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轺：从“飞虎”到车夫的传奇经历
文/方军
199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在南京落成。纪念碑上雕刻有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共3294人。其中，中国870名，苏联236名，美国2186名，朝鲜半岛2名。为空战而牺牲的3294人中，好些英烈都曾都是吴其轺的战友。
吴其轺本人1936年投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空军同日军作战。他曾三次被日军击落，又三次在“自己强烈要求下”重返抗日蓝天。1943年，经国民党空军轰炸总队队长徐康良介绍，他转入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的5大队飞行。在抗日战争中，吴其轺总共获得17枚奖章。
屡伤不改蓝天志
吴其轺1918年出生于福建闽清，1936年，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学校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他和同学们从杭州一直走到昆明。1941年毕业后，他被编入中国空军第5大队，驻守芷江机场，军衔上尉。
吴其轺在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中累计飞行了800多小时，他驾驶的战斗机总共被日军击落过三次。其中第一次被击落时也带给他飞行员生涯唯一一次重伤。
那是1941年6月22日，中国空军最艰难困苦的一年。当时吴其轺在成都机场。敌机来袭，吴其轺与机长洪养浮共同驾驶毫无作战能力的六架教练机立即升空往广元疏散。途经岷江快活林一带，他们与4架日本神风战机相遇。在离江面40米高度，吴其轺被日机击中落水，臀部、腿部多处受伤，被飞机扣在水中。日机担心中国飞行员没死，又一个俯冲下来扔下了一串炸弹。
吴其轺屁股中了4弹。如果不是飞机金属物质的阻挡，子弹会穿过他的身躯。受伤的他在水中昏迷了过去，是老乡们划船，将落水的洪养浮和吴其轺救了上来。吴其轺至今记得，因为飞机发动机已起大火，飞机烧得通红，附近的江水也很烫，好几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烫伤了。
吴其轺在广元养伤一年多，伤好后又回部队。1942年，国民政府发给吴其轺二等三甲伤残军人证书。可是，吴其轺找亲属开出假证明，证明他可以重上蓝天和日寇作战。在他的多次强烈要求下，部队经过谨慎考查，又让他重新驾机。
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岁月，自1942年，一批美式战斗机、轰炸机补充进中国空军。1943年春，吴其轺驾驶美式P—40飞机对湘潭日军进行打击，被日军防空炮火击中，飞机机身、机翼都中了20余弹，吴其轺硬是穿过日寇层层防空炮火网，摇摇晃晃地将飞机飞回芷江机场。当他走下飞机时，美国飞行员都伸出右手拇指夸赞他：“我们美国飞机过硬，你们中国的飞行员更过硬。这飞机被打成了马蜂窝，还能摇摇晃晃地飞回来。了不起！”
1945年，侵华日军已元气大伤。从1943年7月起，中国空军与美国第14航空队主动出击，寻找日军航空队主力决战，还实施长途奔袭，广泛轰炸、摧毁日军的机场、设备和其他重要目标。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吴其轺和战友们多次以大编队机群对日占武汉、南京、广州、桂林等日军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1945年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他的战机引擎被击中失灵，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着陆后幸好遇到村民。当时村民都很穷，但他们还是把过年剩的那一点腊肉拿出来，给吴其轺吃。乡亲们都说，他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神，四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排队来摸摸他。他住在当地坚决抗日的地主肖隆汉家里，肖隆汉天天设“百鸡宴”款待这位抗日英雄，甚至请回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儿子来陪吴其轺聊天。2005年，吴其轺曾和夫人、儿子一起，去辰溪寻找当年救护他的父老乡亲及其热情的肖隆汉一家。没有想到，肖隆汉和儿子在解放时已经被枪决了。
在辰溪住了两天，吴其轺就徒步赶往芷江基地。在离芷江80公里的怀化，他搭上了一辆货车，终于在17日安全回到芷江基地。在美国空军的档案中，仍然保存着吴其轺在这几天里的失踪记录。
向蒋介石借钱
在采访中，吴其轺多次说到蒋介石。
吴其轺是黄埔军校11期的学员，蒋介石常常视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也常常给他们训话。
每次，蒋介石都双手叉腰在大会上演讲：“你们毕业了，都要去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击日寇，就免不了牺牲。但是，为了国家、民族做出的牺牲是最光荣的！你们的父母，就是我蒋介石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就是我蒋介石的兄弟！你们的姐妹，就是我蒋介石的姐妹！你们的疾苦，就是我蒋介石的疾苦！你们的胜利，当然，也是我蒋介石的胜利！——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
吴其轺回忆，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最爱向来视察的蒋介石、宋美龄借钱。借了钱当然是不还的，大家在哄笑之中把调皮鬼“借”来的钱当场分掉，买香烟，买吃的东西。蒋介石也总是在所有的口袋里都放上钱，学员们甚至可以亲手翻翻他的口袋。
吴其轺那一批学员于1941年1月25日在昆明巫家坝毕业，1941年2月3日，去重庆白石驿大西别墅蒋公馆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中，蒋介石亲手给60位光荣毕业的学员授予“中正剑”。
吴其轺的同期学员多数人在抗日战争的空战中光荣牺牲了。
他说，中国空军军人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战死了，他的太太、孩子，由活着的战友接过来，组成家庭！继续抗日！继续生存！继续奋斗！
吴其轺现在还会唱黄埔军校的校歌——《陆军军官党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我问吴其轺，黄埔军校给了你什么？吴其轺回答：坚强的意志，和爱国的心！
吴其轺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生死考验时，我都用这样的话鼓励自己。我在空中对日作战飞行超过800小时，我击落过5架日本战斗机、运输飞机。奇袭日军汉口机场，我开轰炸机超低空飞行，一次炸毁停在机场跑道上来不及转移的十几架日机。我的军衔，在美国援华空军的中国军人中是比较高的。我的飞机三次被日军飞机重创，三次，我都是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我同样这样鼓励自己。”
飞越驼峰航线
日军占领越南后，中国只有通过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运送西方援华物资。1942年，侵缅日军先后攻占了中缅边境，切断了国际援华物资流通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为了保障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大批战略物资的供应，美方决定开辟从印度汀江到昆明南北的两条航线，1943年10月又开辟了从汀江到四川宜宾的航线和几条辅助航线。这些航线都必须避开日军在缅北密支那、八莫的机场，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和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因沿线山峰之间有如骆驼之峰，故称“驼峰”航线。
吴其轺曾四次飞越驼峰到印度接受美国提供的飞机。“每一次飞行，我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6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记得驼峰之险。当时的飞机性能差，最大飞行高度都在6000米至7000米以下，飞机只能在山峰之间的低凹处和山谷中穿行，非常危险。
在长达3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多架，双方参加人数总共有八万四千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英勇抗战。在飞越驼峰中，美国损失了468架飞机，中国损失了46架飞机，中美共损失飞行员1500人。
美国“驼峰”空运总指挥、印中联队少将司令官威廉·H·藤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战’期间，在两个友好国家间飞行，它的损失率竟然超过了欧洲战场上的对德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
吴其轺说，当时，由于生活物资的匮乏，所以，“多少次，战友们以为我回不来了，分了我宿舍所有的东西。多少次，我的战友们没有回来，我们大家怀着万分悲伤的心情分了他宿舍遗留的东西。但是，只有一条信念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生，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拼搏；我们死亦做中华民族的鬼雄！”
芷江洽降
“芷江”这个地名在吴其轺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位置。湖南省芷江县，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城，因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保护和锻造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曾给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提供机场而名震中外。抗战中，吴其轺在这里驻扎了4年多。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即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降使到芷江请降。吴其轺受命随中队长张昌国中校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
上午10点50分左右，吴其轺在洞庭湖上空发现一架飞机向西飞来。不一会儿，能清楚地看到这架飞机的机头机尾悬挂着长长的红布条。此时，张昌国通知：目标出现。接着，中方四架飞机将机翼摇动，向日机发出信号：我们是来押解你们的，而非打击你们。吴其轺驾驶P51战斗机，跟随张昌国在靠近日机时，拍了拍飞机头，用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表示跟我们来，日机跟着吴其轺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向芷江飞去……上午11时11分，在吴其轺和战友的押解下，日机循芷江上空绕场三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11时25分飞机降落。
下午3时20分，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参谋长萧毅肃将四份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今井武夫签署了备忘录的收据，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随后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战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24份备忘录。
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洗雪百年国耻，抵御外敌入侵首次胜利最后的一页。
吴其轺说，那一刻他流下热泪。他说，想起了抗日战争中无数牺牲的战友。
一生荣光
在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吴其轺作为美军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5大队的分队长，带领他的全体队员，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吴其轺回忆，应邀参加日军投降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近千人。
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等5人步入会场，就座受降席。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上将率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7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冈村宁次解下所带配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正。然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受降仪式约20分钟。吴其轺说：“这20分钟的精髓，贯穿我的一生，影响我的一生，升华了我的一生。”
我问精髓是什么？吴其轺回答：“中华民族是不能战胜的。正义的力量才是永恒的。”
我采访过的亲历日军投降仪式的人物仅有三人，他们分别是84岁南京的王楚英先生、香港88岁的林雨水先生，和杭州90岁的吴其轺先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15年中有三千多万人死伤，但是，见证日本投降的，时至今日也只有这三人了。
受降仪式约20分钟，这20分钟确实是吴其轺人生最为光彩的时间。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参加了88次空中作战，吴其轺获得盟军总部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另外还获颁“航空勋章”和“单位集体荣誉勋章”。
父亲来信促使起义
吴其轺说：“我参加抗日战争，是我父亲教育的结果。我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又是我父亲教育的结果。我第一次被日军击落后，屁股上中弹4发，直到今天，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是什么精神鼓舞我再上战场？一直到抗战胜利！还都是父亲教导的结果。”他的父亲吴銮仕，是开明士绅。1929年，他是马来西亚闽清华侨公会第一任理事长。
1948年，吴其轺在3000多名空勤人员中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航空分校留学，并在进修结束后到了台湾。1949年，他在台湾已经是中校军衔。他的父亲通过吴其轺的战友李晨的哥哥，香港泰丰公司的经理李念益先生悄悄捎来家书一封：
“我希望你回来！叶落归根！国民党之所以败走台湾，完全是因为腐败透顶！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吴其轺说，我当时就吓出一身的冷汗来，这封信笺如果让别人看见，我还有命吗？当时，在台湾的空军飞机只加少量的油，大约续航飞行30分钟，根本不可能飞回大陆。
吴其轺回忆说，有一天，我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美国空军少校John带领他的轰炸机分队降落台北机场。机会来了。我对John说，我想去香港玩玩。John说，来吧，我带你去。我就上了他的飞机。当时，台湾所有的机场都是戒备森严。可是，国民党军队不管美国军队的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吴其轺先到香港，找到共产党的组织起义投诚，1949年12月又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北京的南苑机场当教官。1950年他离开飞行，到浙江之江大学任教。在那里，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裘秋瑾女士。
后来他的战友说，当年吴其轺飞去香港第二天，军队通缉命令就传达下来了：“凡是看见吴其轺，格杀勿论！”——吴其轺在香港只停留六天，如果在香港多住几日的话，“海湾里出现的不明自杀浮尸”说不定就是他。
他的父亲吴銮仕，在全国刚刚解放不久，因为他和他的四哥都曾经是国民党军官，被枪毙了。
吴其轺说：“我的父亲从小教育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之所以奋不顾身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听从他的教诲。可以，我的鲜血，是为祖国留下的。”
三轮车夫
1950年的冬天，镇反运动开始了。吴其轺未能逃过此劫。三年后因政治审查不能通过，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监狱生涯。监狱中的吴其轺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劫。如果没有监狱的高墙和电网保护，还有今天的吴其轺吗？
1974年，从监狱出来的吴其轺找不到工作，就在杭州清波针织手套厂蹬三轮车。这一蹬就是六年，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日，一车装卸600斤，一天挣1元2角人民币。那时，他和妻子裘秋瑾带着两个儿子租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3块3毛。
因为蹬三轮车体力消耗大，他一顿饭要吃一斤以上的食物。杭州闻名的小包子，三个才一两，吴其轺父子三人起码要吃两斤，60个。他们怕一次吃60个包子吓着旁边的食客，就连着去三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白喝了9碗汤，别人看起来还文雅了许多。
1980年，吴其轺被恢复了政治名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被更多的人想起来。“在2005年9月，我参加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行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后，浙江大学的党委王副书记和孙部长代表党和政府，到我家，给我颁发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对我的人生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向世人宣告：我吴其轺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流的鲜血，——没有白流！”
现在，90高龄的吴其轺最为高兴的，是背诵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大会上的讲话：“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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