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传奇人生
文/王月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于1949年赴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在张充和身边，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她总爱待在自己的小园里，向着断井残垣，梦想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上世纪50年代，卞之琳不再写诗。他将自己近百万字的小说《山山水水》烧掉。这小说写的是他和张充和的故事，已不符合时代的主题。1953年，他投身于江浙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一个秋夜，诗人来到苏州，被安排住进了九如巷3号的张家老宅。
这实在太巧，这里是张充和以及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四姐妹的旧居。这一晚，卞之琳在日记里这样记述：“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诗人觉得这是缘分，便把这几张纸取走保存。
回到九如巷时，张充和已经16岁。她出生于1914年的上海，却在合肥长大，因为她的一个叔祖母没有后代，便将充和过继过去。
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她花重金为充和请塾师。头一个爱教骈文，她不满意，又请了一个朱先生。这个老师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
充和便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课堂在合肥张家的藏书楼的一楼。二楼藏着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小说、剧本，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叔祖母让充和随意看书，她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叔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大家庭。和她三个时髦的姐姐相比，充和一直待在乡下，所以有些土气。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接受的是相当洋派的教育，她们知道新文学、白话文，知道胡适之。充和只会古文。
充和的父亲是昆曲迷，每个星期他都会请来老师，让自己的女儿们学唱昆曲。在充和过来之前，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充和来了，看到姐姐们唱昆曲，她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曾经读过的句子，都是可以唱的。
多少年后，身在美国的张充和，当起了昆曲老师。她在大学里讲授、示范演出昆曲，让美国人对昆曲之美感到震撼。而她的弟子，也促成了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张充和在美国的弟子陈安娜曾撰文回忆老师：“充和教学生是很认真的，因为她自己学昆曲就非常认真，每首曲子至少拍一百遍，把握了唱腔和气口以后才吹笛子。”
如今昆曲所用的笛子，有两根，一根是尺字调，一根是小工调，这是经西洋钢琴定音后的结果。但充和的笛子，只有一根，是老式的平均孔笛子。如果用这种笛子，音准就跟别的乐器配不起来了。
陈安娜提醒充和，现在昆曲的世界已经变了。但充和却说，“我已经快一百岁了，难道还要我来适应你们的昆曲世界吗？”
过去的昆曲，讲究咬字吐音，讲究基本功，而非急着上台，将身段变得毫无道理的繁复。1986年，为纪念汤显祖诞辰300周年，充和回国，与大姐元和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让台下观众见识了旧世界的风采。这才是水袖轻舞，余音袅袅。
台下一位日本观众看哭了。他说，这是大家闺秀演绎大家闺秀的传奇，精彩、传神。后来，演出的剧照被俞平伯看到，他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但充和却始终不喜欢登台，每次演出都要鼓足勇气，演出之后好像大病了一场。她喜欢待在家里，在曲会上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1933年，张充和离开苏州，前往北平，去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没有事做，她便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结果国文得了满分，数学得了零分。北大还是破格录取了她。
这一年，卞之琳刚刚从北大毕业。那时他已是诗坛新星，闻一多夸他是“技巧专家”，又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是一个榜样。初秋的一天，诗人去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沈从文，看到在槐树下，巴金、沈从文，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正听着这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说话。
充和的北大生活很活跃。她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便被同学们称作“小红帽”。相比学业，她更爱的是昆曲，常常和卞之琳这些好友去戏院。曲终人散，已是北平城的深夜，男生们首先送充和回到沈从文家中。
后来，充和因病未能完成北大的学业，她回苏州养病。抗战爆发后，她便去了昆明，与沈从文的九妹同住在一个房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则吹着笛子，将弹琵琶的、弹古琴的都吸引过来，她的房间便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张充和。汪曾祺是她的粉丝，“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那时没有录像，张充和是如何娇慵醉媚，只能从画上看。
那是1938年，充和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演出昆剧《刺虎》。张大千邀她到家中聚会，充和演了一段，张大千极为赞赏，当场挥毫，画了两幅小品送给她。
一幅是古装仕女持扇立在芭蕉下的背影，另一幅是水仙花，象征充和演出时的身段。充和一看这水仙，就做了一个身段，问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身段，张大千点头说是。
后来，张大千访美，听说充和家的花园里芍药开花了，便天天到她家去作画。仕女图和水仙花，充和还挂在客厅里，不过她已不记得那时她唱的是《闹学》还是《思凡》。
那时的充和，很少工作，但她衣食无忧。叔祖母在合肥为她留下田产，她可以靠收租过活，不必依附他人。相比要养活一家子的沈从文，她手上宽裕得很。
沈从文喜欢带她去淘古董。看到心爱的便让她买，“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充和心里明白，“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战争期间，万事艰难。在沈从文家中，充和的书桌是四个煤油桶上搭起的木板，她就穿一身朴素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坐在蒲团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书、习字。书桌可以简陋，但笔、墨和砚台必须是最好的。
在昆曲之外，充和毕生的爱好还有书法。幼时她跟着朱先生临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很小就能写大字，甚至题匾额。后来又写小楷。她性格活泼，26岁住在大院子里还要爬树。她那时的字也很俏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拘一格。
1940年，张充和转往陪都重庆，认识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教学生，不说她哪一笔不好，哪一字不对，只告诉充和，你应该看什么帖，临什么碑。在这之后，充和的字就有了更多纪律。
去歌乐山的沈尹默家，充和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者去搭运煤油的卡车。回去也是坐公交。有次沈尹默坚持要送充和去坐车，但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目送他平安返家。
沈尹默习惯早起临帖练字，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充和也学着这样，勤练不辍。
当时在重庆，空袭警报要响三次，头一次是告知将有敌机来袭，这时候就要停止手头的工作了；第二次是告知敌机已经接近，必须下防空洞了；第三次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到达。
防空洞就在充和的桌子旁边，她随时可以下去。但等着警报无聊，她就练字。张充和的字，很多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响之间写的。她写小楷，因为那时不会有人替她磨墨了。
张充和的爱好，在一群新青年中显得格外另类。大家都忙着追赶潮流、接受新思想，她却停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她看不上用白话文写作的人，觉得卞之琳的新诗缺乏深度，对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却颇有好感，哪怕刘文典口出狂言，说沈从文一个月只应该拿4毛钱薪水。
张充和初识沈从文，是在1932年的夏天。一天，九如巷3号来了一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姓沈，来看张兆和。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礼物，全都是书。然后，一家人都听着他讲故事。这年冬天，沈从文又来苏州，大家又想听故事，晚饭后就围坐在炭火盆旁，听沈从文讲湘西的故事。
充和听得有些倦了，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喊：“四妹！四妹！”她惊醒，发现是这个第二次来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但第二年她就去北平参加婚礼了。
在沈从文之后，卞之琳也来到苏州九如巷。那是1936年，卞之琳回家奔丧后，到苏州拜访养病中的充和。充和很高兴，病中无聊，难得有朋友来看她。她便自告奋勇地陪同卞之琳，游览了苏州的所有风景名胜。
此时的诗人，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3年前他就陷入了单相思，拼命给张充和写信，信里又从来不会吐露爱意，只会说日常事情。充和嫌有点啰嗦了，看过就丢，从来不回。
充和眼中的诗人，有些木讷，有些孤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也不好拒绝他，因为他从未表白，“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但诗人还以为，是他太矜持，而对方太洒脱，才错过姻缘。
3年后，在苏州，诗人又觉得爱情的种子突然萌发了。他开始做起好梦，“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沈从文《黑魇》）
但他又预感这不会开花结果。诗人开始纠结，便写了《无题•断章》这样的诗。
诗人写给充和的情诗，每一句都绕得千回百转：你的笑影让人想起春水，又联想到水能载舟，便让船载着你去看杏花吧；散步时发现衣襟眼上可以簪花，联想到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就算是写出像《鱼化石》这样“直白”的情诗，还要借口是一条鱼或是一个女子所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抗战结束，充和回到北平。1947年，她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她继续借住沈从文家中。一个叫傅汉思的德裔美国人经常来访，他在北大任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要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学中国话，也要找沈从文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他来得太勤，让沈从文以为，这个外国人是看上充和了，便不跟他多谈。傅汉思一进门，沈从文便大喊：“四妹！找你的！”
跟中国传统男性不同，傅汉思热情开朗，又很主动。充和并不讨厌他，跟他交往起来。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那年她35岁。
两个月后，两人乘船远渡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对于时局，张充和并不关心。
1936年，她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不少散文，这些就被编成了《小园即事》。其中文章，有的像是小说，从她的童年经历敷衍而来。有的则像是命题作文，写箫，写门，写路，写自家的庭院。
充和写道，张家在九如巷的庭院，总是要被家里的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布置。姐姐爱富丽，所以种上两棵牡丹；四弟想学农，就种上各种蔬菜；她自己想种些四季常青的草，却被专业人士否决，便种上了黄花菜，又名萱草。她还种上了茑萝，爬得满篱都是朱红的小花，像火红的星星。
她时常就从这篱笆门下走过，茑萝就在她头上拂着。
她一直写到1937年8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但她写的，依旧是小女儿的絮语，而非激扬文字。
只有一篇《风筝》比较特别。文中的“我”正在跟先生学《论语》，听见窗外飞机的响声，以为是张小二放的大老鹰风筝。飞机不见了，我以为是风筝脱了线，便去安慰张小二。张小二却没放过风筝。第二天我看到风筝又脱了线，又去找张小二，结果发现张小二的二姨被炸死了。风筝其实是飞机。
对充和而言，她无意控诉战争的恐怖，更多还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在合肥，她没有玩伴，只有书房和先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才把合肥上空的飞机，当作是断了线的风筝。
母亲不在身边，她只有叔祖母，别人问她：“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回答：“祖母。”
祖母信佛，法名识修。识修在家修身养性外，也去寺庙庵堂修行善为。充和那时也皈依三宝，会诵几种经咒，如大悲咒、往生咒，心经之类的短经咒是会像流水似的背出，被出家人视为佛门小弟子。
那时充和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叫她念经念咒她都很高兴。她还喜欢去罗汉堂数罗汉。这是有讲究的，自己多少岁，数到相应的罗汉，就是将来的自己。
充和一个个去数。她数到的罗汉，有的是一个老者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手拿一本书，有的身上缠着一条蛇。但一直数下去，她都找不到她喜欢的样子。
后来，充和想起往事，也想起《思凡》中有一段写这些罗汉：“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充和感叹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她找到的自己，也总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干脆放弃吧，让自己忘了自己吧。这也就是物我两忘，随心所欲。
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合时宜的张充和。她写道，“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我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去。”她却说，“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要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
不想去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在美国，她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就去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空了便去照料她的园子。
她种了牡丹和玫瑰，也种上蔬菜和果树。竹林下有一张长椅，她来坐着，写诗道：“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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