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珍：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
蚊/宋石男
1912年1月26日晚，同盟会员彭家珍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数日后，清帝退位。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彭”不止“收功”，更是“收宫”。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为同盟会历史上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风习
要了解一个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先得了解这个暗杀时代。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7年，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之人）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更是“暗杀主义”之代表作。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克强，即黄兴，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年与胡汉民通信，胡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壁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同盟会三个大佬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四个：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曾参与其间；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其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史略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50起。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为配合武装起义而行刺敌方大僚。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澄等，都是以个人的孤注一掷为集体起义开路，多半带着“擒贼先擒王”的盘算。
二是武装起义失败后，暗杀“罪魁”以泄愤。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要孤身与清军协领余大鸿拼了；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也是因为多次起义失败，要用一己肉身搏杀敌首；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而李沛基又炸死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这又是以个人的袭击报复为死难的同志招魂了。
三是跟具体的起义无关，只是激烈政见的宣泄方式。如1910年陈与燊谋刺在他眼里“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年又有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
最后一种则是考量大局而必须除掉的障碍物，如1912年三烈士刺袁世凯未遂，以及稍后彭家珍刺杀良弼。他们希望通过除掉“元凶巨恶”而使自己理想中的革命成功。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非常复杂，其思想根源却大致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二者常被混淆，但绝非一物），一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他们读了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刺客彭家珍
了解完“当暗杀已成习惯”的渊源，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最后的刺客彭家珍的世界。
彭家珍（1888-1912）年，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受父亲影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他的一个朋友回忆，当时连彭家珍在内的7个年青会员跑去剃了光头，合影留念，以示革命决心。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驻成都外北凤凰山。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
此后直到1910年初，彭一直在清军担任下级官僚，并两度失业，于是去往沈阳碰运气。7月，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
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10月，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10月11日，汪精卫邀集他与白逾桓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此间，彭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彭家珍在1912年前的重要事迹大略如此，下面再补充两条有趣的材料。
一是他的理想主义。1911年父亲催婚，彭家珍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仍为彭守节终身。
二是他的外貌。一般人想像中，孤胆刺客一定都英气逼人，样貌不凡，彭家珍却让他们失望了。他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在上海曾见彭，其“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刺良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圆面、浓眉，年约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彭死时还不到24，看上去已经像三十许，说明他长得老气。
1912年8月9日，孙中山参加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四烈士迁葬仪式。
彭家珍行刺缘由
1912年，是彭家珍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年。此时，清廷控制范围只有东三省、直隶、鲁、豫、甘肃、新疆八省，而民军所控制的则有十四省，约占2/3。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南方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9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陷于僵局。
袁、孙以外，另有第三股势力，那就是以良弼等宗社党为实际魁首的清廷贵族，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的正式亮相是1912年1月12日，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成员大多胸前刺有二龙、满文姓名，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良弼幼年在成都生长（跟彭家珍还算半个老乡呢），乃清宗室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满清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
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刺杀他的显见理由。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或者说，为什么是彭家珍呢？
当然有。一是“为友人复仇说”。同盟会员韩锋撰文称，彭家珍刺良弼是为私交莫逆的吴禄贞报仇。吴曾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也是革命党人，后任山西巡抚，于任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说为黎元洪主使）。但彭家珍当时以为是良弼所为，故愤然行刺。韩锋其时与彭家珍有交往，彭、吴二人也确实交情匪浅，“为吴报仇而行刺”的说法，也许并非无根之谈。
二是“袁世凯借刀杀人说”。同盟会员李华英撰文称，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满清亲贵惟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而彭家珍决然自任。此说也有可信成分。袁氏在良弼遇刺后第二日，1月27日，即安排段祺瑞等40余将相联电清廷，主张共和。良弼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袁氏。
此外，彭家珍的刚烈性格及个人英雄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行刺前他给同志写的《遗赵铁桥黄以镛书》，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绝命书》中，他说自己早先在东三省即“欲尽个人主义去赵尔巽，不过对四川一省起见，义稍狭隘，竟未实行”。又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气味真是透纸而出。
其实，导致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往往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以上诸说，也许都可纳入刺杀良弼的“多元缘由”中去。
刺杀良弼：接近真相的一种叙述
关于彭家珍行刺良弼的全过程，坊间有太多版本，仅笔者眼见的就有黄以镛、陈宪民、韩锋、李华英、税西恒、陈春生、常顺、李炳之的多种记述，还没算姚锡光、冯自由、汪精卫等多人为其撰写的传略，以及当时报章五花八门的报道。究竟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真相不能绝对重现，历史学者只好凝视众多材料，然后讲出自己看到的东西。而在我眼里，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前后如下：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资政院各王公开会时，用炸弹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资政院的入场券时，资政院已散会，王公们都走了，结果没炸成。确定要刺良后，彭家珍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他不认识良弼。不认识怎么炸啊？炸错了怎么办？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罗春田、哈满章等人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满清诸权贵之相片，他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
其次，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顾影自豪，更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第三，采取何种方法？与暗杀团成员反复讨论后，彭家珍提出，街头狙击的办法并不好，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因此，最好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
第四，找谁做助手？本来彭家珍想找同盟会员王崇义、段子均相助。王崇义膂力很好，又沉着，可惜不久前在屋内摆弄炸弹，不慎走火，当场被炸伤右眼和右手，现正在医院里躺着。而段子均又密往他处，调查起义地点。两人均无法与彭家珍同去。在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有类似状况——荆轲刺秦前就在等一位剑客助手，老没来，太子丹又催，他只好跟软蛋秦舞阳同去。彭家珍出发前，心里一定揣着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第五，如果被捕，怎么说？当时，彭家珍等同志有约定，一旦事未成而被捕，落在袁世凯手中，即称良弼所遣；落在良弼手中，则说是袁世凯所派。总之要把烂番茄往对手脑壳上扣。
问题基本解决，现在要看的就是运气了。
1月26日（腊月初八）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称是。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就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殉国。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清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亦有贡献。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谢奉琦为左将军）。“彭大将军”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龙卷风样扑来，其中吴修龄那幅我最爱：“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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