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

　　丁菲菲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办公室冬天极冷，要靠电取暖烤手，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他戴着茶色的眼睛，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他的聪慧、坚持与隐忍，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老派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

　　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1955年，杜润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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