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著名作家）
杨公骥，男，汉族，出生于1921年，著名社会科学家，文学史家。代表作品有《中国文学》、《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等。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名誉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论著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文艺、语言、训诂、考古、民俗等学科，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杨公骥详细介绍
杨公骥的个人简介
杨公骥先生于1921年1月16日生于河北正定，原名杨正午。父亲为北洋军军官。儿时由曾是清末秀才的祖父启蒙。1932年祖父去世后转学至长沙接受中学教育。杨先生曾于中学三年的假期游历了南方的七个省份。1937年入武昌中华大学。1938年6月徒步至延安投奔革命，与家庭断绝联系。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延安，杨先生做过青年工作，当过文化教员，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做过木匠。1945年冬被分配至宣化新华炼钢厂做工会工作。1946年任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随学校迁至长春市。1953年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文革开始后受批斗，1969年冬被“编管”至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充当“五七战士”。1973年冬抽调回学校。1978年后担任“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生培养工作。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后被补聘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9年6月7日病逝于长春。
杨公骥的学术著作
《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1980年)
《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
著作选集
《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论文
《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49)
《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1950)
《中国原始文学》(1952)
《周代文学》(1954)
《商颂考》(50年代初)
《漫谈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诗篇》(1958)
《西藏古史考》(1958)
《变相、变、变文考论》(1961)
《漫谈桢干》(1978)
《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1980)
《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1980)
《泼水节古俗考》(1980)
《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982)
《<论文学主体性>读后感》(1987)
杨公骥的学术贡献
《中国文学》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
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汉巾舞歌辞句读和研究》
此为杨公骥先生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论文。“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的歌舞古辞，共308字。但由于“声、辞杂写”，自“江左以来”已“讹异不可解”，换言之，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已无人通晓。经杨先生逐字逐句地反复考辨，分别词类加以句读，于是巾舞歌辞的本辞、复唱、叹词、和声与标示角色、舞法、舞步、手势的字句便由混缀成一片的文字中分离出来，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是表演“母子离别”情景的。1985年，杨先生对旧文作了增订，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的题目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公莫舞》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破译的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在文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界，被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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