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一个人的力量也确实螳臂当车,但是这个人的出现恰恰说明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此外影片中父亲的角色已经是理想中父亲的典范了,尽可能的支持女儿的做法,不过于干涉,尊重女儿不主流的思想,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在女儿身后保护她。
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多多引进拉美或者其他非商业片的优秀影片呢,期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