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喜欢的东西多，涉及的类别广，大小朋友遍及三教九流。

就我的理解，王先生不管玩也好，收藏也好，研究也好，对于器物，对于小生命，背后有一个一致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审美感觉。他喜欢观赏鸽、鸣虫、大鹰、獾狗，但对于老北京常玩的百灵就兴趣不大，甚至他母亲金章女士擅画的金鱼，他也了无心得。

搬家后的王先生显出老态，最直接的影响是不下厨了。有时留饭，就到周围小馆子，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点菜，并不征求意见，然后详细交待厨师该如何做。有一回去一家饭馆，进门就见一位当代书画名家题写的店名，他驻足凝视片刻，评价道:“他就是哆嗦。”大家忍俊不禁。那次聚餐有道鱼做得不好，他孩子气地觉得没面子，把厨师叫来好一顿指点。后来与他同乘出租车，车上无线电播着相声，一会儿他就忍不住了，让司机关掉:“这哪是相声，这是胳肢人”。

夫人袁先生去世后，他已经无力再做较大规模的工作。有一次去看他，时值盛夏，他如此高龄自然不适合开空调，屋里温度不低，一见面他就建议，“咱们一块儿光膀子好不好”，第一次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推说不觉得热，他就也穿着衣服。下次去他又提议，我遵命了，袒胸挥扇大聊其天。

聊天的话题很广，但每次他都会涉及的话题只有两个，一是观赏鸽，一是“三反”。他觉得他关心的那些器物和小生命，大多都过了危险期，“大概不会绝了”，惟有观赏鸽，感到依然很危险。所以他说，其他不管了，只写些小文章为观赏鸽呼吁，不过所得到的效果并不让他满意。

至于“三反”，则他始终不能释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先生全没逃过去，“三反”被关了近一年，右派帽子也是高高戴着，“文革”更是被抄家下干校样样不落。但谈起反右，他记起来的是跑到西山捉蝈蝈。 “文革”则大柜当床，干校也有大摆鳜鱼宴的愉快经历，那些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而惟有 “三反”，在他是锥心之痛。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特别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或者盗窃，虽然最后没有任何证据，但也没有正式结论，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又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这涉及的是清白问题，在王先生那儿，实际上触犯了他人格的底线，是无以复加的侮辱，对他而言比那些政治帽子不知严重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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