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莫格：戴高乐包装出的法国英雄

　　 居伊·莫格（1924.4.26-1941.10.22）

　　2007年8月30日，法国各地中小学开学前夕，国民教育部发表最新公报：将2007年10月22日定为二战时作为人质被维希政府杀害的居伊·莫格牺牲纪念日，所有的中小学校学生，不论年级、班别，都必须在当天早上朗读居伊临刑前留下的遗书，各级教育机构应组织相关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学生普及二战历史尤其是法国抵抗运动历史。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将于当天访问居伊生前就读的卡诺高中，与学生们一同怀念66年前为国牺牲的小英雄。

　　公报甫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全国中学教师工会、教育业工会联盟两大教师团体首先发难，拒绝执行“朗读遗书”的规定，认为政府此举是“利用历史为工具，以达到党派或个人的政治目标”，将“导致学界知识混乱”，并担忧“政治家的滥用”将使“教师的自由教育权”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逻辑性”遭到史无前例地践踏。随后，各地方教师工会也开始议论纷纷，铺天盖地的谴责声明和抗议信，为开学初的热闹景象又添了一把薪火。

　　全国上下的争论也蔓延至学术领域，历史学家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等权威性部门组成了“警惕公开擅用历史”委员会，指责教育部长达科斯和总统萨科齐“不惜利用有争议性历史人物为年轻一代制造英雄”，或者“给学校创造爱国主义神话，而不是以批判的眼光了解历史”。

　　这所有的负面言论使得教育部长一时间面临巨大舆论压力，也使得已在各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备受责难的总统萨科齐，重新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政府并未因此松口，由萨科齐亲信控制的数家电视台已准备将居伊·莫格牺牲纪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段介绍英雄事迹、名为《遗书》的两分半钟短片，在2007年10月17至22日每天在法国二台、三台、四台和五台国际频道播出。政府执意将“英雄”活动进行到底，教师与史学家争吵不休，夹在中间的普罗大众，只能在对这段历史的确信与狐疑中继续游移。

　　居伊·莫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故事为何在六十多年后再次受到政府的关注？他的身上究竟有何疑团，让教育界和历史学界都陷入了与政府的口水之争？他的牺牲是否具有历史价值和反侵略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算不算一位真正的国家英雄呢？

　　少年居伊

　　居伊·莫格，他的全名是居伊·普罗斯佩·欧斯塔什·莫格，1924年4月26日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父亲普罗斯佩·莫格是一名铁路工会成员，也是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地区的骨干份子，拥有巴黎第17区共产党代表的头衔。居伊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便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强烈的热爱，在刚踏入中学时，便加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会。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法国共产党遭遇的挫折使这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家庭难逃四分五裂的命运。

　　1939年8月23日，苏联面对蠢蠢欲动的德军，为求暂时自保、养蓄实力，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法国共产党随即响应，宣布支持苏联的决定。法国国防部长达拉蒂埃一怒之下，将共产党划为非法组织，下令强行解散。居伊的父亲普罗斯佩·莫格首当其冲，于1940年2月被捕，随即押往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治犯集中营；居伊的伯父亨利·莫格则幸免于难，但也加入了当年夏天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长辈们突然生死未卜，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却始终没有放弃父辈的信念，居伊的姐姐罗莎莉于1941年加入地下组织，很快也成长为一名干部。

　　父亲的被捕给居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年仅15岁、一直保持优等生称号的居伊不得不中止在卡诺高中的学业，与母亲和弟弟塞尔日流亡到法国西部的芒什省寻求政治避难。然而不久后他便只身回到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会的地下武装组织。其间，他曾经致信当时的法国国民议会主席哈里沃，要求政府释放父亲，未果。随着巴黎沦陷，维希傀儡政权的建立，共产党成为头号捕杀对象，城内一时间血雨腥风，但居伊仍不放弃地下工作，每天悄悄在街道上张贴反政府传单，秘密组织共产主义宣传会。一切的活动，都在家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

　　然而，尽管行踪极其隐蔽，地下运动的日益壮大还是引起维希政府的警觉。居伊也最终难逃政府间谍网的魔掌：1940年10月13日，他在巴黎铁路东站被3名警察逮捕，罪名是“非法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几天后便押往佛雷斯内少年犯监狱。第二年开春，巴黎青少年法庭对其进行了审判，由于是初犯，行为看来也不甚严重，居伊被法庭勒令“返回母亲身边，并随时接受当地警察局的监管”。但好景不长，他又因宣传共产主义被芒什省警察局逮捕，辗转了好几个监狱之后，于1941年5月15日押解到沙塞尔集中营，重蹈了父亲的覆辙。在那里，关押了几乎所有的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0月期间被捕的共产主义分子。狱中的居伊并不孤独，在10号少年犯监仓，他结识了年纪相仿的赛玛、斯科拉里等人，后者在出狱后，成长为巴黎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7岁的就义者

　　牢狱生活并非说明被捕的共产党人便得以暂时免去性命之虞，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彻底改变了包括居伊在内的26名政治犯的命运。1941年10月20日，德国占领部队的一名副官卡尔·霍兹在法国南特被三名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枪杀。事件震动了当时权倾法国的贝当元帅，他的部下——内政部长布舍立即下达严厉措施，要求尽快抓捕嫌疑犯归案，他甚至连夜从监狱名册上挑选了61个称为“头号危险人物”的共产党人，组成一份人质名单，声称如果南特暗杀事件的主谋还不自投罗网，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将遭到枪决。根据现存的历史档案显示，居伊·莫格的名字当时并未列入这份61人名单之中，但在德军审核了名单之后，鉴于本国的“人质策略”标准，将居伊的名字也加了上去，使他成为了名单中最年轻的受害者。第一批15名人质随即被执行枪决，两天之后，暗杀事件仍然茫无头绪，德军占领区总指挥奥托将军暴跳如雷，从剩余的名单中挑选了27个名字充当下一批牺牲者，而这27名人质，都来自沙塞尔集中营，其中便包括居伊·莫格。

　　1941年10月22日，距离沙塞尔集中营两公里处的萨布里埃刑场上竖起了9根木桩，27名人质被准许在30分钟内写好给亲属的遗书，然后分为3组执行枪决。尽管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数个月的关押期间已暗中策划好了暴动，然而面对傀儡军荷枪实弹的包围圈，虽然人们激愤莫名，却不敢有所行动，因为这将招致更大规模的屠杀。为使同胞走得更有尊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包括居伊·莫格在内的27名人质在歌声中被押上了开往萨布里埃的卡车。刑场上，当德军询问是否需要用黑布蒙上眼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严辞拒绝，从行刑开始到结束，牺牲者们一直高喊着：“法兰西万岁！”

　　居伊在遇害前一天写下了一封绝笔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的弟弟，我深爱的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求你们，尤其是妈妈，一定要勇敢。我希望像走在我前面的人那样勇敢……当然，我宁愿活着。但我衷心希望的是，我的死能达到某种目的……17岁半，我的生命短暂，但除了离开你们，我没有遗憾。”萨科齐总统要求学生们朗读的正是这封信。

　　居伊之死没有为他的家庭蒙受的灾难划上句号，母亲收到遗书后，担心自己仅存的小儿子塞尔日也会遭到政府迫害，于是将其乔装打扮成女孩，一同逃往邻近省份。12岁的塞尔日不堪忍受长途跋涉、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活，父亲被捕、哥哥被杀的场景一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终于在1944年4月19日因感染脑膜炎而死去。他们的母亲朱丽叶侥幸存活下来，随后也回到巴黎，加入了解放运动委员会，并于1945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当选巴黎市政顾问。同年7月22日，应戴高乐将军的号召，人们为在南特暗杀事件中牺牲的所有人质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国葬，遭纳粹枪杀的所有抵抗运动烈士和英雄们拥有了他们最终的安息之处，和一块表彰爱国主义精神的纪念碑，而居伊·莫格的墓地旁边，则长眠着他那早夭的弟弟塞尔日。

　　父辈友谊带来死后殊荣

　　居伊的遗书和生前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并跻身国家英雄的行列，并不是偶然的。在居伊及其他26名共产党人被枪决后，一位同时关押在沙塞尔集中营的15岁共产主义青年会女战士爱思特·高登，奉地下组织之命搜集所有被害者留下的笔记资料。通过她的努力，居伊的战斗精神和慷慨赴难的动人故事不久便在法国抵抗运动阵营中流传开来，成为人们心目中抗击纳粹、光复法国的爱国主义小英雄。1944年12月28日，戴高乐为居伊·莫格追授二战十字勋章和抵抗运动纪念章，1946年2月9日，又为他颁布了象征为国家做出最杰出贡献的骑士荣誉勋章，并将巴黎17区的一条街道和一座地铁站命名为：居伊·莫格。

　　至此为止，在沙塞尔集中营所有被纳粹杀害的死难者中，只有居伊一人在身后享有如此的殊荣，其它受害者的名字几乎都从此销声匿迹。而且，在南特暗杀事件牺牲的人质中，居伊并不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据资料显示，在居伊牺牲日的同一天——22号，总指挥奥托将军下令在南特处决了16名人质，在巴黎近郊处决了5名人质，这21名死者中最小的是不到17岁的安德雷·勒摩尔，他在牺牲前勇敢地高呼：戴高乐万岁！然而，他的英勇表现却并未得到戴高乐的青睐。

　　20多年后，戴高乐去世，人们不禁开始细究他为何当初如此不遗余力地“包装和推销”居伊·莫格。人们发现，居伊的父亲普罗斯佩·莫格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便与戴高乐相识。在其后的法国抵抗运动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法国光复后也是私交甚笃。1956年6月普罗斯佩的妻子朱丽叶，也就是英雄居伊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时，戴高乐甚至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悼念之情。

　　质疑英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共产党在政坛上逐渐式微，历史学界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与意义开始重新进行考量，并发出了与传统的理解不同的声音。居伊·莫格的“抵抗运动英雄”称号开始受到质疑，他宣传共产主义是否属于“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作为人质被杀害与作为战士被杀害的结局是否存在质的不同呢？

　　1991年，在南特暗杀事件与人质牺牲纪念日，法国共产党主席乔治·马沙亲自主持纪念活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年参与暗杀行动的青年会成员之一，吉尔贝·布鲁斯林忽然出现在聚集了一万五千人的纪念现场，手中挥舞横幅，上面写道“我是南特事件策划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理应在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当场痛骂：“马沙！这儿没有你的位置！”这一丑闻当时震动全国。

　　2000年，《居伊·莫格：被枪决的童年》一书出版，作者详细分析了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否属于抵抗运动，以及居伊·莫格英雄称号的合理性，使法国共产党历史和小英雄的疑问重新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皮埃尔-路易·巴斯便是那位搜集沙塞尔集中营牺牲者资料、将居伊事迹公诸于世的女共产党员爱思特·高登之子。

　　两年后，历史学家让-马克·贝里耶和佛兰·里埃格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法国共产党由于支持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抵抗运动正式开始后，并没有即时投入对德斗争的阵营，居伊以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身份进行秘密宣传工作，只属于党派宣传，而不是反侵略宣传；法国共产党直到1941年6月苏德关系正式破裂后，才投身反纳粹抵抗运动，而此时的居伊已经去世了。其次，居伊是被法国警察逮捕，在法国的法庭进行审判，与德军无关；他“非法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之所以成立，是援引了国防部长达拉蒂埃为打击法国共产党制订的法律条文，因此居伊的被捕和受审并非直接由于他从事抵抗运动。再次，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因南特暗杀事件遭受无妄之灾的人质，而忽略了三名策划和参与行刺的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他们之后的遭遇如何？有没有被德军打击报复？身为组织者之一的吉尔贝·布鲁斯林为何突然现身1991年纪念活动并制造了如此丑闻？作为真正的反纳粹英雄，他们始终被人质居伊的光芒掩盖在历史的角落里，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英雄”之名所隐藏的不公正。最后，法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着力描述沙塞尔集中营里关押的共产党员之惨况，似乎有意转移公众视线，隐瞒1939-1941年间迟迟不参与抵抗运动的事实，但是，沙塞尔集中营的囚徒绝大多数都是在1940年被政府逮捕，罪名大多是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与抵抗运动毫无关联，所以集中营的经历也不能为居伊成为国民英雄提供理由。在这个国民信仰普遍没落的时代，为了推出一个国家英雄，我们不惜篡改历史和塑造英雄，这恰恰是对烈士的侮辱。

　　回到2007年10月22日，居伊·莫格全国纪念日照常推出，尽管教师们反应冷淡，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却仍然如火如荼，官方印制的居伊·莫格首日封和邮票也在当日上市出售。2007年10月26日，由于朗读遗书在各地学校都引发争议，教育部宣布自2008年起，10月22日将更名为：抵抗运动青年战士纪念日。政府态度软化，刻意将问题模糊处理，最终使学界抱屈不平的声音渐渐平息，至于居伊·莫格是否真正能够担负英雄之名，将寄望于历史学家们能否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为公众释疑。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的建立，不仅需要接受几代历史学家的反复质疑，而且必须通过广大民众自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拷问，才能终究彪炳青史，为后世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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